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病逝4年后，彭钢向中央提出一个请求，王震：只有小平能办

一九七八年深秋的一个清晨，西安城外薄雾初散，四十岁的彭钢把行囊丢进硬座车厢，心里却比天气更沉。火车轰鸣，她脑海里反复闪现十六年前伯伯在灯下疾书长信的情景——那封交给毛主席、厚达数十页的诉说，竟成了老人留给她的最后嘱托。如今，许多蒙冤的老同志已陆续回到工作岗位，唯独伯伯的名字仍被尘封。彭钢暗下决心：自己必须把那封信再送进中南海。

想到“怎么写”这个问题，她犯了难。伯伯说过的话、庐山会议前后的风云、三线建设时的孤寂，全像碎片一样散落。可是这位女工程师很快找到了锚点——十六年前伯伯为她一遍遍讲述的信件，或许正是留给后人的“口供”。那天夜里，灯火映在窗玻璃上，她摊开稿纸，一支接一支地点燃香烟，直到天色发亮，桌上已是厚厚一叠手稿。

信写好后，她带着忐忑奔赴北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看完，沉吟半晌，对她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事我做不了主，只有小平同志能够办。”一句话，把彭钢送上更高的台阶，也把她推向回忆深处——因为伯伯和邓小平的交往，早在晋察冀的烽火年代就结下深厚友谊。

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设在太行山。彭德怀是副总指挥，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白天，他们并肩过沙场；夜里，常在油灯下摆地图、写电文。一次作战会议，彭总拍桌子：“日军不剿，我们就不打？非得主动出击！”小平抬头接话：“干！”粗犷与睿智在浓烟里碰撞，酝酿出后来的“百团大战”。战争年代的风雨同舟，让两人相知相惜，也埋下了日后相互扶持的伏笔。

建国后，两人却分守不同战线。朝鲜停战后，彭德怀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没多久他就向毛主席推荐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理由简单——“他懂部队，精明能干，身板硬。”尽管那时小平还肩负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重任，未能如愿调任，但彭德怀的推举在党内传为佳话。两位元帅级人物因此结了更深的情谊。

然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风暴卷走了彭德怀的戎马荣光，也让他与人世的距离越来越远。被下放、再被隔离，彭德怀的世界愈发狭小，唯一能说心里话的就剩下常探望他的彭钢。老人反复提起那封长信，惟恐真相湮没。有人劝他说“忍一忍”，他却固执：“我不能骗自己。”话语铿锵，却也藏着无奈。

一九七四年，彭德怀病逝北京。骨灰并未按惯例留在八宝山，而是被悄悄送往成都，改名“王川”封存。如此安排，是出于“非常时期”的无奈，也给后来追悼留下巨大难题：骨灰在哪？谁来给他主持公道？

回到一九七八年，北京的气氛已悄然更迭。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拨乱反正成为共识。王震把彭钢的长信递到邓小平案头。小平认真翻阅、眉峰紧锁，许久后淡淡一句：“彭总的事，该解决了。”随后，一纸决定：为彭德怀彻底平反，举行中央级追悼会。

真正头疼的是骨灰去向。中办电话打到成都机场、省军区、地方火化场，答复都是“不知情”。关键时刻，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站了出来：“骨灰在成都，化名保存，请尽快接回。”中央派专机飞赴蓉城，省委办公厅连夜护送，骨灰终于启程北上。十二月二十二日晚，西苑机场灯火通明，迎接队伍静立寒风中。机舱门一开，哭声四起，昔日战友景希珍捧着小小木盒走下舷梯，彭钢双手接过，泪如泉涌。

两天之后，人民大会堂庄重而肃穆。邓小平致悼词，回顾老战友半个世纪的战斗生涯，言辞简洁，却句句千钧。会场里，久别重逢的老八路、老红军额上沟壑纵横，他们默默脱帽致敬。自此，“罪名”灰飞烟灭，“开国元帅”四字重新镌刻在共和国史册。

追悼会后，中央责成有关部门落实政策：补发工资、恢复名誉、整理文献。浦安修把补发款分作三份：一份缴党费，一份慰勉老部下，一份捐给家乡乌石小学，了却彭德怀生前未竟的心愿。家乡政府也投以六万元，重修校舍，添置仪器，村口立起一行字：“彭德怀将军母校”。

与此同时，“彭德怀大事记组”在军委备案。浦安修挑灯夜读伯伯留下的日记、手稿、勋章，和编写组同志一起，断句、考证、对照档案，把《彭德怀自述》推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书稿付梓，第一次完整呈现了彭老总的人生轨迹，其间不少史料成为后世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重要依据。

时间拨到一九九六年。彭德怀诞辰百年将至，七位侄儿侄女联名上书，请求将伯伯骨灰迁回湘潭故居，与早逝的两位弟弟合葬。一纸申请很快获批。三年后，寒冬腊月的二十八日，专机降落长沙黄花机场，机舱内那方木盒稳稳端坐。山风冷冽，松涛作响，灵车缓缓驶向乌石山麓。简单的安放仪式后，青石新冢覆土成坟，彭德怀终于“回家”。

“伯伯，咱们到家了。”哽咽声中，四散数十年的往事仿佛也归于宁静。那封信，那个请求，一句“只有小平能办”，至此全部有了圆满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