民国银行大佬居安思危：万一风潮再起，如何抵挡得住？

文│尹伯

时光沉淀智慧，纸墨凝刻匠心。在金融历史的星河中，民国时期是一段承前启后、风起云涌的篇章。彼时的银行家与从业者，身处时代激流，以笔为舟，以思为帆，在变革中探索现代金融的脉络。那些关于风控的审慎、服务的匠心、制度的构建，乃至金融与家国命运的联结，依旧叩问着今天的我们。

银行博物馆精心摘选民国金融人的手泽与心声，让过去的思索照进当下的实践，让那些稳健而鲜活的智慧，成为滋养现代金融发展的另一种源泉。在这里，可以遇见历史，更能看见未来。

位卑言轻未敢忘国忧

战乱之际给中行同仁的寄语

文：张嘉璈

民国银行家、实业家，先后担任中国银行副总裁、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被誉为“中国银行业之父”。

总经理于七月三十一日由济赴平，八月六日晚来津，七日乘“Goblenz”轮回沪，津行同人于七日上午，恭请莅行训话，兹记其大要如左。

（浦传铨、张英元、钱存谟记录）

今天时间很短，只能和诸位作简单的谈话。记得前年由大连到天津，曾与诸君会过一次，匆匆已逾两年。这两年中，先有九一八之变，继有上海战事，最近复有长城战事天天都在惊涛骇浪之中；国家的命运，和银行的前途，皆异常震撼，万分危险！因此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从来我们以为只要有饭吃，有事做，多赚点钱，多增点财产于愿已足；现在我们知道不然。如果国家弄不好，个人的生命财产，和经营的事业，绝对不能得到安全！

例如：一二八事件发生，上海停市两星期，我个人有四五天未睡，不知道开门的好还是不开的好；又不知开了以后，设有风潮，如何应付？即使本身安全，他行如有风潮，如何应付？正有四顾茫茫、不知所措之感。经过四五天磋商，方决定无论国家前途如何，银行先行开门。幸而国民爱国心发达，银行安渡难关。但是从今以后，大家都觉得时局一日不宁，事业一日不得安全。又如我们在东三省方面的分支行，现在虽然已能照常营业，但是举步都有戒心，处处都存顾忌。故知国家与个人和事业，是不能分离的。诸君在租界，也许还不甚觉得，如果置身北平，感觉便不相同。我从前曾到过东三省，但九一八以后再去，真不免有沧海桑田之感了。因为已如身入外国，其难堪的心理，比听见大炮飞机还利害。在此情况之下，自己虽得温饱，究有何人生乐趣？故欲求个人和事业的安全，应当忠于国家。但我们既非政府当局，不在其位，如何才能忠于国家呢？据我个人的意见，忠于职务，即是忠于国家。因各种事业，对于国家社会，均有相当价值，国家社会是由社会中各种份子之活动构成的。中国银行在社会的地位，尤其重要。无论政府机关，或工商、交通、农村各种事业，或地方公益善举，本行均直接或间接参与其间，发生密切的关系，犹之机器之小轮大盘，对于机器的转动，均不可或缺。所以说：忠于职务，即忠于国家。

位于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

可是要忠于职务，须由忠于自身始。现中国的银行行员，和外国银行行员比，其知识、能力、体格，无不相差十年程度，原因当然是人家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训练的关系。如果我们银行想与外国银行竞争，则我们银行行员，对于体力、知识、道德三者，非有充分的修养不可。现在我们往往有一种通病，就是说易行难，无论什么问题，总可以说得很好。但是做的结果有限；就是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倘能努力修养，对于外理行务，获有进步，自然达到忠于国家的目的。

以我个人言：三十五岁左右，身体极坏，自以为不能为社会做事了。于是随时留意修养身体，后来居然恢复健康，现在身体甚好，自信可以对国家社会多做点事。又如我进行时，对于银行事业，尚不甚明了，后来一面研习外国制度，阅览银行书籍，一面访求经验，两三年稍稍有所心得；在先我的英文不大好，到上海后补习英文，今已能勉强应用。现在行务更趋复杂，譬如我国农村有破产之势，如有人问我，对于农村问题，方针若何？那么，我非事先加以研究，不能置答。再则我们银行对于社会，所负责任甚大，几万万的存款和钞票，关系大多数人的身家性命，如果我们的道德，无相当修养，则银行信用，必不能保持不坠，所以体力、知识、道德三者，必须刻苦自修，方能达到目的，此即忠于自己。能够忠于自己，然后对于职务，方能有所贡献。

