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游民文化的中外社交媒体建构差异与共性研究：基于小红书与Instagram的跨文化对比分析

摘要

数字游民文化在社交媒体平台的中介下呈现复杂跨文化特征。本研究以小红书与Instagram为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探究平台规则与文化语境互动中，该文化究竟是呈现趋同的“全球亚文化”趋势，还是被本土收编为文化商品？通过对400份样本的多模态分析发现：内容上，小红书以实用议题和“可行性自由”为导向，Instagram则构建“理想化自由”的美学叙事；视觉上，前者“自然与工作融合”场景呼应中国“天人合一”理念，后者海滩等景观体现西方现代性逻辑；互动与身份建构上，小红书用户聚焦现实焦虑与“突围式生存”，Instagram用户则赞美理想生活并打造商业化IP。研究揭示，数字游民文化既非纯粹本土抵抗亦非完全全球趋同，而是平台通过“向内渗透”与“向外延伸”共同形塑的“第三空间”，最终将自由包装为可售卖的文化商品。本研究整合文化混杂性与平台资本主义视角，为理解数字游民文化的媒介化建构提供了新路径。

关键词

数字游民文化 跨文化传播 文化混杂性 平台资本主义 媒介化建构

Abstract

Mediated by social media platforms, digital nomad culture exhibits complex cross-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takes Xiaohongshu and Instagram as research subjects, employing content analysis to explore whether this culture converges into a “global subculture” or is appropriated as a cultural commodity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latform rules and cultural contexts. Through a multimodal analysis of 400 sampl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in terms of content, Xiaohongshu prioritizes practical topics and “achievable freedom”, while Instagram constructs an aesthetic narrative of “idealized freedom”. Visually, the former presents scenes of “integration of nature and work”, reson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whereas the latter features landscapes such as beaches, reflecting Western modernity logic. Regarding interaction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Xiaohongshu users focus on real-life anxieties and “breakout survival”, while Instagram users celebrate idealized lifestyles and cultivate commercialized IPs.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digital nomad culture is neither purely local resistance nor complete global convergence. Instead, it is shaped by platforms through “inward penetration” and “outward extension” into a “third space”,ultimately packaging freedom as a sellable cultural commodity. Integrating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hybridity and platform capitalism, this research offers a new pathway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diatized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nomad culture.

Keywords

Digital nomad cultur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hybridity Platform capitalism Mediatized construction

在云南大理的共享办公空间里，一位中国博主录制视频：“逃离996后，我实现了月入三万的数字游民生活”；与此同时，巴厘岛苍古海滩的日落时分，美国青年在Instagram发布动态：“Here’s why I quit my corporate job to code from paradise”。这两帧来自地球两端的数字叙事，共同指向一个全球性现象——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这个曾被贴上“边缘”“反叛”标签的群体，正借助社交媒体完成前所未有的主流化与可见性转型。

据统计，2022年全球数字游民数量已近3500万，预计2035年将超过10亿。[1]这一浪潮背后，是后疫情时代远程办公模式的普及、全球化流动的深化，以及愈发显著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当“上岸”“躺平”成为中国青年的生存隐喻，当西方“安静辞职”（Quiet Quitting）运动席卷职场，数字游民以“地理套利”“慢游牧”（Slomad）等实践，试图重构工作与生活的意义边界。社交媒体不仅是其生活方式的展演场，更是文化意义的核心生产机制。小红书与Instagram作为中西方最具代表性的视觉化生活方式平台，汇聚了海量的数字游民叙事，并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分配与视觉符号生产，深度中介其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

然而，在宣称“去地域化”的数字游民社群中，本研究观察到一种文化差异：小红书的生态充斥着“大理治愈内卷”“安吉DNA公社”的本土化、务实化叙事；Instagram的#digitalnomad标签下，则是将东南亚海滩与拉美市集奉为“精神疗愈圣地”的全球化、美学化想象。这引出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中介与特定文化语境互动下，数字游民文化究竟呈现趋同的“全球亚文化”特征，还是被差异化的本土话语收编为新型文化商品？其建构差异的内在逻辑与机制为何？

