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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诞生
博物馆在15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诞生于罗马,当时的教皇将教廷拥有的作为城市象征的古物收藏安放在卡比托利欧山的市政宫内;这里所说的“博物馆”指的是安放在世俗或世俗化空间内,以便在未知的遥远未来保存下来的自然物或人造物的公共藏品集合。
此处对“公共”的界定包含“能够不断自我更新的法人财产”和“面向外部参观者开放”双重含义。安放在卡比托利欧山的收藏正好符合这两个标准。它很快成为备受参观者赞扬的一项标志性创举。不久,新发现的古物也被纳入收藏。1515年,这处收藏第一次有了拉丁文名字“博物馆”(museum)。因此,将这处收藏认定为博物馆的,其实是时间相隔并不遥远的后世的人们。19 世纪的历史学家也认同这种观点,只是时间和地点还有待商榷。卡比托利欧收藏的诞生既标志着这座博物馆机构历史的开始,也是博物馆史开端的实物证明。至于汇集在这里的藏品的历史,则指向更加遥远的过去。
时至今日,基于现有数据的批判性分析,8.5万座博物馆是一个较为合理的估算结果。我们所说的是全球范围内博物馆的数量,因为这一最初与特定场所相关的机构如今已经遍布除南极洲以外的各个大洲。在发展的过程中,博物馆也产生了众多变化。最初,博物馆的馆藏仅限于罗马古物。而后,馆藏变得多元化,以至于没有什么物件不能在博物馆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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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公众的博物馆
最初,能够进入博物馆的只有少数社会精英,从16世纪到18世纪,“公众”一词的含义很窄。而如今,博物馆会根据其对外公布的日期和时段有规律地开放,每个人都可以前往参观,全世界每年参观博物馆的人数可达数千万。
除了精英主义,对各种文化的包容也是博物馆的特点。皈依天主教之前的古罗马和后来的希腊都是拉丁天主教文化精英信众们的共同遗产,宗教改革之后,它们则成了整个拉丁世界的共同遗产,这是一种超脱教派差异和国家冲突、构成共同文化基础的遗产。如今,博物馆是一个为保存所在国公民的共同财产而设立的国家机构,或者,是一个为保存创建它的地区组织、职业群体、宗教组织或其他组织成员的共同财产而设立的国家机构,尽管有一些大型博物馆——主要是大型艺术和科技博物馆,它们的光芒能够超越国界,国际法也承认博物馆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并应当在武装冲突期间享有特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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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博物馆是人们欣赏展品并与他人分享心得的地方。人们去博物馆总要欣赏艺术杰作或自然物产。但博物馆也是研究场所,无论是对广义上的公众而言,还是对博物馆工作人员而言,都一样。换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从单纯欣赏展品的美学价值走向引入历史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尽管这一过程中不乏压力和冲突。
斗转星移,博物馆的设计也摆脱了神庙或宫殿的模式束缚,以便为公众提供最舒适的参观体验,并根据藏品自身的“保存”“清查”“研究”和“受赠”等性质建造与之相适应的建筑,使它们能够在恰当的环境中被展示,每一点信息都能被识读。
在最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未对个人收藏和博物馆收藏进行区分。而如今,不同身份的人们都认识到博物馆的独特性,在进行与之相关的决策时,也会充分考虑这一点。
最后,全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藏品管理过去通常是由收藏家或艺术家负责,而今,具有一定规模的博物馆都会让受过职业教育的专业保管员负责这项工作。
八分之七的博物馆
诞生于50年内
事实上,在1620年前后,只有不足10座博物馆,到了1790年,也没有达到100座。比起其他方面的回溯统计,博物馆的回溯统计更难做到准确。但此处不会影响数量增长率的表现。因此,尽管我们使用简化和估算的方法对博物馆数量的历史进行回溯,却依然能够得到非同寻常的结论:
目前,世界上八分之七的博物馆都是在近50年内建立的。博物馆是一个伴随古典时代的到来和人文主义的诞生而出现的古老机构。但与15世纪至19世纪出现的老馆相比,绝大多数博物馆都很年轻,它们大多诞生于20世纪,确切地说,是20世纪下半叶。另外,我们推测,除了现代和当代艺术博物馆,剩下几乎所有誉满全球的大型博物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至于欧洲的艺术博物馆更是早在19世纪中叶就存在了。过去的几百年里,小型博物馆的数量成倍增长,同时,已有的博物馆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一时期,新的重要事实是,博物馆在此前罕见的文化氛围中得到广泛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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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不平衡的空间分布
