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谷探险队核心盗宝推手渡边哲信酿中国西域文物流失百年之痛

【潮头回望之五十九】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列强以“探险”之名掀起中国西部文物掠夺狂潮，日本大谷探险队三次深入新疆、敦煌的盗掘行动，成为这场文化浩劫的重要组成部分。渡边哲信作为探险队首批核心队员、第二批战略智囊、第三次幕后核心推手，是全程主导这场文化掠夺的关键人物。他1902年率先踏入新疆、敦煌周边探查，为后续盗宝划定精准范围，亲手参与吐鲁番、楼兰等遗址的野蛮盗掘，掠走海量文书、木简与珍贵文物，为日本构筑起西域学研究体系与百年文化经济收益，却给中国留下了文化遗产流失的永久伤痛，成为近代日本文化侵略的典型印记。

渡边哲信为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僧人，是大谷光瑞的心腹幕僚，精通宗教史与考古调查方法，其在大谷探险队的三次西域行动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1902年8月，大谷探险队首次出征，渡边哲信作为首批核心队员留守新疆，开启两年实地“考察”，从喀什出发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至和田，北上库车、东进吐鲁番，再探楼兰周边，不仅亲手发掘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与高昌、交河故城等核心遗址，更完成了地理探查与遗址定位，为后续盗宝摸清路线、划定重点区域，此次探险便携大批文物归国，成为日本西域盗宝的重要开端。1908年第二次探险，渡边哲信退居幕后担任战略规划与情报支持，为一线队员制定详细路线图与遗址优先级清单，北庭都护府、柏孜克里克石窟、楼兰古城等均为其重点标注，在其精准指引下，探险队盗掘效率与文物质量远超首次，更斩获《李柏文书》等顶级文物。1910年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探险，渡边哲信全面负责后勤保障、文物转运与学术支持，协调外部力量确保行动畅通，将敦煌、楼兰、米兰列为核心目标，指挥队员从王道士手中骗取敦煌藏经洞近500份写本经卷，切割莫高窟壁画，对楼兰、吐鲁番进行兜底式搜刮，所有文物均通过其搭建的秘密渠道分批转运日本。

纵观三次探险，渡边哲信主导的大谷探险队对中国西域文物的掠夺，呈现出有组织、有计划、破坏性极强的特点，盗宝数量规模惊人，且涵盖多类珍稀文物。据公开档案与学术研究估算，三次探险累计盗走汉文、佉卢文、于阗文等多语种文书/木简约1.2万件，龙谷大学一处便收藏约8000件；绢画、纸画、壁画残块约500件，陶器、丝绸、古钱、佛像等器物/雕塑约2.5万件，佛教经籍、世俗史料等文献典籍超4万册；仅第三次探险就有86箱、6731公斤文物的明确记录，三次累计约230箱、1.8万公斤。其中渡边哲信1902-1904年首次探险中，直接从吐鲁番盗掘文书约2000件、壁画30余块，从楼兰、库车等地搜集木简约800枚，定位遗址40余处，为后续精准盗宝奠定了关键基础，其掠夺的文物中，不乏多件国宝级经典珍品，学术与艺术价值无可替代。

此次盗掘行动斩获的**《李柏文书》**，是前凉西域长史李柏的信稿，为中国现存最早纸本书信实物，书法承隶启行，更实证了前凉的西域治理，现藏龙谷大学，是日本收藏西域文物的“镇馆之宝”；吐鲁番喀喇和卓古墓出土的唐代《树下美人图》，被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艺术价值惊艳；同样出自吐鲁番的唐代绢画《伏羲女娲图》，是中国神话图像的经典之作，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长卷为西域文字文献孤本，渡边哲信1902年直接盗割的高昌故城佛塔壁画残块，更是北魏至唐代克孜尔、库木吐喇风格的典型代表。这些珍贵文物，若参考国际拍卖、日本“重要文化财”定价与学术评估，2025年口径下，《李柏文书》拍卖估值≥500亿日元（约25亿元人民币），《树下美人图》≥120亿日元（约6亿元人民币），整体可流通文物累计估值≥1200亿日元（约60亿元人民币），非流通国宝估值超5000亿日元（约250亿元人民币），且因当年多为秘密转运、部分文物流散私人收藏，实际价值远高于估算。

渡边哲信主导的这场文化掠夺，为日本带来了跨越百年的学术、经济、文化三重巨额收益，且收益均建立在对中国文化遗产的野蛮破坏与非法掠夺之上。学术层面，日本依托被盗文物，在龙谷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机构构建起全球领先的西域学研究体系，产出超1.5万篇学术论文、500余部专著，培养了数代西域学人才，垄断佉卢文、于阗文等冷门文字研究，主导国际丝路考古话语权，更通过与欧美顶级机构交换研究资源，大幅提升文化软实力。经济层面，百年累计直接+间接收益≥7000亿日元（约350亿元人民币），其中渡边哲信主导的首批探险贡献占比≥40%；直接收益涵盖博物馆常设展、文物出版、海外巡展的门票、文创、版税等，累计超1600亿日元，间接收益则依托西域文化IP衍生的影视、动漫、游戏，以及丝路主题旅游、西域学教育产业等，累计超5400亿日元。文化层面，这些被盗文物成为日本打造“文化大国”形象的重要筹码，强化了其在亚洲文化领域的话语权，而渡边哲信作为核心推手，其行动为日本百年西域文化收益奠定了决定性基础。

历史真相不容篡改与粉饰，渡边哲信在其著作《新西域记》中，将自己的盗掘行为粉饰为“为研究佛教东传路径的学术考察”，但无法掩盖其文化窃贼的本质。他主导的大谷探险队三次西域行动，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背景下文化侵略的典型案例，不仅严重破坏了吐鲁番、楼兰、敦煌等遗址的完整性，更导致数万件中国珍贵文物流落海外，至今多数仍收藏于日本龙谷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机构，未得以归还。

铭记这段历史，牢记仇恨，警醒后人：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渡边哲信与大谷探险队的所作所为，留下的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流失的永久伤痛，更让我们深知守护文化遗产、捍卫文化主权的重要性，唯有坚定守护，才能不让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