1 文献综述

1.1数字游民：从概念旅行到平台化展演

数字游民的概念最早由牧本次雄和英国记者大卫·曼纳斯于1997年提出[2]，预言技术将使人回归迁徙本性。西方学界已构建相对完备的研究体系，涵盖其工作类型（零工经济、远程工作）、价值秩序（生活型、公民型、市场型）及其作为新自由主义与技术发展产物的批判。中国本土研究则聚焦于该群体的乡村嵌入、对城乡融合的影响，以及其面临的劳动权益与身份认同困境。

近年来，学者们日益关注其身份的媒介化建构，尤其是社交媒体在其中的核心作用。研究指出，数字游民通过平台进行精心的自我展演，其叙事往往围绕“自由”“自主”与“冒险”等核心价值，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与话语美学[3]（Bozzi, 2020）。然而，这种展演远非单纯的个人表达。克劳汀·博诺等人的研究深刻揭示了数字游民中“生活方式推广者”如何将其身份与经历系统性地货币化与商品化，平台成为他们构建个人品牌、兜售课程与社群会员的关键渠道[4]（克劳汀·博诺等，2024）。在中国语境下，张文娟（2024）关注到中国数字游民身份的“媒介化制造与协商”，指出其深度依赖媒介平台的集体想象，实质上仍是一种“未竟的身份”。[5]

然而，现有关于数字游民社交媒体建构的研究存在明显局限：多数研究聚焦于单一平台或文化语境。这种分析路径难以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当同一全球性亚文化遭遇不同的主流平台和在地文化时，会衍生出怎样差异化的表征？这便需要引入跨文化与平台比较的视角。这正是本研究的切入点。

1.2 理论透镜：文化混杂性与平台资本主义

既有理论为理解差异提供了两种主要路径，但二者尚未被有效整合。一方面，跨文化传播理论为解读内容风格差异提供了经典框架。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6]（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有助于理解为何西方平台内容更突出个人成就，而中国平台更注重经验分享与群体互动。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7]，则可解释为何小红书笔记倾向于翔实、依赖语境的长文本“攻略”，而Instagram帖子多为直白、抽离语境的视觉冲击与情感抒发。这些理论预设了文化背景对传播内容的决定性影响。

另一方面，平台研究则揭示了技术架构与商业逻辑的形塑力量。Nieborg和Helmond发现平台通过“向内渗透”（制定规则、算法推荐以规训用户生产）与“向外延伸”（将流量引向外部商业生态）的双重过程，主导文化生产。[8]小红书基于搜索与社区互动的“实用攻略”生态，与Instagram基于视觉美学与瞬时传播的“造梦”机制，本质上反映了二者迥异的平台逻辑与变现模式。

为超越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简单二元论，本研究采用文化混杂性理论。霍米·巴巴提出的“第三空间”概念，强调文化相遇时会产生既非纯粹本原亦非完全他者的混合形态。[9]数字游民文化在跨平台流动中，正生成这样一种混杂身份：它同时承载全球性“数字游牧”想象与地方性生存策略。

1.3研究空白与本文定位

当前研究的盲区在于：文化解释路径往往忽视平台作为具有自身利益与规则的“能动建构者”角色，将差异简单归因于静态的文化特质；而平台政治经济学路径则可能淡化深层次文化心理与符号系统对内容生产与接受的持久影响，难以解释同一平台内为何不同文化群体生产的内容依然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数字游民文化在社交媒体上的呈现，既非纯粹的全球趋同，亦非简单的本土复制，而极可能是平台规则与文化语境复杂互动的产物。要系统揭示这一建构过程，急需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指出应将文化混杂性理论与平台资本主义分析相结合，将数字游民文化视为一个动态的“第三空间”。通过对比研究小红书与Instagram这两个植根于中西不同文化土壤的标杆性平台，本文试图追问：平台的算法逻辑、流量机制与商业生态如何与本土的文化心理、社会现实与话语传统相互作用，共同筛选、塑造并商品化数字游民这一全球性文化符号？