尽管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博物馆已经无处不在,但它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也和不同时期增速的不平衡一样严重。在全球8.5万座博物馆中:3.5万座在美国。约3万座(可能更多)在西欧和中欧。6000多座在拉丁美洲。约5000座分布在中国(3600座)和日本(1200座)。伊斯兰国家有1000多座,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410座)、土耳其(340座)、伊朗(110座)和突尼斯(70座)。剩下的约500至1000座博物馆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中300座在南非)和大洋洲。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中国和巴西都成为拥有逾3000座博物馆的国家。但这种变化并未出现在伊斯兰国家或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些地区的博物馆数量依然很少。特别是当我们将这些国家的博物馆数量与它们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联系起来,或是与其他地区的博物馆数量进行横向对比时,差距会更加惊人。对上述两个地区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博物馆依然是一个遥远、陌生,甚至闻所未闻的机构。
博物馆出现和普及的要素
在解释全球博物馆分布情况的时候,需要考虑多个变量,首先是当地主流宗教对待各种画像形象以及特定地域古代遗迹的态度。就此而言,在是否接受异教在历史上创造的形象和由此衍生的文学、雕塑和绘画作品这一问题上,基督教自身也产生过分歧。后来,获胜的一派规定,在宗教礼拜仪式中可以使用这些形象,也推动了异教艺术作品被用作模仿的范例。
由此引出第二个推动博物馆出现和普及的要素:个人收藏的内生传统。这种传统在中国古已有之,而且没有中断过,到了中世纪,个人收藏的传统又从中国传播到日本。在欧洲,这种传统直到14世纪才出现,而它的出现得益于当时的人们对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在罗马盛行的个人收藏的再发掘。罗马曾经盛行的公共收藏也得到了再发掘,但无法在基督教环境中重现,因为这些古老艺术品反映的是异教的神明和英雄;因此,如果像罗马人把艺术品放在神庙里那样把异教徒的作品放在基督教教堂里,会是一种无法想象的行为。人们需要对它们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用途。人们想要从此保持它们的原貌。那该如何让这些异教作品在公共空间被欣赏,同时又不与基督教的神圣性发生冲突呢?将它们安放在卡比托利欧山这处兼具公共性和世俗性的地方就可以解决问题。由于一时的地方性构想,诞生了一个后来被称为“博物馆”的机构,并作为一种范式很快地被复制到其他地方。显然,博物馆满足了文化精英的共同需求,这一群体逐渐扩大,个人收藏的风气也在其中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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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因素也促进甚至刺激了博物馆数量的成倍增长。一些国家避开教堂另选他处,以公职人员取代神职人员,推动并强化与教义相矛盾的世俗知识的力量,接纳甚至传播带有异教和世俗精神的作品,赋予古代或仿古作品高于恪守基督教教义作品的地位,从而将公共空间逐渐世俗化,博物馆就是为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机构。同时,数个世纪里,权力、知识和财富传统等级的消解也推动了意识层面的世俗化。这种意识世俗化的速度因国家而异,它表现为货币财富取代土地财富,动产取代不动产,并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重心的转移,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银行业,从非专业性工作转变为要求越来越高的技术、管理、财务能力。到了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普选形式下的自治和民主获得了发展。
社会越是世俗化,它的城市化和教育水平就越高,也越能够适应自治,特别是地方自治,而博物馆更是如此。这体现在当今博物馆的全球分布中,也体现在我们前文勾勒出的博物馆简史中。
地形学视角下的藏品类型
