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白｜“真凶归来”“孙子学法”式洗冤固然幸运，更盼“疑罪从无”成为审判本能

2026年1月14日，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的一纸无罪判决，终于为一场跨越22年的漫漫申诉路画上了句号。

当张坤宇拿着判决书复印件来到爷爷张宝财的坟前，将这份迟到的正义焚烧祭奠时，围观者无不动容。

这起案件的平反充满了戏剧性色彩：2004年，商人张宝财因被指伙同“孙双”诈骗被判入狱，他至死坚称自己也是受害者，是被“孙双”所骗；2011年，张宝财在狱中离世，家属开始申诉却屡屡碰壁；直到2020年，立志攻读法律终于毕业的孙子张坤宇，通过工商注册资料意外发现当年的“孙双”实为因诈骗获刑的孙玉飞，且孙玉飞已在北京大兴区法院被判刑。

最终，太原中院启动再审，以“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改判张宝财无罪。

首先应当向太原中院及相关司法机关致以敬意。法院没有回避过去的判决，而是敢于直面问题，勇于纠正历史错误，这种“有错必纠”的司法担当值得肯定。这种对事实的尊重和对法律的敬畏，是司法良知的体现，也是这起案件能够冲破重重阻碍、最终迎来曙光的关键推力。

张坤宇手持无罪判决书在爷爷坟前痛哭的一幕，令人动容。这不仅是一个家族跨越两代人的救赎，也被视为法治的胜利。然而，也有人问：如果孙玉飞没有因诈骗入狱，如果张坤宇没有读研、不懂法律……张宝财的冤情是否还要在黄土下沉睡？

我们在为张坤宇欢呼的同时，更应警惕，不能让这种“孤勇者”模式成为冤案平反的常态；我们不能将正义的实现仅仅寄托于“真凶再现”的巧合或“孙子学法”的励志，更应建立主动排查、主动纠错法治善意。

首先，“真凶归来”是小概率事件，不能作为纠错的主要路径。

在司法实践中，像张宝财案这样因“真凶落网”而牵出旧案的情形，往往被视为最完美的纠错方式。但现实是，真凶未必会再次作案，未必会被抓，即便被抓也未必会交代旧罪。

如果司法系统的自我纠错机制只能被动等待“真凶开口”，那无异于守株待兔。这种依赖“运气”的平反模式，掩盖了原审在证据链审查、事实认定上的巨大漏洞。如果当初侦查机关能多走一步核查身份，如果当初审判机关能严守“疑罪从无”的底线，何需二十年后的“真凶归来”？

其次，“孙子学法”是个体的悲壮突围，无法复制为制度普惠。

张坤宇的法律专业背景和执着调查，是此案翻案的关键变量。

但这恰恰是最令人深思的一点：为什么洗清冤屈需要受害者家属先成为法律专家？普通申诉人缺乏法律知识，不懂证据规则，更无能力调取跨部门案卷，他们在复杂的司法程序面前往往寸步难行。当平反需要以“全家耗尽资源、培养出一个法学高材生”为代价时，这种正义的成本太过高昂，也太过残酷。

法治的底线应当是：即便是不懂法的老农，只要是冤枉，也能在司法程序中获得救济。

张宝财案的平反是幸运的，但幸运不应是正义的常态。我们为法院的改判喝彩，是为了终有一天，不再需要这样“悲壮的喝彩”。愿未来的法庭上，法官的法槌不再因“真凶是否出现”而犹豫，只因“证据是否确凿”而落下；愿每一个蒙冤者，无需等待“孙子学法”，在踏入法庭的那一刻，就能握住真正的正义。

我们应当把纠错的关口前移，让“疑罪从无”成为审判时的本能。不要再等到“人死灯灭”才启动再审，而是在一审、二审中，法官面对存疑证据就敢于敲响法槌，理直气壮地宣判“指控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

王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