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刘涛：《融合新闻叙事：故事、语言与修辞》

2026年1月21日，第二届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讨会暨《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2026年会在海南大学隆重举行。会上发布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2023—2024）》评选出多项年度优秀成果。其中，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涛教授的《融合新闻叙事：故事、语言与修辞》获评年度优秀著作。

内容简介

人类活动离不开对意义的永恒探索，而叙事则是一种基础性的意义实践。作为媒体融合时代的新兴的新闻形式、观念与实践，融合新闻（convergent journalism）如何讲故事，并创造性地开展叙事实践，以推动公共议题的数字建构，成为亟待突破的叙事学命题。

本书立足数字叙事学（digital narratology）认识论基础，主要从叙事原理与理论、叙事形式与语言、叙事修辞与实践三个知识模块系统构建融合新闻叙事的知识体系，分为上、中、下三编，共十八章。上编（第一章至第六章）为叙事原理与理论，重点以叙事可供性为概念工具，探讨融合新闻叙事的六大理论命题，即叙事内涵维度的故事观念、叙事语言维度的语图结构、叙事机制维度的数字修辞、叙事图式维度的再媒介化、叙事批评维度的数字人文、叙事伦理维度的符号秩序。中编（第七章至第十二章）为叙事形式与语言，重点探讨融合新闻的六大叙事形式及其深层的语义系统，具体包括时间叙事、空间叙事、声音叙事、互动叙事、情感叙事、竖屏叙事。下编（第十三章至第十八章）为叙事修辞与实践，主要从修辞叙事学视角出发，聚焦于“融合新闻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一重大现实命题，探讨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国叙事体系构建、国家数据话语权构建、生态文明话语传播、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等重大议题的“叙事方案”。

目 录

作者简介

刘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教育部马工程教材《融合新闻学》首席专家，先后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科领军人才。主要从事视觉修辞学、融合新闻学研究。主持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门国家级课程，著作《视觉修辞学》和《传播修辞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教育部第九届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一等奖、第三届全国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首届全国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曾供职于央视《新闻调查》，目前兼任《中国教育报》专栏作者，独立撰写的新闻作品四次获中国新闻奖，其中两次为一等奖。

内容节选：从故事到新闻故事

经典叙事学中的故事，一方面在时序结构中形成，另一方面又在空间结构中发生。因此，时间和空间，构成了故事的两个基本存在向度，相应地也就形成了“故事-事件”和“故事-实存”两个理论命题——前者对应的是时间维度，后者则指向空间维度。“故事-事件”意为故事在时间结构中的序列与过程，“故事-实存”意为故事在空间结构中的存在与关系。显然，事件与实存构成了故事的存在基础。而要进一步理解故事的生成语言，便不能不提及叙事中的话语问题。正因为话语的存在与作用，故事拥有了文本化的存在形式，并成为文本中的故事。

故事：话语投射的认知形象

早在经典叙事学给出“叙事=故事+话语”这一理论模型时，实际上已经预设了故事与话语之间的二分结构，即故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在话语中“显现”，但并不受制于话语的“摆布”。查特曼在叙事学的经典著作《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中将故事与话语视为叙事结构形成的两个向度，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二分结构。

按照经典叙事的一般理解，故事与话语属于不同范畴的叙事问题，二者结合为叙事，但依然存在区分、离析的可能。故事与话语的分离，可以从故事的跨媒介性维度加以理解，“若同一故事可由不同的媒介表达出来则可证明故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不随话语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话语并不决定故事本体，其更多地作用于叙事的形式维度。例如，记者通过专业调查，发现了现实中的事件或真相，而后诉诸一定的新闻文体以及叙述形式，将事件和真相转换为文本意义上的故事。由于故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话语主体上体现为新闻文体范畴的表达形式，即一种对故事的“编织”“传导”或“输送”方式，而非对故事的“创造”方式。借用一句熟悉的广告语：话语并不直接生产故事，其不过是故事的“搬运工”而已。

作为叙事的两个基本构成模块，故事与话语之间是什么关系？在经典叙事学中，故事主要体现为一种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而话语则是故事的表达形式或存在形态——话语是故事的“载体”，亦是故事的“居所”，其更多地发挥着表征、再现的叙事功能；故事则是话语的“果实”，其依赖话语的表达，但并不完全受制于话语的束缚。在以小说、电影为代表的虚构性叙事文体中，话语拥有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亦具有较为灵活的呈现形式。所谓的故事，首先“停泊”在话语流经的“岸边”，其主体上表现为作者对世界的一种想象方式。正是在想象层面，话语拥有相对充分的“发挥”自由——当话语遵守一定的“语言”规则时，其便可以自由地建构故事，形成不同的故事世界。

