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鹏： 工业革命是否发生过？

究竟什么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工业革命为什么率先发生于英国？中国等传统农业时代的先进文明为什么没有爆发工业革命？……一系列问题悬而未决，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被学者们争论至今。这些问题，直指当代人所生活的现代社会的形成及其本质。而其中，一个最大亦最富争议性的问题是：工业革命是否发生过？

工业革命是否发生过？

文 | 严鹏

人类社会在19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仿佛是一道分水岭，19世纪的巨变使1900年与1800年的区别，要远远大于1800年与1700年的差异。千百年来，世界各主要文明的人们运用体力从事着生产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19世纪涌现出的一大堆钢铁机器，由似乎不竭的蒸汽和电驱使着，以远胜于人类体能的力量劳作，不仅重新塑造了时间，使不休的夜生活成为可能，而且极大地改变了空间，令地球各大洲真正联结为一体。这一切，是被称为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历史事件造就的。

然而，究竟什么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工业革命为什么率先发生于英国？中国等传统农业时代的先进文明为什么没有爆发工业革命？……一系列问题悬而未决，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被学者们争论至今。这些问题，直指当代人所生活的现代社会的形成及其本质。而其中，一个最大亦最富争议性的问题是：工业革命是否发生过？

一、断裂或延续：两种历史叙事

任何历史都包含特定的理论与诠释，从而形成特定的书写与叙事。不同的理论会导致不同的诠释，因而学者与作者们笔下的历史叙事有可能截然不同。

工业革命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即包含两种对立性的叙事，而其中一种甚至引申出对于“工业革命”这个概念成立的质疑。

从本质上看，工业革命这个词尽管已经成为一个专业术语，但它其实是一种比喻，意在将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某些经济变化比作一场推翻旧秩序的革命。革命的本义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工业革命一词被创造出来，就是意在描述发生在工业领域进而影响到全社会的某种大变革，其背后的叙事则指向了历史的断裂。不过，也正因为这个词语从一开始就是在比喻层面使用的，一些学院派学者对该词颇多不满。

今天，学术界与社会大众所接受的关于工业革命的主流历史叙事，都更强调历史的断裂性。例如，在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流行甚广的教科书《全球通史》中，将工业革命及与之相关联的科学革命视为人类历史的大分水岭：“人类的物质文化在过去的200年中发生的变化远甚于前5000年。18世纪时，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古代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生活方式相同。人类仍在用同样的材料建造房屋，同样的牲畜驮运人和物，同样的帆和桨驱动船只，同样的纺织材料缝制衣服，同样的蜡烛和火炬照明。然而今天，金属和塑料补充了石材和木头；铁路、汽车和飞机取代了牛、马和驴；蒸汽机、柴油机和原子动力代替风力和人力驱动船只；大量合成纤维织物与传统的棉布、毛纺品和亚麻织物竞争；电取代了蜡烛，并已成为只需按一下开关便可做许多事的动力之源。这一伟大变革都源自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大革命是西方文明对人类发展的杰出贡献。回顾历史，似乎这两大革命比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具有更大的意义。”

当然，与工业革命一样，“科学革命”一词亦非不证自明，甚至存在着更多的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斯塔夫里阿诺斯通过描述日常生活的可见的巨变，指出了历史断裂性的事实。换言之，工业革命作为分水岭，系由其造成的社会结果体现。

在初版于1970年的一套欧洲现代史教科书中，对工业革命是这样概述的：“工业革命包括一系列复杂多样的变革，它们首先发生在18到19世纪的英国，然后在19世纪上半叶传播到欧洲大陆西北沿线的国家，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1850年后传到了德意志的部分地区及意大利的北部，然后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传到欧洲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事实上，工业革命被贴上了‘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标签，它带来的发展成果在今天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依旧发挥着巨大作用。”

在这段论述里，工业革命实际上已经不再局限于指称最初发生于18世纪英国的那场变革，而是泛指工业化或工业发展。这种泛指，也是工业革命一词在今天被广为使用的一个意涵。当然，它同样暗示了从传统经济跃入现代经济的历史的断裂。

同样是在1970年代初，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奇波拉（Carlo M. Cipolla）在其主编的《欧洲经济史》第3卷《工业革命》的《导言》中写道：“从1780年到1850年，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里，一场史无前例的、意义深远的革命改变了英格兰面貌。从那时起，世界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了。历史学家经常使用和滥用革命这个词来表达根本的变化，但是，也许除了新石器时代革命外，没有哪一次革命像工业革命那样变革显著。这两次革命都改变了历史的方向。可以这么说，每次都造成历史过程的间断。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把人类从分散的狩猎者野蛮部落……转变为或多或少相互依赖的农业社会。工业革命使人类从农牧民转变为无生命驱动机器的操纵者。”

