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了两年多,没人知道她最后那几个月怎么过的,她把死亡当成一件要赶在deadline前做完的事,连寿衣肩线歪一毫米都不行
2020年春天,医生告诉她得了晚期乳腺癌,还给了个选择,化疗可以让她多活五年,但人会垮掉,头发掉光、走路不稳、连自己都认不出来,她没再问第二遍,直接拒绝了,后来有人看见她去墓园,在树底下停了两次,喝了口水,像是在提前看地方,试寿衣那天,她盯着肩线看了很久,说要稳当些,不是怕死,是怕死得不像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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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列出一个清单,就像安排项目一样排好时间表,包括遗嘱的写法、钱的分配方式、父亲每天吃药的时间点、谁负责送他去医院,以及基金的设立方法,这些事都要在三个月里全部办完,她没有躺着等待死亡到来,而是亲手搭建告别的框架,每一块砖头都不能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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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把生病的事告诉八十岁的父亲,不是心肠硬,是忘不了母亲去世时的情形——亲戚们来来去去,没人帮忙做饭,没人记得提醒吃药,最后连葬礼的日子都差点弄错,她担心这一切会再发生一遍,白天照常给父亲泡茶、陪他看新闻,晚上悄悄在冰箱门和抽屉角贴满黄色便签条:上面写着药的名字、银行卡密码、钥匙放在哪里、父亲通常几点醒来,她把自己当成一台快要关机的电脑,提前拔掉所有可能短路的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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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十二年的男友分手了,就在她最需要人陪的时候,她没有闹脾气,也没有掉眼泪,只是安静坐着想了一会儿。别人说她冷静,其实她早就习惯了这种独自面对的日子:卖保险被客户冷眼对待,开餐馆赔到关门大吉,生病了一个人查资料熬到凌晨三点。她心里清楚得很,感情这东西靠不住,只有规矩才实在。她把三千两百万新台币全都转给了姐姐,不是不要这个家,是知道自己以后顾不上爸爸了,只能用钱换姐姐一个承诺——替她继续照顾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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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办了两个基金会,一个教孩子们唱歌,一个帮癌症病人买药,这不是她临死前才做的事,是她唯一能留下的东西,钱可以按时打过去,制度也不会随便放弃,她不相信神明,也不相信运气,只认那些白纸黑字写清楚的事,她小时候见过妈妈病倒在床,整个家就像散架了的椅子,谁都没办法扶稳,从那时起她就觉得,混乱比死亡还要可怕。
有人责怪她太过冷淡,觉得她不懂人间的温暖情意,可她半夜疼得醒来时,会自己爬起来吃下止痛药,再把药盒放回原处,她没有拍视频,没有发朋友圈,也没有求别人为她加油,别的抗癌者可能需要观众围观,她只需要一个不会倒塌的家,我们总以为病人应该哭喊,应该展示伤口让人看见,她却偏不这样做,她把尊严藏在那些便签条里,藏在转账记录里,也藏在她每年基金支出的账单明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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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离开后,姐姐按照她留下的清单照顾老人,基金会第一年资助了47名学生和12位低收入病人,没有人来采访她,也没有人为她立碑,但墓园角落那棵树还在生长,每年春天树影都会落在她选定的位置,她没有留下遗言,只留下一叠标明日期的文件,每一页都写得像考试卷那样整齐工整。
有人说她太较真,可是这个从小就知道倒下时没人会扶住自己的人,认真安排好退场方式,就是她能给世界最温柔的表示,她不是不怕死,是担心死后留下的局面没人去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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