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怀念周仲瑛老师！

文/施建勇

一晃四十年，我还能清晰记得那天踩着饭点来找老师看病的女患者，已经五十多岁了，从两千多公里外的黑龙江赶来。

1985年，我考上了周仲瑛老师的硕士研究生，除了上课，也要跟着周老师出门诊。这是南京中医学院的研究生们都很期待的事。

他是大内科，几乎没有不能看的病，很多患者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能跟着见到很多疑难杂症，治起来很有挑战性，特别能激发我们的胜负欲。

▲和蔼可亲的周仲瑛老师

一天上午，一位类风湿患者风尘仆仆地找来，时间刚好12点，我们正准备下班。她说自己是挤着绿皮火车从黑龙江赶过来的，为了跟老师长期看病已经在宾馆住下了。周老师马上破例加班，给她看得很仔细。

老师认真地看完病历，知道她看过已经看过不少名医，于是详细问她类风湿性关节炎发作的特点和最近的习惯，反复揣摩、推敲之后，开出桂枝芍药知母汤。

这是温清并用方子。我很不解，老师自己也说过，类风湿的基本病机是正气不足，风寒湿凝集关节，生痰成瘀致增生变形。这个病人又没有明显热象，为什么这么治？

“因为前面的医生用了很多辛热温通的药，没多大起效。她的关节虽然不红肿，但她最近睡觉喜欢把腿伸出被子外，这是病久化热、络脉伏热的征象，我先投石问路，给她开个温情并用的方子。”

他让患者三天后来复诊，不用挂号直接找他。我看了眼手表，已经下午一点半。结果第四天，患者见面就说关节疼痛明显减轻了，活动度也改善了，连原来的排尿不畅也好了很多。周老师很高兴，这证明思路是对的。

周老师沿着这个路径继续用药一个月，然后开始给她补肾益气温通。后来病人回家继续服药近半年，类风湿性关节炎就再也没有复发过，属于临床治愈了。

▲我和周仲瑛老师

作为当时离周老师最近的学生，我不止一次被他的医术所震惊。 由于病人都是冲着周老师来的，不少人打地铺熬夜也要挂他的号，他实在应付不来，就在诊室内加了一个诊桌，让我帮着先预诊一下，看好后他再把关。

因为周老师要复看，还有很多同学围在旁边盯着，我一点也不敢放松。 从望闻问切到写脉案和组方用药，都巴不得处处完美，既要符合老规矩又要有点创新，最终还必须落实在疗效上。

每回斟酌好后，我都自认写出来的脉案已经达到当时自己和一众同学的天花板，无可挑剔了。但周老师总能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指出漏洞，就像一个老谋深算的干探，经常打得我措手不及。

周老师治疗疑难病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比较突出的肝病、免疫病、三高症、红斑狼疮、肿瘤等，一般上手看几次，方案就能定型。 我想这和他少年出师，后来又长期深入疫区有很大关系。

少年业医精文，随父救死扶伤

周老师正式行医的年纪比大多数学院派都要早。

1928年6月，他出生在江苏如东的五代中医世家，父亲周筱斋是著名中医学家，熟读各家学说，学术思想开放，是南京中医大学最早的创办人之一。

1941年，周仲瑛小学毕业，但在战乱的阴霾下他也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转而随父亲研习中医。父子深知“业医必先精文”的道理，所以他先跟着周筱斋背熟《古文观止》，随后投入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经典的研习之中。

▲周仲瑛的父亲周筱斋

1945年，周仲瑛正式随父亲出诊，那年他17岁。

当时，他白天为父亲侍诊，晚上就听父亲传授医理、医道。一边从金元各家了解到明清各派，一边随父临证，体悟、感受中医真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苏战乱动荡，百姓生活贫困，霍乱、痢疾、疟疾等流行病盛行，周仲瑛与父亲奔走乡里，同时方起沉疴。

可以说这段经历也奠定了周老师“分析时病应深入分析时气”的思想，这也为后来深入研究流行性出血热的病因病机打下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1947年，19岁的周仲瑛考入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中医师进修班，跟随章次公、朱小南、谢利恒等前辈学习，由章次公教授《药物学》并带教临床。他对虫类药的应用很多是出自章次公的心得。

▲章次公

1948年，周仲瑛刚二十岁，却已学成归来，在家乡如东县马塘镇独立行医。 开诊期间，周仲瑛主动接近贫苦患者，凡是遇到病情严重不能来诊所就医的病人，就亲自到患者家诊视，不避污秽，不嫌烦琐，详细询问病情始末，为他们悉心治疗，常能解决患者疾苦，广受当地群众的认可。

这样的亲力亲为源于他对医生天职的敬畏：“医生这个职业，要求我们对任何人都要慎重看待，切不可衣冠取人”。

身负岐黄使命，坚守临床一线

新中国成立后，周仲瑛肩负了远比从前更重要的使命。

1955年，周仲瑛以优异成绩成为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首批学员；1956年毕业后留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

