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她早已离世！自己定墓园和寿衣，3200万遗产全给姐姐

她走了两年多，没人知道她最后那几个月怎么过的，她把死亡当成一件要赶在deadline前做完的事，连寿衣肩线歪一毫米都不行

2020年春天，医生告诉她得了晚期乳腺癌，还给了个选择，化疗可以让她多活五年，但人会垮掉，头发掉光、走路不稳、连自己都认不出来，她没再问第二遍，直接拒绝了，后来有人看见她去墓园，在树底下停了两次，喝了口水，像是在提前看地方，试寿衣那天，她盯着肩线看了很久，说要稳当些，不是怕死，是怕死得不像她自己。

她开始列出一个清单，就像安排项目一样排好时间表，包括遗嘱的写法、钱的分配方式、父亲每天吃药的时间点、谁负责送他去医院，以及基金的设立方法，这些事都要在三个月里全部办完，她没有躺着等待死亡到来，而是亲手搭建告别的框架，每一块砖头都不能松动。

她没有把生病的事告诉八十岁的父亲，不是心肠硬，是忘不了母亲去世时的情形——亲戚们来来去去，没人帮忙做饭，没人记得提醒吃药，最后连葬礼的日子都差点弄错，她担心这一切会再发生一遍，白天照常给父亲泡茶、陪他看新闻，晚上悄悄在冰箱门和抽屉角贴满黄色便签条：上面写着药的名字、银行卡密码、钥匙放在哪里、父亲通常几点醒来，她把自己当成一台快要关机的电脑，提前拔掉所有可能短路的电线。

跟十二年的男友分手了，就在她最需要人陪的时候，她没有闹脾气，也没有掉眼泪，只是安静坐着想了一会儿。别人说她冷静，其实她早就习惯了这种独自面对的日子：卖保险被客户冷眼对待，开餐馆赔到关门大吉，生病了一个人查资料熬到凌晨三点。她心里清楚得很，感情这东西靠不住，只有规矩才实在。她把三千两百万新台币全都转给了姐姐，不是不要这个家，是知道自己以后顾不上爸爸了，只能用钱换姐姐一个承诺——替她继续照顾爸爸。

她还办了两个基金会，一个教孩子们唱歌，一个帮癌症病人买药，这不是她临死前才做的事，是她唯一能留下的东西，钱可以按时打过去，制度也不会随便放弃，她不相信神明，也不相信运气，只认那些白纸黑字写清楚的事，她小时候见过妈妈病倒在床，整个家就像散架了的椅子，谁都没办法扶稳，从那时起她就觉得，混乱比死亡还要可怕。

有人责怪她太过冷淡，觉得她不懂人间的温暖情意，可她半夜疼得醒来时，会自己爬起来吃下止痛药，再把药盒放回原处，她没有拍视频，没有发朋友圈，也没有求别人为她加油，别的抗癌者可能需要观众围观，她只需要一个不会倒塌的家，我们总以为病人应该哭喊，应该展示伤口让人看见，她却偏不这样做，她把尊严藏在那些便签条里，藏在转账记录里，也藏在她每年基金支出的账单明细里。

她离开后，姐姐按照她留下的清单照顾老人，基金会第一年资助了47名学生和12位低收入病人，没有人来采访她，也没有人为她立碑，但墓园角落那棵树还在生长，每年春天树影都会落在她选定的位置，她没有留下遗言，只留下一叠标明日期的文件，每一页都写得像考试卷那样整齐工整。

有人说她太较真，可是这个从小就知道倒下时没人会扶住自己的人，认真安排好退场方式，就是她能给世界最温柔的表示，她不是不怕死，是担心死后留下的局面没人去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