当话语中流淌着故事时，话语便拥有了生命，文本也成为一种叙事性文本。因此，话语乃是故事的表现形式，而故事则是话语投射出的认知“形象”。在经典叙事学那里，故事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故事存在于话语之中，但话语并非故事的原生母体，因此并不参与故事的直接创造，其仅仅为故事提供了一种显现方式。相应地，话语不过是故事的形式，其功能便是对已经“存在”的故事进行组织和表达——话语的出场，并非实现了故事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将一种形态的故事，如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事件、作者想象中的虚构形象、潜藏于世界中的事实或规律等，转化为一种文本化的心理意象，以便于人们在文本维度加以识别、感知和理解。由此可见，故事是一种建立在话语表征基础上的感知形象。正如瑞安所说：“故事，就如同叙事话语，是一种表征，但又不像话语，它并非编码在物质符号里的表征。故事乃一心理意象、一个认知建构，关涉到特定类型的实体，以及这些实体之间的联系。”

对于传统新闻叙事而言，故事往往先于话语而存在。尽管话语会影响故事的感知体验，但必须承认，这种影响仅仅停留在形式与修辞层面，无法动摇故事的内容及本质。这是因为，故事形成的要素和条件，往往存在于现实之中，而话语的作用机制，不过是将故事转化为一种可接触、可感知、可阐释的文本形式。概括而言，在传统新闻那里，话语之于故事的影响，仅仅发生在形式维度，而非作用于内容本身。尽管话语与故事的结合，形成了文本意义上的叙事，但在不同的叙事文体那里，二者之间的“结合”方式却呈现出不同的逻辑与语言，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叙事方式。例如，虚构性文本与纪实性文本不仅对话语提出了不同的语言规则和形式要求，而且在故事与现实的关系上也给出了不同的映射标准和方法，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故事观念。

新闻故事：情节的可能性模式及其超越

为了理解新闻故事的内涵，首先需要回到叙事之中，探讨新闻故事有别于文学故事的独特内涵。故事的核心特质是情节性，难以想象没有情节的故事，也难以想象没有事件的情节。正因如此，“经典叙事在传达过程中必然要传达情节，即诸事件的轮廓”。情节的形成，不仅依赖时间上的行动与变化，而且依赖空间上的主体与关系。正是在情节基础上，叙事的故事性成为一个显性的意义命题。

情节本质上涉及对事件的组织与安排，其目的是赋予故事一定的戏剧结构。当米克·巴尔将叙事界定为事件与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情节问题主体上指向故事深层的叙述语法。那么，事件究竟是依照何种原则与规律被组织、被安排的？这一问题则涉及情节生成的可能性模式。按照经典叙事学的基本假设，事件发展的方向、路径与原理，遵循的是一种偶然性原则。偶然性意为因果关系所依赖的解释原则体现为可能性逻辑，如开头的事件是可能的，中间的事件是或然的，结尾的事件是必然的。相应地，“生产情节(至少是某些情节)就是削弱或窄化可能性的过程”。显然，偶然性原则意味着事件发展存在多种可能的方向和路径，而事件之间的作用关系亦存在多种可能的勾连方式，每一种可能都会“导向”不同的后果，并形成不同的故事，这无疑赋予了创作者更为自由的发挥空间。电影《滑动门》(Sliding Doors)更像是一个微妙的隐喻，将叙事活动的可能性模式以一种直观且形象的“形式”加以演绎。被解雇的海伦在搭乘地铁时，面临着两种可能：搭上地铁或者错过地铁。导演便根据这两种可能，设计了两条叙事线索，平行展开，交叉叙述。影片讲述的恰恰是海伦的两种不同的人生历程，并以此构造了一个别样的故事世界。实际上，在一般的电影叙事中，人物的每一次选择、事件的每一个后果，最终都会凝缩为一种可能，只不过《滑动门》将这种可能按照可能性模式加以“展示”，因此其更像是一种关于故事的元故事。

