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金融业务认定：行政认定与刑事追责程序是否需要衔接

一、问题背景

在涉及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刑事案件中，行政认定与刑事追责的程序衔接问题日益凸显。以"亚元公司案"为例，该案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核心争议在于：司法机关在未经金融监管部门行政认定的情况下，能否直接对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进行刑事定性？这一争议不仅涉及个案的程序正义，更触及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边界划分，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

二、法律规范梳理

（一）行政认定的法定主体

根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令第247号）第二条、第六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认定和取缔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法定行政机关。该规定明确了金融监管部门的专属管辖权，其他部门无权越权认定。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专业监管原则，即金融业务的专业性、复杂性决定了应由专业监管机构进行初步判断。

（二）行刑衔接的程序要求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10号）第三条、第五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同时，《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1〕8号）第二条进一步强调，对于可能涉及犯罪的案件，应当先由行政执法机关调查核实，涉嫌犯罪的再移送司法机关。这一"先行政、后刑事"的程序设计，旨在确保专业问题由专业机构判断，避免司法权不当扩张。

三、本案程序瑕疵分析

（一）程序倒置的违法性

在"亚元公司案"中，从侦查、审查起诉到一审、二审，人民银行及银保监部门始终未参与业务性质认定，更未出具书面认定意见。司法机关直接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性，实质上构成了"先刑事、后行政"的程序倒置，违反了行刑衔接的基本程序要求。

这种程序倒置的危害在于：第一，剥夺了行政监管机关的专业判断权，可能导致对金融业务性质的误判；第二，违背了"权力法定"原则，司法机关超越职权范围；第三，损害了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无法通过行政救济途径先行救济。

（二）认定主体的错位

非法金融业务认定具有高度专业性，涉及金融产品设计、资金流向、风险控制等多个维度。司法机关虽具有法律判断能力，但缺乏金融监管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由司法机关直接认定业务性质，实质上是"外行判断内行"，既不符合专业分工原则，也可能导致认定标准不统一。

四、法理辨析

（一）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的关系

行政认定是刑事追责的前置程序，而非可有可无的环节。其法理基础在于：

1. 专业分工原则：金融监管属于行政权范畴，司法机关应尊重行政权的专业判断
2. 程序正义要求：前置程序保障了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避免"一步到位"的刑事追责
3. 权力制衡需要：行政认定作为过滤机制，可防止刑事追责的滥用

（二）"先行政、后刑事"的程序价值

该程序设计的核心价值在于：

1. 保障专业性：确保专业问题由专业机构判断
2. 节约司法资源：通过行政程序过滤，避免不必要的刑事追责
3. 保护当事人权益：给予当事人行政救济机会，避免直接进入刑事程序

五、完善建议

（一）明确行政认定的强制性

通过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明确非法金融业务认定必须经过金融监管部门行政认定程序，未经认定或认定程序存在重大瑕疵的，不得直接进入刑事追责程序。同时，明确行政认定的时效要求，避免程序空转。

（二）建立行刑衔接协调机制

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与司法机关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包括：

1. 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案件线索、认定意见的及时传递
2. 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讨疑难问题，统一认定标准
3. 联合执法机制：对重大复杂案件，可采取联合调查方式

（三）完善程序救济途径

明确当事人对行政认定不服的救济途径，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同时，在刑事程序中，应允许当事人对行政认定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法院应对行政认定的程序合法性进行审查。

六、结语

"亚元公司案"暴露出的程序问题，本质上是行政权与司法权边界不清的体现。在金融监管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必须坚持"先行政认定、后刑事追责"的程序原则，既尊重行政权的专业判断，又保障司法权的最终裁量。这不仅是个案公正的要求，更是法治原则的体现。相关部门尽快完善制度设计，明确程序要求，避免类似程序瑕疵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