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地理学，就是勘测自我的边界

读完《亚洲之心》，我的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小小的人在路上不停地走着，他的脚下是广袤无垠的大地，道路在脚下慢慢摊开，像一页无限延展的稿纸，而身体感知着世界，渐渐成为一支书写世界的笔。这幅画面颇像王威廉在这部散文集中呈现的自画像——一个在大地上自由行走的“我”。

王威廉《亚洲之心》

《亚洲之心》收录了作家王威廉十余年的散文创作，记录了他在德令哈、西藏、九寨沟、岭南、贵港、钓鱼城等地的思考和感受。这是一部无法被贴标签的散文集。如果我们将它归类为“游记”，但散文中所谓的“游”，也大多是作家在日常生活中工作、出差、走亲访友等主线任务之余附加的活动。例如，《大地原点》一文不过是作家回家探亲的“副产品”，《用水的流动连接大陆》则是作家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营之余的创作。或许，正是这样偶然的体验恰恰符合了康德对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定义，也让这部散文集多了几分任性自然的美感。全书虽然以游踪为线索，出发点和落脚点却并非游览。《亚洲之心》延续了王威廉在写作中一如既往的思想性，处处闪烁着思辨的微光。在《岭南三篇》中，通过在潮州、陆河、番禺三地的居住或游览经历，作者表达了自己对城市扩张与地方性、民间性之间的思考。《潼湖书声》中，作者从转变为村落祠堂的南嵩书室身上，看到了文化记忆的复活。此外，作者在旅途中的所思所想还延展到了形而上层面，处处流露出对惊与隐、远与近、时间与空间、美丽与荒凉、此刻与曾经的此刻、自我与他人等辩证关系的思考。可以说，作家捕捉到的不仅是眼前浩瀚的景色，更是这浩瀚带来的心流。正如王威廉所言，散文“是作者气质与灵魂的直接显影”。由此，每一个地方便在作家的书写中成为思想的碎片。

如果我们将它归类为“文化散文”，这本《亚洲之心》确实涉及了每个地方独特的文化传统与历史故事，如韩愈在潮州的故事、苏东坡在梅岭古道的故事、钓鱼城的历史等等。但作家并未刻意展现文化英雄式呐喊，或通过堆砌史料的方式展现文化的密度。他只是闲笔提及，从更为生活化的视角展现地方文化的丰富与趣味。20世纪90年代，“历史散文”“思想散文”受到推崇，散文家们一方面投身于“文化寻根”的热潮，从历史的缝隙中打捞对“民族性”的重新体认，另一方面则专注于智性哲思，在文本中追求高层次的精神境界。进入新世纪后，作家们或从民间视角书写乡村、历史与文化的微小面，或直击当下的现实，展现复杂的社会现状。近年来散文创作则更强调作为个体的“我”最本真的感受。《亚洲之心》采用了更为私人化的写作路径，尽管每篇文章几乎都穿插着对每个地方风景、文化、历史的介绍与感悟，但写作的主体仍是作家的自我。作家提笔写作，他面向的唯一对象便是自己。《亚洲之心》指向了一点：“我”，行走在大地上。在这本散文集中，重要的不是大地，甚至不是“人”这个抽象的代名词，而是那个“我”，那个独一无二的自我。这个“我”，充满着思想的深度与自然的灵气，是这个信息时代需要塑造的深度的自我。在《藏地烟火》一文中，王威廉借助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指出“真正去过西藏的人在讲述西藏的时候，却是千差万别，仿佛他们去的根本不是同一个地方”。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亚洲之心》的特色——一个人的地理学。在震撼人心的景色与浩如烟海的文化面前，作家想要把握的更多是写作个体的体验与心灵感受，这也正是王国维所言的“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

什么是一个人的地理学？王威廉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地理学就是勘测自我的边界，世界被放置进心灵的沙盘上，最不起眼的角落也被赋予了中心的含义”。由写作推及行走，行走的过程也是成为自我的过程，作家在一段段旅途中，试图“找到自我存在的时刻”。由此，行走成为一种持续的、移动的觉醒，在每一步中，作家都在迎向那个未被命名的、崭新的自己。在行走的过程中，作家逐渐明白，“要想走到自己的内心深处，你必须向外走，走得足够远，直到遭遇另外的风景”。于是，行走成为最私密的辩证法：向外铺展的轨迹，总是同步向内掘进。在荒凉而盛大的德令哈，躺在旷野上被暴晒的作家透过想象来重新认识自己。在“算法围城”的时代，面对静卧千年的卧佛，作家感受到的是对自我本真的坚守。

在今天，只要付出一些时间与金钱，每个人都可以行走在大地之上。我们不厌其烦地走向平原、高山、湖泊和城市，实质上是借由它们的广袤、苍凉和繁华，来测绘自身心灵的等高线，探寻自我内在的沟壑和平原。这部《亚洲之心》讲述的既是“我去过哪里”，更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遇见并塑造了怎样的自己”。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