新闻叙事在表达层面也遵循可能性模式，如对事实或真相的可能原因进行推理。但不可否认，新闻叙事追求的是一种有限的可能，即遵循验证与排除的原则，对诸多可能进行论证，最终在选择与否定中抵达唯一的可能。简言之，如果说文学叙事的可能性模式最终打开了无限可能，新闻叙事则是在对无限可能的验证与排除中最终抵达一种可能。例如，央视《新闻调查》于2003年播出的节目《双城的创伤》主要关注发生在甘肃省武威市的一起少年连续服毒自杀事件。为了揭开鲜为人知的服毒原因，记者开篇便提出当地流传甚广的三种传言——服毒学生的课桌上都刻着“519”这一数字，他们都曾去过一个秘密基地“魁星阁”，以及在学生中流传着一本“白皮书”。那么，孩子们服毒自杀的原因是否与此有关？围绕这三种可能，记者通过实地走访与调查，一一否定了这三种可能。随后，记者在与孩子们的对话中，发现事件背后另有隐情，并进一步展开调查。

不难发现，尽管新闻叙事也遵循可能性模式，但其并未像文学叙事那样以想象为基础，完全滑向“路径依赖”，并进入一个不受束缚的“可能之网”。相反，新闻叙事在对可能性的选择与应变上，保持了极强的警惕和反思，其预设了一个唯一合法的可能路径，以此确立故事的“展开”方式。显然，面对可能的行动与方向，新闻叙事并不会不假思索地进入“可能空间”，而是依照事实逻辑进行判断和选择，以此进入唯一合法的事件结构。

作为情节的重要特征之一，“变化”揭示了故事形成的事件之本质。如果说文学故事中的“变化”，主要关注语篇与情节意义上的变化之“链条”问题，即“变”向何处，那么，新闻故事所关注的“变化”，则更多地转向了变化之“点位”问题，即缘何生“变”。由于文学叙事和新闻叙事具备不同的事件性内涵，因此二者形成了不同的故事观念——文学叙事中的事件及其携带的行动与变化之本质，旨在以合理性为基础，打开一个想象的世界，相应地，事件中的行动与变化，是想象的后果，是情节的表象，是故事的动人之处，更是悬念与冲突的动力之源；新闻事件中的行动与变化，主要是选择，是推演，是求解，其目的便是依照现实本身的内在规定性，在局部事实与整体事实之间建立一种合法的推演逻辑，以构筑真实的新闻世界。所谓新闻世界，意为由新闻叙事建构的认识世界，其合法性来源是客观世界，但本质上又体现为一个意义世界。因此，每一种变化的推演，每一次行动的走向，都建构了局部的新闻事件，亦建构了局部的新闻事实。因此，如果说文学叙事中的故事世界是想象的、多元的，新闻世界则是现实的、确定的。如同游戏中的选择与闯关，只有当所有的可能性都能够沿着一种“正确”的路径前行时，局部事件才能由点连线、由线成面、由面织网，最终形成一个结构化的整体事件，进而完成从局部事实到整体事实的“拼图”。倘若新闻事件未能处理好叙事中的可能性问题，那么，以可能性为推演基础所形成的新闻世界，便难以达到调和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目的。

显然，新闻叙事并不接受可能性的肆意发挥和自由延伸，其在可能性的“处理”方式上，主要依据的是现实性原则而非文学叙事的合理性原则。即便是当前备受关注的融合新闻形态——新闻游戏，也是通过一定的程序修辞机制，尝试在互动中抵达一种确定的事实结果。用户的每一次互动操作，都打开了一个可能的空间，但这种选择却受制于某种引导性的数字修辞机制，其目的是形成一种确定的认知图景。例如，2020年，央视财经与腾讯光子工作室群联合推出了跑酷类功能游戏《脱贫奔小康》，该游戏设定的行动目标是用户以化身为贫困山区运输物资。其他同类游戏一般以“活得更久”为游戏目标，《脱贫奔小康》则将游戏目标设定为“扶贫”。在具体的游戏过程中，玩家需要躲避沿途的各种障碍物，并收集掉落的书本、衣物等物资，以提升山区孩子的幸福指数。显然，该游戏预设了无数的可能性，玩家亦拥有多种可能的选择。但是，这里的可能性所遵循的并非自由模式或偶然模式，即用户的任何一种选择，并不会激活一个替代性的行动路径，或者进入一个未知的“可能空间”，相反，选择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对不确定性的排除或消除，并对新闻故事的事件性加以约束和限制，从而将用户的行为“导向”一个确定的新闻世界。

融合新闻叙事：故事、语言与修辞

刘涛 著

ISBN 978-7-301-35122-2

定价：128.00元（精装）

2024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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