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黄永胜在狱中写信给毛主席，主席看后给监狱批示了九个字

信写得并不长，只有千余字。开头是习惯性的军人报告：“主席阁下，永胜有事禀报”，随后便是连珠炮似的回忆：秋收起义的山林、井冈山的枪炮声、血战湘赣的泥泞路、辽沈夜空下的急行军……这些场景在他笔下层层铺陈，像要证明自己并非反革命，而是带伤的老兵。收笔处，他只有一个要求：“恳请主席体恤，准我得饱暖。”

看守员把信递到中央警卫团，警卫团又递到中南海。经再三斟酌，信被放在主席书桌的绿呢台布上。毛泽东翻开信纸，眉头一挑，很快读完。沉默良久，窗外灯光映在他斑白的鬓角，他提笔写下九个字：“有资格吃好，应该吃好。”随后把纸推回：“照办。”在场的警卫愣住，低声问了句：“主席，还要注意些什么？”毛泽东只淡淡回了一句：“人不能忘本。”

旁观者的疑惑来自直觉：黄永胜正被押着审查，还大谈“吃好”，这不是示弱又示强吗？可在毛泽东记忆里，这个湖北咸宁孩子却留下了另一面。1930年，红一方面军二打赣州，黄永胜挎着驳壳枪带一个营夜渡章江，“一连串手榴弹把敌人炮楼炸出火花”，才21岁的他被临阵提拔为团长。到第四次反“围剿”，他又带伤接连打了三仗，收编了郭炳生叛逃出去的两个团，把六百来号人原封不动送回根据地。那会儿的红军最缺的是活人，何况还带枪带炮，毛泽东自然记得牢。

抗战全面爆发后，黄永胜转战冀东、冀热辽，留下“半截被子”故事的并非只有湘赣那几位红军女战士，黄永胜同样命令战士拆下棉被支援村民，一句“老百姓这个冬天也得过”，在根据地传颂多年。东北解放战争时，黄永胜兼任四野第四纵司令，二下锦州城、连克四平街，敢打日夜兼程的穿插，林彪对他赞不绝口。1949年平津会战开局不顺，他闷头带部队兜抄唐山侧翼，堵死退路后再回马枪南下，一仗捣断蒋军东撤希望。此后南下大军出关，他一直鼓吹“下江南，一扫残敌”，终于在1950年边走边打重创白崇禧部。1955年授衔，他的佩枪是延安时期缴获的捷克造ZB26，他说那是“跟我一起长大的”。

然而功劳簿的另一边，锋芒毕露也酿成危险。延安整风时，他因“态度强硬”被批评；解放后，海军要城防炮，他一句“海上龙王少管陆地事”呛得对方下不来台。1966年起，林彪一路高升，黄永胜被调任总参谋长，戎装未脱便走进政治漩涡。对军内“突出政治”的激进做法，他从心底抵触，却又不愿失去靠山，便采取“半推半就”的姿态。1971年“九一三”前，林立果编写“571工程纪要”，不少要害处都有黄永胜影子。事后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最后知情”，但批评者指出：身为总参谋长且久任空军政委，若不默许，哪来油料、机务、航线？

9月底，中央下达谈话通知。黄永胜赶到人民大会堂时，才发现会场灯全熄，门一关，铐子便上了手腕。短促的慌乱过后，他的士兵本能冒头，想趁黑冲出去，却被几名战士扑倒。面对周总理平静而坚定的声音，他嚷着“我是冤枉的！”那声嘶喊在大厅里回荡，却终被记录为笔录中的一句无力辩解。

押入看守所后，他难以接受现实，整夜踱步。十多天过去，精神近乎崩溃，为了“自救”，他写信。奇怪的是，信里少有托辞辩解，多是战场往事、负伤情况、对国家前途的忧心。结尾处那句“愿主席念我旧日之功，允许我不挨饿”确似肺腑之言。有人说他狡猾，有人说他率真；恐怕连他自己也分不清，两种性格纠缠一处，正是他一生的缩影。

毛泽东的批示落实得很快。次日，看守所食堂给黄永胜加了一个煎鸡蛋、一碗肉丝面。旁人背后嘟囔：“这就是‘吃好’？”然而在当年高度紧张的“审查组伙房”里，这已是极大的优待。更关键的是，这份待遇意味着中央没有把他打入另册，还留着观察与改造的余地。也正因为如此，1973年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八年，而非更重的终身或死刑。

狱中岁月里，黄永胜保持军人习惯，凌晨五点准时起身，抄《毛选》，打扫监室，自称“给自己站岗”。据同监者回忆，闲聊中他常叹一句：“人争一口气，气过去了，后悔晚矣。”1980年底，中央开始全面清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卷，他在汇报材料里承认“从众糊涂”，请求“给晚辈留出路”。最终，他的子女确未因父案受阻。

1984年4月，黄永胜确诊膀胱癌，获准保外治疗。搬到青岛疗养院时，他神情木讷，只在夜里拿着一张旧照片发呆——那是1949年北平入城式，他站在方阵最前列。病重时，他把长子叫到床边：“给我找身旧军装，扣子齐整的那种。”儿子一夜之间托人备齐胸章、金星。换装完毕，老人摸着领章久久不语，第二天清晨，在海风里停住了呼吸，享年七十四岁。

黄永胜的轨迹像极了一架战机的飞行曲线：起飞急骤，升到云顶，突然失速，坠落后在跑道尽头静默。功过是非，历史自有评说；毛泽东那九个字里既有肯定，也暗含警示——做过的事，流过的血，不会因为晚年的错误而被抹去，但人这一生，终究要为全盘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