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李井泉为四川饿死人作检讨，邓小平却说：这事中央有责任

四川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也曾是人口最多的省份。新中国成立后，四川担负起了支援西藏和完成国家上调粮食的沉重任务。在共和国最困难的时期，四川人民靠坚实的双肩挑起了“调粮”、“还债”两副重担。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2年当中，中央从四川调粮共计364亿斤，四川为全国外调粮食最多的省份。1950年至1952年，四川调出粮食14.88亿斤；1953年至1957年，四川调出粮食162.72亿斤；1958年，四川调出粮食39.6亿斤；三年困难时期，四川调出粮食147亿斤。也就是说，在这12年当中，四川人民提供了几乎全国城镇人口一年的口粮。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惊的数字！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四川调出大量的粮食支援全国十几个省，这就使四川原本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缺粮局面更加严峻了。从那时起，就有人把四川调粮和死人与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连在一起。时至今日，依旧有人对李井泉非议不断。那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李井泉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从四川调粮其实是中央做的决定。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资运输让路，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

京沪一旦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四川虽然有粮，若大量调出，后果也很严重。中央经过权衡，决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牺牲。火急命令接连不断，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给李井泉打过电话，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这些电话的原始记录都保存至今。

1999年10月，原四川省委书记、后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许梦侠曾说：“省委书记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井泉同志落泪了，从来没见过他落泪，好几位书记在省委文件上签字时都掉了眼泪，心里都明白调走大批粮食意味着什么，可是这是中央的决定，是必须执行的。”

中央调粮的决定和安排在当时是绝密， 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李井泉调粮是为了向上表功、欺下瞒上做出的个人决定。四川民间甚至传说，李井泉“为了当中央政治局委员，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而事实是李井泉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就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调粮与他当政治局委员并无因果关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四川到会的一些干部对整个国家的困难以及四川过度调粮的内情不了解，对李井泉有强烈的埋怨情绪，他们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做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实际上是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头上。第一次检讨，大家不满意，他又检讨了第二次。

据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回忆，李井泉在第二次检讨前，整整一夜没有睡觉，一直在北京饭店的走廊里走来走去，他几次推开陈振寰的房门说：“这个检讨究竟该怎么作？”作为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在李井泉心中，永远是党性高于一切，大局利益高于一切，但他内心也有委屈，自己一个人又怎样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呢？

李井泉（左二）

后来朱德和邓小平都在会上为李井泉说了公道话。朱德专门召集四川代表团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开座谈会，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邓小平也说：“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

朱德和邓小平作了解释后，四川的同志们心中就有数了，情绪也缓和多了。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有人开始关注四川调粮问题，一些所谓的“知情人”开始舞文弄墨，在他们的笔下，困难时期四川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飙升至上千万，李井泉调粮过多的错误由此也上升为“重罪”，并归结为“长期实行左的路线造成的恶果”。李井泉对此始终沉默无言，淡然处之，他的孩子们曾恳求他写一篇回忆录，讲明调粮事件的原委，还自己以清白，却遭到他的严厉拒绝。李井泉还告知子女，谁都不许为他写回忆录。

李井泉（左）和陈丕显握手

1989年4月24日，李井泉病逝，享年80岁。李井泉病逝后，他的子女们经过慎重讨论，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对他们的父亲李井泉的历史功过作一个公正的评价，并对调粮问题给予说明。邓小平对此信作了批示，并请中央办公厅阅办。

不久以后，《人民日报》在发表《李井泉同志生平》时，对李井泉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1960年后，李井泉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

晚年的李井泉和群众们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