所谓“间断”，也就是断裂了。奇波拉的论述可以视为关于工业革命的标准化的历史叙事，强调的正是工业革命的“革命性”。

然而，作为一种事实上的比喻，工业革命一词自创生之初，就引发了一些学者的不满。与社会大众对于该词的较为迅速的接受相比，学者们对这个词语的抵制的时间要长久得多。实际上，反对该词的学者，其理由同样指向了“革命”一词本身所具有的那种突变性的意涵。这些学者认为，始发于英国的那场经济与社会变迁，并不具有政治革命的戏剧性，换言之，工业革命作为一场“革命”，不曾发生过。

1932年，希顿（Heaton）用一句俏皮话指出了工业革命的非革命性，并借此表达了对工业革命一词的质疑：“一场持续了150年而且为了准备它至少另外花了150年的革命，看上去需要一个新的名称。”希顿的这一观点很有代表性。一般认为，狭义上的工业革命，也就是始于英国的那场经济与社会变迁，持续时间从18世纪中叶一直到19世纪中叶。如果用西方的政治革命作为参照系，这场经济与社会变迁确实耗时甚久，也缺乏诸如攻占巴士底狱那样富于戏剧性的标志。

英国经济史学者波拉德（Sidney Pollard）即指出：“尽管‘工业革命’一词在日常用语里被普遍使用，并被多种语言所理解，但也不是没有受到批判……对该词质疑的主要理由源自其与同时代的法国革命的含蓄比较。不像法国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没有被驾驭，或者被计划，或者被强制施行：它是数千人或者成千上万人的非刻意行为的结果。它没有明确的开端，不像巴黎起义，也没有可识别的结束。”

当然，除词语的比喻色彩具有含糊性外，反对工业革命一词的学者，更多地还是从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模式出发，认为历史的延续性远大于断裂性。尽管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间的巨大断裂是无可否认的，但这一断裂发生的过程不是突然的，而是渐进的。换言之，所谓工业革命，更像是渐变的演化，而非突变的革命。循名责实，这些学者自然要反对突出断裂性的历史叙事，而以强调延续性的历史叙事作为替代选择。

经济史学家科尔曼（D. C. Coleman）便将英国工业革命视为一个神话（myth），并称：“历史学家寻求真相；社会需要神话。”而在历史学家中，事实上形成了关于工业革命研究的两种不同的范式（paradigm）。

在出版于2010年的《剑桥现代欧洲经济史：1700—1870》中，相关学者在涉及工业部门的章节中写道：“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于18世纪中期和19世纪中期之间发生在欧洲。决定性的突破发生在英国，它以新技术和新组织方法在工业中的应用为中心。虽然经济史学家如今认为，这些变化历时很长，是建立在工业经济活动占比已经非常高的基础上的，而且在1830年之前经济仅有小幅度的增长，但是‘工业革命’这一术语却还是被广泛使用。正如de Vries所认为的，与工业化相联系的变化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是因为它们被证明是不可逆的且已成为一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像法国大革命一样。”

这段话仍然更多地肯定了工业革命的断裂性，但也平衡性地引述了否定工业革命的学者的基本观点，且指出了相关问题存在争议。

同年出版的一本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则写道：“工业革命对历史学家们是一个独特的挑战。有一小部分但是不多的学者甚至拒绝承认这个主题有它自己的权利。本书则选择多数人的观点，即如果我们不回望18世纪主要在英语世界打下的基础——那时还不清楚但现在已经知道的被称为‘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我们将无法理解我们所知的21世纪的这个世界。”因此，工业革命在目前还是一个被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广泛接受的概念，但两种历史叙事的对立也是客观存在的。

或许，正如史学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言：“人们往往责怪历史学家滥用‘革命’一词。据其本义，该词应专指猛烈而迅速的变革。但是一涉及社会现象，迅速与缓慢总是不可分离的。任何一个社会无不始终处在维护社会和颠覆社会这双重力量的作用之下。颠覆性力量自觉或不自觉地致力于粉碎这个社会，革命的爆发不过是这一长时段的潜在冲突如火山喷发一般短促而剧烈的表现。我们研究一个革命过程，总要进行长时段的和短时段的比较，确认它们的亲缘关系以及不可分离的依赖关系。英国十八世纪末发生的工业革命没有违背这条规律。它既是一系列急剧的事件，也是一个显然十分缓慢的过程。是一支乐曲在两个音域的同时演奏。”

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时间具有结构性，断裂与延续可以同时统一于复杂的历史事件里。工业革命显然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大时间尺度的事件之一。

二、为什么学习与研究工业革命？

学习与研究工业革命，了解这场大变革发生的背景与前因后果，进而认识整个现代工业的发展图景，实际上就是理解当今社会形成的根源及现代社会在物质层面的基本特征。但是，这并非象牙塔中的学者热衷于探讨工业革命的唯一理由。