20世纪70年代末，欧亚大陆出血热病开始肆虐，江浙一带也成为疫病流行的重灾区。 周仲瑛临危受命，带队深入疫区，在防护设施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设门诊、管病床，到临床一线救治患者。

他首次将这次出血热命名为中医“疫斑热”，并创新地提出了一种以“清瘟解毒”为核心的多元治疗方法，成功治愈了上千例患者，病死率被降至1%左右。

▲出血热的症状

也正是在这一期间，周仲瑛开创性地提出了痰瘀同源的理论，为中医病机辨证打开了新的视角，并构建了中医内科学总论和急症学术体系。

1979年，周仲瑛教授开始招收硕士生，1983年开始带博士生。 从1983年到1991年，周仲瑛出任南京中医药大学院长，肩负了大量行政和教学工作，但他始终没有脱离临床一线。

即使2009年当选“国医大师”后，他仍然保持每周出6次门诊的工作强度。直到2014年，因为身体和精力改为每周3次。

挺身破除成见，捍卫国医尊严

回顾周仲瑛老师的一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多次参与重大传染病的战役。

对于七十年代抵御谈虎色变的出血热，我曾问过周老师：“您以前接触过出血热吗？” 他摇摇头说：“没有，过去我们这没这个病，但新中国成立前我在农村治过很多流脑、乙脑、伤寒、霍乱、天花、鼠疫这些烈性传染病。

那时西医不发达，我们用中医土办法救治了很多人。 现在西医没啥好办法，咱们中医就该挺身而出了，不但能挽回大量生命，还能打破‘中医是慢郎中’的说法，又能发扬传统为中医药生存发展争得一席之地，所以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多大的困难也要上啊！”

▲汶川大地震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周仲瑛意识到震后疫病流行的可能，提笔公开了“防疫清解方”“防疫化浊方”，分别用于防治疫毒犯肺引起的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和秽浊伤中引起的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 随后依方紧急配制6000剂颗粒剂，将它们送到灾区。

对于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公开这么珍贵的药方，周仲瑛回应：“这两个方子说珍贵也珍贵，因为这是我60年从医经历积累而成;说不珍贵也不珍贵，因为中医原本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已经92岁高龄的周仲瑛非常敏锐，早已第一时间掌握了丰富的资料。

他指导学术团队到定点收治医院收集一手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对江苏省中医辨治方案和援鄂中医医疗团队诊疗方案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医治新冠

他要求自己的传承工作室每天汇报一次疫情最新进展。小区开始封闭管理后，工作人员就把搜集来的资料送到小区物业代交，等他逐字逐句修改好后工作人员再进行完善，循环往复、精益求精。

另一边，他也通过临床资料完善辨治思路，拟定了《江苏省新冠肺炎中医辨治方案（第三版）》，并研制出系列处方，向省内外推广使用。

他还开出“防疫茶饮”配方，帮助大众居家做好积极预防、提高自身对抗病毒的免疫力。遗憾的是，2023年10月2日，距离新冠疫情结束近一年，周仲瑛老师永远离开了。

一朝得沐杏雨，终生感念师恩

对于患者而言，周仲瑛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甚至见到周老，病都好了一半；对于他培养的众多学生来说，他平易近人，如师如父，特别有感召力。

我至今难以忘怀他的知遇之恩。记得1988年春，年我已经在江苏省中医院负责消化病区，能独自挑大梁了。一天晚上，我带着茶叶拜访周老师，请他帮忙修改肿瘤论文，顺便交流工作情况。

得知他打算再招两名博士，加入他的出血热课题组，我赶紧问他：“周老师，今年的博士生招生我可以报名吗？”他笑说：“你现在不是在江苏省中医院负责消化病区吗？这么有发展的岗位，你愿意过来学习吗？”

▲我和周仲瑛老师

我说：“当然，只要周老师有需要，我又能考得上，我愿意过来！”他问：“你是什么想法呢？”我说：“内科病是现代中医临床的主战场，但做的人很多，而且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但出血热这种大课题对当今的中医来说，就是可遇不可求了，能成为这支研发队伍的一员，对中医人来说是一种机遇与挑战，当然也希望通过攻读博士学位培养研究能力，提高理论水平。”

听我这样说，他点点头，笑着说：“主意你自己拿，如果你想来就回去认真备考，等考试过了再面试。告诉你，想报考的人很多，不容易呢。”

我回答说这个我知道，又聊了一会，就告辞了。这两天深圳的天更冷了，看着窗外随风飘散的落叶，触景生情，很自然想起了跟随周老师学习的那个冬天。

【作者简介】

施建勇，男，1959年5月生，中医博士，药学博士后。师承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国医大师周仲瑛，在海内外从事中医药临床工作40余年，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7项，国家医药专利15项，著述100余篇，对类风湿、痛风、糖尿病、结肠炎‬等拥有独特解决方案，喜欢中医的朋友请帮忙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