在博物馆创立者和所有者的身份发生变化的同时,博物馆的馆藏也在走向大众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下主题的博物馆占比呈现上升趋势:介绍小型地域群体、职业群体或其他小型群体历史的博物馆;介绍历史事件的博物馆;讲述杰出艺术家、文学家、政治家、科学家、经济学家、慈善家故事的博物馆;介绍工业、农业、体育、邮政、无线电、铁路、汽车、航空、信息技术等专业领域工作和人类发明的博物馆;以及介绍住房、室内装饰、服装、工作和闲暇时光等和日常生活相关的博物馆。博物馆藏品的类别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
1470 年,古物
1550 年,艺术、自然物产、珍宝、珍稀物产、奇物
1790 年,历史、医药、技术、军队
1850 年,装饰艺术
1870 年,人种学、露天博物馆、工业、科学
1960 年,日常生活、工作、休闲娱乐
我们可以化用地层学方法来解释博物馆的类型划分。在地层学中,古老的地层会随着时间推移被晚近的地层挤压而发生改变。无须多言,1470 年和 1960 年的古物研究及其概念本身都是不同的。再举一例,珍奇屋并没有完全消失 —历史中没有什么会完全消失 —但它们大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或是被淘汰,或是并入其他机构实体。同时,珍奇屋也被边缘化了:从“上流文化”变成大众文化,从科学变成消遣,从王宫转向市场里的木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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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博物馆在百年间呈现出差异化和专业化趋势,种类也趋于多样化,尽管它们之间并非没有交集。艺术与考古之间、考古与历史之间、工业与技术之间、技术与科学之间 …… 彼此的边界是模糊的。因此,我们也只能根据出现的顺序对多种多样的博物馆进行区分。
古物:罗马的(1470)—古典的(希腊的和罗马的,1520)—伊特鲁里亚的(1740)—民族的(高卢的、日耳曼的、斯拉夫的、伊比利亚的 ……,1800)—埃及的(1820)—美索不达米亚的(1840)—史前的(1860)……
艺术:自拉斐尔以来的美术(1550)—“原始艺术”(1810)—在世艺术家的作品(1820)—中世纪艺术(1830)—装饰艺术(应用艺术、工业美术,1850)—远东地区艺术,特别是日本艺术(1860)—现代艺术(1890)—先锋派艺术(1920)
自然物产以及珍宝、珍稀物产和奇物:植物学(1550)—昆虫学、矿物学、动物学和贝类学(1670 — 1750)—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1810)
历史:国家史(1790)—军事史(1790)—名人(蜡像馆,1790)—战役(全景画和透景画,1820)—神话人物(1830)—朝代史(1850)—城市史(1870)—地方史(1870)—犹太史(1890)—第一次世界大战(1920)—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抵抗运动(1950)—灭绝集中营(1950)— 教会珍宝(1970)—犹太人种族灭绝(1990)
人种学:异域珍宝(1550)—大众文化(1820)—“原住民”(1870)—露天博物馆(1870)—日常生活:居所、陈设、工作、休闲(1960)
上述年份表示的是这些领域开始陆续成为博物馆主题的时间。我们再次引入地层学原理,新地层出现后,旧地层随之改变。贝类学,或者叫贝类研究,就是这样被软体动物研究替代的。在自然博物馆中,展示对象也从硬物(骨头、牙齿、贝壳 ……)向机体组织转变,同时,从展示外貌转向展示肉眼不可见的物种亲缘关系,展示生物生活环境的重构,再后来,又转向展示物种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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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领域,这种趋势反映在从物到人的转变。如今,在军事博物馆中,人们对军人的关注要多于对武器的关注,对普通士兵的关注要多于对将军的关注。在工业博物馆或科技馆中,工具和机器不仅一如既往地讲述它们的发明者的故事,同时开始讲述它们的制造者、使用者和使用场景的故事。艺术博物馆会特别在临展中着重介绍艺术品及它们的公众接受度。在一个世纪甚至50 年前,一些物品还被认为过于粗俗而不适合在庄严的博物馆展示,而今它们也获得了尊严,从而进入博物馆中,这是博物馆馆藏走向大众化的一个特征。
这些总体趋势只是博物馆历史的一部分,但它们很重要,可以让我们从全球的视角和人文的角度理解博物馆的建立:激情、信仰、期待、意外事件与例行程序、冲突与合作、个人的抱负和集体的憧憬。只有将博物馆置于其独特的发展轨迹中,通过重大学术问题和日常资金问题,国际政治和官场的尔虞我诈,还有物品收集、馆舍、照明、展品悬挂和橱窗陈列、通风、库房、休息区、衣帽间和卫生间等问题,才能研究清楚博物馆的方方面面。要考虑到,博物馆的发展轨迹中有一般叙事,有重大事件,有偶然事件,还有奇闻逸事。还要考虑到人在博物馆中通常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要清楚他们的选择、动机和行为方式。
我们将在本书中奏响这一份博物馆的总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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