张嘉璈任职中国银行期间致金润泉、卞白眉的书信

近来常听人说：中国银行很有进步。但是本行之得有今日，中间曾经过多少艰苦。当民十风潮时，库存竭蹶，调拨煞费周章。困苦艰难，至今回想，还觉不寒而慄！但是艰苦为成功之母，近年之进步，实十余年来全体努力之功。所以我个人对于最近的情形不敢自满，而且事实也不容过分乐观。现在我们人位增加，开支因之增加；存款增加，付出利息也增加；放款增加，营业费也增加；外表虽然繁荣，而暗中担负一天一天的增加。担负加而收益不增，银行内容必至渐渐干枯。此后市面，只有坏，不见好，如果糊涂过去，以为无关紧要，则数年之后，万一金融风潮再起，我行如何抵当得住？这是最应该注意的。在今日如果不知当年的困苦，以为无须奋斗，犹如人家发财以后，传至大少爷，或孙少爷之手，不知创业之艰，所谓始动终怠，则前途黯淡，不卜可知？

我以为，第一应节省开支。所谓节省开支，并不是用消极的裁人方法，是用积极的方法，要大家增进办事的效能。如果每人能增加三分之一的办事能率，则全体行员千数百人，即可分出五六百人，来办新兴事业，或添设分支行。如是开支减少，成本减低，自然可以和人家竞争，这是我个人认为第一要点。

其次，我行同事，有一优点，同时亦一缺点。就是各人都很守本分。守本分原是美德，但是处今日竞争激烈时代，则有事事落后之虞。所以我们以前做生意，简直不能与人家比，近年稍好一点。我们应当注意，做生意不可等人家找上门来。因为找上门的生意，我们不知其内容，人家不要做的，才能找上门来，所以必需自己去找。例如社会上新增多少事业，中国银行可以参加多少，全体行员随时均应注意。又如内部工作人员，于存款、汇款、应付顾客的时候，不妨和颜悦色的探听他们的来源与用途，以备招揽生意。有了头绪，再报告经副理揽做。不应单靠经副理做生意，这是我认为第二要点。我们一方面减低成本，一方面积极招揽生意，因为有为社会服务的精神，而成本又低，即可以做到所谓“价廉物美”的四个字，则各项好的生意，当然向我们行里来做。相信这两点做到，则营业竞争无论如何剧烈，本行的主顾，必是头等主顾；本行的生意，必是头等字号生意。一样吃倒帐，本行必居少数；一样营业不振，本行必可勉敷开支官利。则三四年内即使有风潮发生，我们中国银行可以不致摇动，或者还可稍有余力，以扶助同业。

战争环境中，在烛光下坚持工作的中行员工

可是如何做到这两点呢？唯有希望诸位，时时记牢我行过去的困难情形，不可以目前情形自满。我个人在行工作，将近二十年，不敢稍存自满之念，日日以为自己能力不足，增加奋勉。诸君也应抱同样精神，不可以为自己在行多年，年岁已老，马马虎虎算了，我们必须永远抱奋斗精神。有人说：中国银行行员年龄，平均四十岁左右；上海银行行员平均三十岁左右。人家以为中国银行老大，但是我不承认。因年岁大的，在行年久，经验丰富，可以知行内一切经过，而且有以往工作的成绩，可以担保其人之可靠。但是，不可自以为老而无用。我在上海仍每日打网球，虽技术不精，但为锻炼身体计，不管好坏，不管年龄，还是要打。学问道德的修养，也是一样。我以为年少者，固然要勇往直前，不可自轻，年老者亦须奋发有为，尽其所能，不可自弃。大家通力合作，庶几达到减少开支，增加生意之目的，以策行务之进展，而渡将来之难关。以上所说的忠于自己，忠于职务，忠于国家的道理，大概如此，希望诸君各自努力。

——节选自《中行生活》第二十期，1933年11月1日

这篇由张嘉璈写于1933年的文章，深刻地揭示了个体与国家的命运不可分割，提醒我们在任何时代都应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自觉。文章将抽象的爱国情怀，具体化为“忠于职务即是忠于国家”的务实理念，这对于我们每一位金融从业者而言，是极具操作性的价值指引——做好本职工作、追求专业卓越，便是对社会的切实贡献。面对竞争，张嘉璈强调的持续学习、在体力、知识与道德上刻苦自修，正是我们当今所倡导的终身学习与自我革新精神。全文通篇贯穿着一种永不自满、永远奋斗的进取哲学，这种将个人修养、职业伦理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思考，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这份来自1933年的凝视，清澈而深邃。它告诉我们，无论技术如何迭代、产品如何创新，金融的根基，永远是人，是责任，是那份将个人修行与时代命运相连的古老情怀。这或许，就是我们在这变幻莫测的数字时代，最不该丢失的“老派”与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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