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全球化进入“安全化”新阶段，中企出海风险正加速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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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探讨中国企业“出海”，有时容易出现判断路径的偏差：要么以投资规模与短期增速代替阶段判断，忽视全球化规则与地缘政治环境的结构性变化；要么仅凭阶段性波动推断趋势逆转，难以区分周期调整与长期转向。要形成更具操作性的判断，仍然需要在全球化演进的不同阶段中，准确定位中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所处的结构位置。

在近日IPP举办的“全球产业链重组与企业国际化战略”研讨会上，IPP研究员刘佳博士以“大国博弈背景下海外利益保护的变迁”为题发表演讲。她指出，准确判断中国企业、资本出海的所处方位，可以对外直接投资（ODI）为主线，并结合进出口总额与实际利用外资（FDI）进行交叉对照，从而部分还原中国投资出海的阶段性特征与结构变化。

她认为，尽管从整体上看，中国已显现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折的迹象，但出海远非“一种模式通吃”。现实中，渐进式国际化与跨越式扩张并行；不同企业的能力结构与外部依赖程度各异，在地缘政治波动加剧的时期，它们所面临的合规约束与法律风险也呈现出分化的特点。

刘佳

IPP研究员

我想与各位探讨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目前中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进程中，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一、经济全球化的三阶段演进

我们通常将二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视为战后全球化的起步期：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制度安排下运行，整体呈现出“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特征。

在这一时期，全球分工主要表现为产业间分工，即以相对典型的“垂直整合”方式展开：跨国公司在这一阶段尚未成为主导力量，国家间经贸往来更多以传统贸易形式实现。对应的理论图景接近我们常提到的比较优势理论——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出口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提供原材料与农产品等要素型产品为典型特征。

自20世纪60年代起，一些美国跨国公司开始将部分生产环节向墨西哥等地外包、分包。这一变化虽然仍处在早期，但它为此后更深层次的全球生产网络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全球化的条件发生改变：物流与交通成本显著下降，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管制相较前一阶段更为宽松。传统的产业间分工逐步让位于产品内部（或价值链内部）分工。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苹果手机的生产组织：产品的设计、品牌与营销可能在北美或欧洲完成，而制造与组装等环节则通过全球供应链外包给亚洲地区，例如在深圳等地完成。在这一阶段，跨国公司在国家间投资与贸易中的作用显著上升，也就解释了为何研究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往往需要首先把握跨境投资与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方式，再进一步分析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但自2018年以来，我们进入第三阶段，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2.0”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若说此前全球化主要以效率、尤其是生产效率为导向，那么在“安全化”逻辑上升的背景下，全球化的运行规则开始发生偏移：企业的产能布局与资本流向不再能单纯按照经济效率最大化来决策，而不得不更多纳入国家安全、地缘政治与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的约束。

二、中国投资“出海”的四个阶段

在上述三阶段全球化框架下，我们可以用几组数据来观察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变化。为了避免只看单一指标带来的误判，我们采用三组数据：以对外直接投资（ODI）观察资本跨境配置与企业国际化的节奏，以进出口总额观察供应链分工结构与跨境贸易，再以实际利用外资作为“引进来”的参照，从而更完整地把握“走出去”与“引进来”的互动关系。

第一组数据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bound Direct Investment ODI）流量。整体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呈现出四个阶段性特征。

表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bound Direct Investment）随年份变化总体趋势。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 国家外汇管理局

第一阶段是1982—1991年，处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对外投资规模整体平缓、水平较低，年均流量大体在较小规模徘徊，可视为低水平起步阶段。

第二阶段是1992—2001年（加入WTO之前），对外投资开始出现明显的波动与抬升：总体水平较第一阶段有所提高，但由于当时资本对外开放程度有限、制度与政策环境仍在调整中，增长表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

第三阶段大体对应加入WTO之后的时期。我国于2001年11月加入WTO，随后对外投资进入快速增长“快车道”。这一阶段中尤为突出的峰值出现在2016年，彼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961.5亿美元，与1982年相比增长接近200倍。2016年前后对外投资规模一度超过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出现了资本净流出的特征。

第四阶段出现在2017—2018年之后，对外投资数据再次呈现明显波动。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全球化规则发生偏移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的节奏与结构受到更强外部约束，波动性显著加大。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组数据（见表二）——中国的对外贸易（出口与进口）相关指标。

表二：中国对外贸易数据趋势（1981–2024）。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这组数据的总体走势与表一所示ODI在直观结构上较为接近。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跨国公司通过组织资本流动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而引发贸易规模与结构的变动。

不过，贸易数据也呈现出值得注意的差异：虽然中国企业进出口在阶段划分上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相似（例如1980年代与1990年代总体为较缓慢增长，入世后进入高位增长），但峰值并不同步——对外投资的显著高点出现在2016年，而贸易数据的峰值则出现在2022年。

第三组数据（见表三）是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相较于前两组数据，这一指标的走势更为平缓，整体呈现较长时期的稳步增长态势。从长期趋势观察，外资流入整体呈现持续增长的轨迹。

表三：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趋势（1983–2022年）。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 国家统计局 & 海关总署

