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38个儿女送国外，临终告诫说：不准为中国效力，一女臭名昭著

1924年春，北平协和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年过五旬的肃亲王善耆靠在枕上喘息。他的视线昏花，却仍习惯性地搜寻龙旗的影子，好像那面旗帜只要出现，大清就能奇迹般归来。事实却是，旗已降十多年，旧日的荣光再也拼不回。

时针拨回1912年2月，清帝逊位的诏书落墨。那一刻，多数皇族默默收拾金银细软，打算与新时代和平相处；只有善耆认定，这不过是隆科多朝车辙里的意外交错，迟早会被纠正。正因如此，他开始四处张罗资金、招募旧部，暗地联络各种势力。

有意思的是，他很快遇到志同道合的川岛浪速。这位日本武士之后在上海、旅顺、奉天盘旋多年，擅长用满口流利的中文与满满的野心打动人心。善耆要复辟，川岛要满蒙，二人一拍即合。

1912年春，良弼被炸死的消息传来，善耆大受刺激。他抓住机会向川岛提出设想：借日本军火，拉拢蒙古骑兵，从东北突入直隶，再拥立溥仪。川岛暗中欢喜，立刻递上第一批步枪和机枪。结果，枪一出库，清室遗老还未起兵，北洋系已布下重兵，计划胎死腹中。

失败并未让善耆冷静。1916年袁世凯称帝又身亡，北洋军阀内斗不断，他误以为天赐良机，跑到东京四处借款，甚至以王府古董作抵押，仍旧凑不齐成军的花费。那一年他五十二岁，已被高血压和糖尿病折磨，却嘴里念叨“第三次机会一定会来”。

身体急速衰败让他开始盘算另一条路——把希望押在下一代。善耆前后一共育有三十八名子女，其中二十一子十七女。1922年起，他先后遣人把孩子送往蒙古、朝鲜、日本、欧美，甚至远到古巴。每送走一批，他都嘱咐一句：“记住，别为中国效力。”

最特殊的安排落在第十四女显玗身上。1923年冬，川岛浪速到北京探望善耆，正好碰上善耆病危。善耆把显玗牵到榻前，郑重说：“她跟你姓，望你代我教养。”川岛当即行武士礼接过。小女孩仅六岁，被改名为川岛芳子，自此脱离宗室谱系。

“把这话刻在心里，谁敢违背，便不是我善耆的子孙！”临终那天，善耆声嘶力竭留下最后一句话，然后合上眼睛。那一年是1924年11月，他五十七岁。守在榻前的子女并不哭，他们似乎都把父亲的遗言当成了唯一的人生坐标。

芳子被带到东京，进了丰岛师范，再升入松本高等女子师范。她面容秀雅，却偏爱击剑、骑马、射击。在川岛浪速的影响下，芳子把“复辟满蒙”当成少年志向。1927年，芳子短暂回到北京，为了取得兄长宪立的支持，主动提出与蒙古王公甘珠尔扎布联姻。三年后，她甩手离开蒙古，声称“合作基础太弱”，再次回到日本军部的怀抱。

1931年9月18日夜，南满铁道柳条湖段爆炸，关东军发动侵占东北的行动。芳子剪掉长发换上军装，自称金碧辉，策划成立“安国军”，招揽清室旧部百余人，随日军南北奔走。在长春、四平等地，她骑高头骏马公开招降，用一口半生不熟的东北话喊：“这是复兴的机会。”不得不说，这场闹剧让不少贫困旗人跟着走向歧途。

东北陷落后，芳子帮忙安排溥仪入新京，又数次替关东军到热河、察哈尔疏通蒙古王公。期间，老百姓唾骂“男装格格”，而她装聋作哑，继续领赏银、办舞会、享灯红酒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投降诏书。三日后，芳子在天津意欲乔装南逃，被地下工作者识破。押解进京途中，她仍自诩“满洲国大将”，可双手却不断颤抖，显然比任何人都清楚大局已去。

1948年3月25日，北京第一监狱刑场传来一声枪响，川岛芳子倒在晨雾里，年四十二岁。她的日记被收缴，上面贴着父亲善耆的遗像，旁边写着一句注释：“我生为复国而来。”遗憾的是，复的不是国，只是一场为侵略者服务的幻梦。

回过头看，善耆把子女送出国门，本想以血缘换取政治筹码，结果摧毁的却是他们与故土之间最后一丝情感纽带。三十八名子女，有的客死异乡，有的终身隐姓埋名，只有芳子因罪行昭著写进史书。但凡当年善耆能在龙旗落地时认清潮流，或许命运会是另一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