2 研究方法与设计

2.1 研究平台与样本

本研究选取小红书与Instagram作为比较对象。二者虽然都由“标签系统+算法推荐+用户生成内容”构成，但文化与市场环境大为不同。小红书是中国领先的生活方式社区，月活用户超3亿，内容以图文长笔记和实用分享为主；Instagram是全球性视觉社交平台，月活用户超16亿，特点是图片美学和瞬时分享。

研究者在两平台分别以“数字游民”和“#digitalnomad”为核心标签，在2023—2025年时间段按自然热度排序各采集250条帖子。经过清洗获得400条有效样本（两平台各200条）。样本涵盖文本、图像、视频、互动数据及博主个人信息，构成多模态分析数据库。

2.2编码与分析

研究构建了涵盖文本、图像、互动、用户主体四个核心维度的编码框架：

（1）文本维度：主题分类（8大类，如工作与职业、旅行与目的地）、价值观表达（7大类，如自由与独立、批判与反思）、情感强度（五级量表：强烈积极至强烈消极）、叙事结构与语言风格。

（2）视觉维度：图片的场景类型、人物形象、色彩风格、符号元素；视频的内容主题、镜头运动、叙事结构。

（3）互动维度：点赞、评论数量；评论内容的情感倾向与主题类型。

（4）主体维度：博主性别、粉丝量、昵称特征、个人简介中的身份标签与价值观陈述。

为清晰说明，本研究以“情感强度”为例展示编码类目（见图1）。 其他维度（如价值观、视觉符号等）的编码均依据类似原则构建，以确保分析的系统性。

图 1 情感强度五级量表

编码由两名研究员完成，信度检验（Cohen’s Kappa）显示各类目一致性介于0.73~0.88之间，结果可靠。分析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并利用Python等工具进行文本分析与词频统计。所有数据均进行匿名化处理，以保护个人隐私，所有所采集数据仅用于学术研究，未涉及商业用途。

3 研究发现

3.1 文本内容：实用主义与美学导向的分野

研究数据表明，小红书内容以中文（95%）为主，平均帖文长度达到440字。平台用户习惯通过详细的文字分享经验或攻略，为读者提供可复制的“干货”。例如，样本中一篇题为《18岁985退学，我怎么赚钱在世界流浪》的笔记，长达882字，讲述了从退学、自立到全球探索的个人成长故事，分享了如何成为自由职业的途径，输出了“金钱是探索的奖励”这一价值主张，该笔记获得34,764次总互动，引起了许多受众共鸣。而Instagram，内容语言以英文（88%）为主，平均帖文仅100词，具有鲜明的“轻量化表达”倾向。语言简洁、分享即时感受，例如“Finally starting to feel like a local”。这一差异源于不同的语言特性与用户内容消费习惯：中文信息具有高密度特征，用户偏好深度解读，而Instagram作为视觉优先的平台，其用户更适应快速、碎片化的浏览模式。

在主题方面，根据对比数据，小红书的内容主题高度聚焦于“远程工作岗位”（24.5%）、“自由职业与创业”（19.5%）以及“数字游民社区”（9.5%）等务实视角。其价值观表达也与之匹配，以“生活方式与选择权”（29.5%）、“技能与职业发展”（23%）和“理性选择与实践”（7.5%）为核心。高频词分析（图2）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印象：“数字游民”“工作”“收入”“社保”“平台”“申请”等词汇占据中心，关联词包括“副业”“自媒体”“技能变现”“焦虑”“迷茫”。这映射了中国数字游民群体在当前发展阶段的核心诉求：如何找到可靠的远程收入来源、如何应对社会保障缺失的现实挑战、如何通过具体方法论（如运营自媒体）实现职业转型。这种工具理性导向，与国内“数字游民”实践尚处于探索期、个体更关注生存与落地问题的社会语境紧密相关。