从一开始，人们对英国工业革命的探讨就抱着极强的现实目的。第一批讨论与研究工业革命的人生活在19世纪，对他们而言，工业革命是活生生的当代史，左右着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命运。

事实上，社会主义革命导师恩格斯是最早使用工业革命一词的作者之一。而恩格斯剖析工业革命，正是为了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的残酷无情，希望唤起人们改变悲惨世界的热情。尽管并非所有学者或作家都接受恩格斯的理论，但恩格斯确实代表了一种研究与书写工业革命的传统。诚然，马克思与恩格斯实际上不吝称赞工业革命对于人类生产力的解放，但这一历史书写传统所彰显的叙事基调——描绘的是一个童工受雇的艰难时世，揭开了工业革命的阴暗面。

一些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也参与到了这一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尽管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对劳苦大众报有深深的同情。在他们的笔下和呼吁声中，工业革命造成的贫富分化这一罪愆，大大遮盖了社会生产力在这场革命中的辉煌飞跃。

然而，并非所有学者都赞同这一历史图景。1951年9月，朝圣山学社在法国博瓦隆举办了一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之一是历史学家论述资本主义的方式。实际上，会议的讨论集中于历史学家或其他学者对于工业革命的论述与描绘。

负责辑录与出版讨论论文的哈耶克显然对那种揭露工业革命阴暗面的历史叙事不以为然，他写道：“（在伯特兰·罗素的最新著作中）罗素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工业革命在英国和美国都造成了难以言表的悲惨状况。我觉得任何一位学习经济史的学生都不会怀疑，19世纪初期英国的平均幸福程度要低于百年之前，而这种状况几乎完全是科学技术招致的。’……当我们发现今天版本众多、发行成千上万册的口袋本经济史都在积极地传播这种错误看法，我们当不至于过于惊讶。而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小说也几乎毫无例外地以动人的笔触，讲述广大工人的境遇突然恶化的故事。”哈耶克的立场十分鲜明。

而以研究和书写工业革命闻名的经济史学家阿什顿（T. S. Ashton）则如此描述英国经济史学界关于工业革命的主流叙事：“根据我读过的大量的考试卷子，我只能得出结论：从大约1760年到1945年英国建立福利国家的历史，就是充满了血汗、泪水和压迫的过程。似乎经济力量天生就是邪恶的。每种节约劳动的设备的出现，都导致很多人的技能失去用武之地，导致整个社会失业率增长。”自然，阿什顿不赞同这种主流叙事及其构建的历史图景。

于是，对于工业革命的研究与书写，至少就有了两种不同的传统与截然对立的观点，而这两种对于历史的诠释，都指向了改造现实世界的方案。否定工业革命的学者和作家，投身于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运动；肯定工业革命的知识分子，则热情地拥抱与支持以自由竞争为基石的市场经济。这两套方案在政治与政策层面，导向的是极为不同的世界。

因此，从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讨论工业革命的那一天起，学习与研究工业革命就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因其与当代社会自身的命运密切关联。

如今，英国工业革命已经过去近两百年，但这个世界上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与地区仍少之又少。工业革命对于不少国家与地区来说，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甚或是未来。如此一来，学习与研究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对于后发展国家与地区的人们来说，就有了更为强烈的现实投射感。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经济学家们对于分析工业革命的兴趣之一，正是为了给尚未步入工业化坦途的第三世界国家开药方。当然，生搬硬套发达国家的经验于事无补，而对于发达国家工业革命的不同角度的分析，实际上也使学者们开出的政策药方彼此矛盾。然而，或许恰恰是这种矛盾所体现出的问题的复杂性，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学者来诠释工业革命，提出各种不同的理论。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智力挑战。

当然，抛开经国济世的宏大抱负，回归作为一个现代人的本质，了解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与基本特征，是通识教育的应有之义。即使只从好奇心出发，学习有关工业革命的知识，也是一个现代人探索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可能路径之一。

事实上，工业革命历史叙事的多元性与相关理论的多样性，使得这种学习可以足够充实而具有启发性，并不只像中学历史教科书那样单一。对宏大历史的学习，是个体自我探索与自我塑造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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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研究讲义》

严鹏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65年1月

本书是一部聚焦工业革命研究的学术讲义著作。作者以全球视野下的工业革命研究进程为视角，对19世纪以来学术界最主要的工业革命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区分了“革命说”与“渐变说”这两种关于工业革命的基本历史叙事，考察了经济史研究范式转移的背景下，工业革命研究在方法、诠释与理论上出现的变化，辨析了不同学术观点形成的机理，综合呈现了工业革命的概念源流、经典诠释、理论构建、技术与经济社会变革及多元影响。总之，本书兼顾了学术性与普及性，系统总结了工业革命研究的相关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