综合上面所说，我们以ODI为主线、并结合贸易与FDI作对照，我们可以较清晰地划分中国资本与企业参与全球配置资源、开展海外投资的四个阶段：从低水平的探索阶段起步，到波动中抬升，再到入世后的高速增长，并在“安全化”背景下进入更为显著的波动期。

在1992—2001年这一阶段，尽管中国尚未加入WTO，但国家层面已经为“走出去”做了大量制度性铺垫。一个重要体现是双边条约网络的快速扩展：仅在1992—2001年间，中国就已签署了约100多个双边条约；而截至目前，与中国签署相关双边条约的国家总量也不过130余个。

进入2002—2016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对外投资的主体结构与活跃度进一步发生变化。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领域显著活跃。也正是在这一轮加速扩张中，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全球配置资源的力度上升，使得对外投资与招商引资均成为中美竞争中的“正面战场”。

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了一个榜单：在其2024年的相关报告中，全球前100家跨国公司里，中国企业占据10席，而美国约占18席。

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大型跨国公司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另一方面，从行业分布看，不少企业集中在数字经济相关领域，名单中还包含多个公众熟悉的平台型巨头，如京东、美团、希音、蚂蚁集团、滴滴等。中国确实成长出一批具备全球化组织能力的企业主体，但也存在行业与模式差异巨大的特征。

表四：各母国经济体的全球前100家非金融类跨国企业数量。 图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三、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阶段

我们需要进一步判断，中国的跨国公司和海外投资发展到了什么阶段，我们可以引入“投资发展路径”（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这一理论框架。

按照该理论，招商引资（FDI流入）与对外直接投资（ODI流出）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相辅相成：如果一国持续吸引外资，会推动本土企业在技术、管理、规模与组织能力上不断提升；该国的角色会分阶段从“主要吸引外资”逐步转向“既吸引外资、又对外投资”，企业会自然走向海外扩张，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阶段性跃迁。

基于这一逻辑，如果以2016年为标志、当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一度超过外资流入（出现资本净流出特征），则按该理论判断，中国在总体上已进入投资发展路径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成熟期——因为只有在成熟期，境外投资的总流出才可能在结构上转为“正值”。

投资发展路径认为，一国会随发展水平提升，依次经历低参与、引资主导、双向并行、资本输出主导，最终进入高度嵌入型双向投资阶段。来源：Gorynia, M., Nowak, J. & Wolniak, R. (2010).

但即便接受这一判断，仍需做更细的解释，因为中国的“走出去”至少存在两类不同的发展模式：一类是以制造业等传统行业为代表，基本经历了从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的渐进式发展；另一类则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及部分基础设施相关行业，则呈现出更明显的跨越式发展（例如一些高科技/平台/部分基建相关）——它们其实尚未完成第三阶段所对应的“成熟内生市场竞争与内部整合”条件下，就更快迈入了第四阶段的海外扩张。

这就意味着不同类型企业在地缘政治波动期所面临的外部法律风险，也可能呈现显著差异。这进一步逐步分化出两类较为典型的发展模式：

一类以美的、海尔、海信等企业为代表，遵循相对传统、渐进式的国际化路径；

另一类则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呈现出更明显的跨越式扩张特征。两类企业虽然都可能在总体上进入投资发展路径所指向的“第四阶段”，但由于形成路径、能力结构与外部依赖程度不同，它们在同一阶段所面临的风险并不相同。

也正因此，在地缘政治波动加剧的时期，不同类型企业可能遭遇差异化的合规约束与法律风险。

四、地缘政治波动下的资本流动新态势

可以看看UNCTAD在2024年发布的另一组数据，用以观察全球资本流动的整体趋势。从表五可见，相较贸易数据，FDI的波动更为剧烈，一个普遍趋势是全球出现“资本回收”，其中美国资本持续向本国回流的特征更为明显。

表五：外国直接投资（FDI）相较于 GDP 和贸易增长放缓。图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在此背景下，中国资本在亚洲等地区的布局究竟受到怎样的影响？

中东与拉美是当前必须重点关注的两个区域。这一判断是基于对投资目的地结构的进一步剔除与再观察：如果先将“通道资本”排除（以香港为典型代表，资金流入后往往进行再投资，不能简单等同于最终目的地），再将视角聚焦于批发零售、信息技术、制造业等更能反映实体与产业链配置的领域，就会发现中国的海外投资大量流向亚洲，同时拉美也占据显著比重。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北美地区：在北美，中国资本更多集中在金融业与第三产业，占比更大，且存量规模明显高于其他行业领域。可见，在当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语境下，亚洲与拉美事实上成为中国海外资本投入最为集中的区域。

最后，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以色列的情况，从2024年的数据看，其资本流动呈现“负向”变化。相比之下，其他地区虽也存在调整，但变化幅度并不如此剧烈。结合以色列所处的地缘环境与制度条件，其地缘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具有现实性与不容忽视的强度。

刘佳博士在研讨会上发言。

研讨会现场。

更多嘉宾的精彩发言，将在“IPP评论”陆续发布，敬请期待。

刘佳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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