图2 两平台文本词云对比

Instagram内容主题以“旅行体验与攻略”（18.5%）、“远程工作岗位”（16.5%）和“目的地推荐”（13%）为主。其价值观表达中“生活方式与选择权”一项占比高达43%，远超小红书，同时“文化体验与融合”（12.5%）也占有显著位置。这表明Instagram上的数字游民叙事更侧重于生活方式的美学化呈现与跨文化体验的消费。其高频词云包括“Travel”“Life”“Dream”“Amazing”等词汇，构建了一个充满冒险、自由与积极情绪的“理想化”形象。词汇如“create”“business”“brand”“coach”则呈现了其叙事中个人品牌打造与知识付费的商业化倾向。这种呈现方式，契合了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对“体验式生活”与“自我实现”的价值倡导，将数字游民塑造为全球探险者与生活设计师的角色。

在情感表达上，小红书以“适度积极”（53.5%）和“中性/混合”（23.5%）为主导，内容常辩证地同时展现自由办公的满足感与“收入焦虑”“社保缺失”等现实压力。例如，《27岁，17份工作，主打乱七八糟地活着》一文在分享多元职业体验的同时，坦诚揭示了“空间自由，时间不自由”的困境以及“年龄焦虑”，最终落脚于“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反观Instagram，情感由“强烈积极”（37%）和“适度积极”（47.5%）绝对主导，极力规避负面情绪的表达，帖子常充满对“不可思议旅程”的感恩与歌颂，形成一种高度滤镜化的积极叙事。

这种情感表达的分野，可以从文化维度理论中获得解释。根据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的理论[10]，中国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交流依赖于共享的文化背景与语境，情感表达倾向于含蓄、内敛、中庸，强调维护群体和谐，符合“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而西方文化（如美国）属于低语境文化，依赖显性编码进行直接沟通，鼓励个体情感的直接表达，并将其视为真诚和个性的标志。此外，费孝通提出的中国“差序格局”与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差异[11]，也影响了责任叙事的权重，这在用户关于“家庭责任”与“自我实现”的讨论中可以看到。

在叙事结构上，小红书以“攻略分享型”（40.5%）和个人故事型（42.5%）为主，其标题常采用“个人经历型”（如《32岁不上班，围观数字游民搞钱方式》）或“解决方案型”（如《美元小时工：9个线上工作平台在家赚美金》），结构多为“痛点引入－方法展开－价值升华”。Instagram则以“个人故事型”（52.5%）叙事为核心，通过第一人称的碎片化、瞬间化的生活分享（如“我们决定在巴厘岛多待一个月，爱上了数字游民的生活。”）来增强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

3.2 视觉图景：“山居办公”与“海滩消费”的文化地理隐喻

小红书图片中“工作场景”占比高达45%，显著高于Instagram的21.8%。在包含人物的图片中，人物处于“工作状态”（使用电脑）的比例高达65%（Instagram为39%）。象征远程办公的核心符号——笔记本电脑（出现率54%）、咖啡杯（39%）、绿植（48%）——出现频率均显著高于Instagram。视觉风格上，小红书图片的文字内容占比高达66%，多为招聘信息、技能标签等实用文本，且四宫格拼图（17%）等复合排版形式较常见。其自然意象多呈现山脉、沙丘、田野，与工作场景深度融合，形成 “人在景中作” 的视觉叙事（图3、图4）。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提出“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许多国内数字游民社区也依照这一理念进行设计。例如，大理的NCC（Nomad Co-Living & Co-Creating）社区、四川资阳的DNβ数字游民村等，其官方或用户分享的图片都强调社区坐落于自然山水之中，工作和生活空间与自然环境有机交融。（图5、图6）

图3 小红书图片样本55 图4 小红书图片样本72

图5 小红书图片样本24 图6 小红书图片样本64

这种视觉建构，呼应了中国作为大陆农耕文明发源地的“恋地情结”。学者段义孚指出，“恋地情结”是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纽带，当地方在人的体验中不断被赋予情感和价值后，它就成为人类自我的有机组成部分。[12]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特性及“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使得自然在文化想象中常被视为精神的归宿与安宁的源泉，而非征服的对象。山脉意象承载着稳固、根基与生存保障的集体记忆。因此，小红书上的视觉叙事可被概括为 “新士大夫游牧” ，它延续了传统文人士大夫寄情山水、寻求超脱的精神追求，将数字游民生活诠释为一种在现代社会中“避世而不出世”、于自然中安顿身心并完成事业的修行。这暗合了中国文化对“桃花源”的想象——一个存在于现世之中、调和了世俗劳作与精神自由的理想栖居地。[13]

Instagram图片更侧重“城市景观”（25.9%）与“社交/聚会场景”（5.4%，小红书为0）。人物形象中，泳装出现频率（28%）远高于小红书，太阳镜等度假符号更常见。视觉风格上更注重构图的设计感与滤镜的使用（32%），中心构图比例高（41%），文字占比低（46%），且文字内容多为地点推荐或签证信息。其高频出现的自然意象是海滩、棕榈树、日落。在这些图片中，自然更多作为被凝视、被消费的景观而存在，人物常以“凝视者”或“体验者”的主体姿态立于画面中心，凸显人对美景的占有与享受（图7、图8）。

图7 ins图片样本21 图8 ins图片样本67

这与西方海洋文明的开拓传统与资本主义的“景观社会”理论有关。地理环境的开放促进了对外探索与冒险精神，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将自然风景商品化为消费和展示的对象。这种叙事可以概括为 “资本游牧” ，数字游民生活被呈现为一种全球化的、美学化的消费体验，呼应了西方文化中对“伊甸园”的想象——一个需要去追寻、征服并享受的失而复得的乐园。

视频内容特征的对比方面，小红书视频以中长视频为主（120秒占65.4%），主题聚焦“职业转型与经验分享”（35%）、“生活方式批判与反思”（23%）及“实用工具教程”（19%）。拍摄上固定机位主导（75%），依赖长段旁白与详细字幕，叙事结构多为“生存指南”式的三段论（痛点－方法－升华），属于“高丰富度媒体”。Instagram视频则以短视频为主（≤15秒占55.6%），主题多为“理想化办公”（35%）与“冒险时刻”（28%），大量使用移动跟拍（60%）、快节奏剪辑和高饱和度滤镜，背景音乐轻快，字幕简短，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瞬间抓住注意力，属于“低丰富度媒体”。（图9、图10）。

图9 小红书视频样本11 图10 ins视频样本53

3.3 互动生态：现实问题的公共讨论场与理想生活的视觉赞美圈

对互动数据的量化分析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区参与模式与生态氛围。如表1及图11所示，小红书的互动量（点赞、评论）分布相对集中，方差较小，且整体互动率（基于粉丝量的点赞率与评论率均值）高于Instagram。点赞数与评论数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图12），表明用户既有点赞认可的习惯，也积极参与评论讨论，体现了强社区互动与公共讨论属性。反观Instagram，互动数据呈现显著的“长尾分布”（图13），即存在极少数获得数百万点赞的“病毒式”内容，但大量帖子互动平平。其点赞数与评论数的相关性较弱，普遍存在“高点赞、低评论”现象，用户更倾向于进行轻量化、低门槛的点赞互动。这种差异与平台算法机制有关：Instagram的算法易于强化头部内容的曝光，导致“赢家通吃”；而小红书的推荐算法相对更均衡，给予中腰部内容更多曝光机会，鼓励了基于内容的深度交流。

表1 互动数据描述性统计

图11 小红书与ins点赞数与评论相关性对比

图12 小红书与ins点赞数分布对比图

图13 小红书与ins评论数分布对比图

评论内容的主题与情感倾向分析（图14、15、16）更深刻地描述了社群心理的差异。Instagram的评论以“情感支持”（71%）为核心，高频词为“Love”“Beautiful”“Amazing”“Great”，积极情感占比高达76%。评论内容多为对照片本身的赞美、对博主生活的羡慕与祝贺，或简单表达向往之情（如“I wish I could join you!”）。用户通过积极的情感表达参与并强化了博主所展示的美好图景。

图14 小红书与ins评论词云图

相比之下，小红书的评论生态则复杂多元得多。其评论主题以“信息咨询”（34%）为首，“情感支持”仅占17%。情感分布上，中性（48%）与消极（22%）情感占比显著。用户在评论区不仅提问、求攻略、分享个人经历，更会展开批判性讨论，例如对数字游民社区“割韭菜”的质疑、对“数字游民”概念本身是否是一种“特权”或“骗局”的反思。

图15 小红书与Ins评论类型分布 图16 小红书与Ins评论情感倾向对比

3.4 博主身份建构：本土化探索者与全球化品牌导师

博主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是其进行数字身份建构的核心实践，两平台博主在此方面策略迥异。从基础信息看，小红书博主女性占比极高（76%），而Instagram相对均衡（女性48.5%），且后者有更多企业、品牌等组织账号参与数字游民话题。粉丝量分布上，Instagram博主均值更高但两极分化严重，且粉丝量与互动率的负相关（稀释效应）比小红书更显著，说明其头部效应与“名人文化”更突出。

昵称策略上，小红书博主昵称丰富多彩，包含直接定位型（如“数字游民××”）、个人IP型（如“裸辞小张”）、流浪文艺型（如“去有疯的地方”）、趣味符号型（如“颅内精神野人”）等，Instagram昵称受平台规则限制更简洁，更突出职业属性（如“travelingprogrammer”）、商业品牌（如“Fairytrailapp”）或全球化标签。

个人简介是自我定位的浓缩体现，差异显著（图17）。小红书博主简介中，标注教育背景（如名校学历）和MBTI人格类型的比例明显更高。前者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学历崇拜”传统，后者则显示MBTI已成为本土互联网重要的“社交货币”，用于快速标签化身份、寻求群体认同。Instagram简介几乎不见MBTI，更侧重展示具体技能、作品集、商业服务与成就。

图17 小红书与Ins博主个人简介字段提及率对比

职业身份与价值观宣言概括了两种核心叙事模式。小红书博主倾向展示“斜杠青年”式的复合身份（约30.5%标注2个以上职业），如“数字游民/摄影师/前大厂PM/咖啡店老板”，体现对突破单一职业束缚、探索生活多样性的追求。其价值观宣言既有“搞钱实现经济独立”的务实主义，又有“人生是旷野”“探索未知”的理想主义，既有对内卷化社会压力的温和反抗，又有在动荡环境中通过副业、转型等方式主动重构自我意义的积极尝试。

Instagram博主的职业标签更集中于“数字内容创作者”“教练/导师”“企业家/创始人”等商业化身份。其价值观宣言常将“自由”“冒险”与“赋能他人”直接挂钩，如“我帮助普通人摆脱朝九晚五”“教你如何通过笔记本电脑实现全职收入”。将数字游民生活方式本身转化为可教授、可复制的方法论与付费产品，两者都存在自由的悖论——一面批判消费主义，一面将自由包装为需要付费获取的奢侈品。

4 讨论与反思

4.1平台：向内渗透与向外延伸

向内渗透体现在平台通过技术功能与流量规则，将用户驯化为符合其逻辑的内容生产者。小红书的“分级流量池”机制与强调互动深度的算法，激励博主生产结构化的“干货”与“攻略”。Instagram以视觉吸引力与即时互动为核心，鼓励博主呈现美学化、积极情感主导的理想化叙事。平台并非中立的舞台，而是通过流量这一核心激励，引导用户持续生产与其调性相符的内容。

向外延伸则表现为平台将自身的商业模式与意识形态外溢，深度参与了数字游民文化的媒介化建构。小红书倡导“标记我的生活”，Instagram强调“连接世界”，这些口号背后是深刻的流量变现逻辑。数字游民博主通过分享生活获取影响力，进而通过广告、知识付费、社群运营等方式实现商业转化。当生活方式成为可展示、可量化的内容商品，“自由”本身也被商品化。平台在向外输出一种可消费的、带有滤镜色彩的“自由梦想”的同时，也遮蔽了其背后的生存压力与结构性不平等现实困境。

4.2文化：抵抗叙事与模板收编

数字游民文化在平台上呈现出一种根本性的矛盾：它既承载着对传统工作伦理与固化生活的抵抗叙事，又迅速被平台的流量逻辑收编为新的文化模板与消费符号。

这种抵抗叙事在小红书上表现为对“内卷”“996”的批判，以及对“可行性自由”和“搞钱方法论”的追求；在Instagram上则体现为对“朝九晚五”的逃离，以及对“世界公民”身份的向往。然而，这种看似个性化的抵抗，很快在平台生态中被标准化、模板化。小红书上，“挫折－自立－升华”的成长型叙事合“成为人生大女主”剧本是最热门的流量密码；Instagram上，精美的图片配上“自由可售”的导师式话术也变成一种固定套路。当“数字游民”从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变成热门标签和流量来源，“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这句流行话术几乎变成了许多博主的口头禅，内容生产走向“去个性化”。

4.3 主体：自我剥削与希望实践

数字游民主体在平台上的实践，是一种典型的 “希望实践” [14]。他们怀揣着逃离传统束缚、追求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目标”，相信通过远程工作、地理套利等“路径”可以抵达，并以技术赋能和全球化机遇为“动力”信念。

平台则成为这种希望实践的放大器与催化剂。通过无数被算法推至台前的“成功范例”，平台制造了一种“人人皆可抵达”的进步许诺。这鼓动了大量个体入场，他们不仅消费内容，更积极参与到知识生产、社群消费与自我品牌的构建中。然而，这种充满希望的主体性，在实践中极易滑向积极的自我剥削。[15]

为了维持“自由”的媒介化表演，数字游民主体必须保持高度的“自律”与“高效”，不断进行自我审视与形象管理。他们需要讨好算法与观众，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可展示、可互动的内容，时刻关注点赞、评论等数据反馈。小红书博主分享“每周工作67小时”的作息，“自律到崩溃、随时随地都得干”。Instagram博主展示“清晨5:30起床”的精准日程。主体在追逐理想自我的过程中，可能不自觉地被卷入一种“功绩社会”的肯定性暴力之中，用自我剥削的疲惫换取被认可的“自由”幻觉。

平台与文化、主体的互动揭示了数字游民文化的深层悖论：它既是个体在技术赋权下对新型生存方式的积极探索，也是被算法规训的“表演性自由”。数字游民的“流动性神话”实质是算法操控下的符号生产，其文化身份既非纯粹的本土抵抗，亦非完全的全球趋同，而是在平台规则与用户实践的博弈中形成的“第三空间”。

研究的局限在于样本的时间跨度与平台范围有限，且以内容分析为主。未来研究可结合数字民族志与深度访谈，追踪数字游民个体的生命历程与平台使用策略；亦可纳入TikTok、Twitter等多平台比较，或深入探讨该文化中的性别、阶级、种族等交叉性议题。

在平台资本主义日益渗入日常生活的今天，数字游民文化如同一面棱镜，解码这一文化现象，不仅是为了理解一个新兴群体，更是为了审视我们所有人如何在数字媒介重构的时空中，寻找工作、自由与存在的意义。

作者简介

丛秉乾 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实习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届硕士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