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血泪史，士人遭难16年，建安文学如何涅槃重生？

文/编辑 | 老陈实在说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文人士子在战火中颠沛流离，这种漂泊跟以前的边塞征战完全不一样。

这是一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流浪，建安文学里那些漂泊主题的作品，背后藏着更深的东西，那就是文人思想的彻底解放。

人性开始觉醒了，文学也不再是政治的附庸品，这两个变化，才是建安漂泊文学真正兴起的原因。

儒学枷锁如何套牢士人

汉武帝当年听了董仲舒的建议，搞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朝廷设立五经博士，儒学从此成了官方指定思想。

董仲舒这人挺会来事，把天人感应、君权神授那套理论包装得很漂亮，还掺和进去阴阳五行、法家、黄老的东西。

目的很明确，就是让"邪辟之说灭息"，好维护大一统政权，到了西汉中后期，这套东西跟选官制度绑在一起了。

想当官？得懂经学，儒学就这样变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士人从出生开始就被这套规矩管着，三纲五常、忠孝仁义，成了生活准则。

本来是教化工具的儒学，慢慢变成了束缚思想的枷锁，两汉儒学本身就有问题。

里面充斥着灵异迷信的东西，那些臆想出来的哲学根本经不住实践检验，更要命的是，它完全依附在政治权力上。

皇权稳固的时候还能维持，一旦皇权崩塌，整个价值体系就跟着垮了，这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党锢之祸打碎士人梦想

东汉末年，皇帝成了摆设，外戚和宦官把持朝政，国家眼看着要完蛋，士大夫们急了，忧国忧民的意识被激发出来。

像仲长统这样的有识之士，团结起来对抗那些腐朽势力，不停地上疏说明危害，结果呢？非但没人听，反而多次招来杀身之祸。

到了桓帝、灵帝时期，矛盾彻底爆发了，士大夫跟宦官集团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最后搞出了两次党锢之祸。

史书上记载，"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这场灾难持续了16年，大批善士遭难，士人的身心都被摧残了。

你想想看，那些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人被关进大牢，而社会渣滓、国家蛀虫却坐在权力的顶端，这种巨大的落差让士人开始反思。

他们执着追逐儒家那套价值体系，到头来却被统治者无情愚弄和摧毁。

很显然，继续维护大一统政权已经没意义了，还不如想想怎么保全自己的性命，追求点自我价值。

儒家那套伦理道德准则的约束力开始下降，人们的价值取向变得多元化，"取无定向，人各异趣"，这为后来的思想解放铺平了道路。

建安时期的觉醒与突破

党锢之祸过后，文人走出了两汉经学的禁锢，开始重新关注自我，这种"人的自觉"意识复苏了。

人生信仰、行为准则、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思维方法，全都需要重新寻找答案。

文人开始重视个性，追求真实的自我表达，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孔融狂放不羁，陈琳刚直敢言，王粲敏感细腻，刘桢高洁傲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大家都得按照统一的模子来塑造自己，文学的地位也提高了。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话分量很重。

文学不再只是政治教化的工具，它的审美价值被认可了，功能也发生了转变，从注重政治教化转向抒情言志，注重抒发个体真实的情感体验。

建安风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那种慷慨悲凉、刚健有力的独特风格，正是文学自觉的成果。

文人终于可以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了。

漂泊中书写时代悲歌

建安时期社会动荡，文人不断漂泊，这种人生遭遇给他们内心带来巨大冲击，文学自觉让他们能够借助作品抒发所经历和感受的一切。

漂泊文学就这样兴起了，既有对现实苦难的真实记录，又有对人生价值的深刻思考，曹操在《蒿里行》里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这是对乱世惨状的直接记录，王粲的《七哀诗》说，"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抒发的是漂泊之苦。

曹丕在《燕歌行》里感慨，"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表达的是离别相思之情。

这些作品不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真实情感的流露，文人用文学对抗乱世，在漂泊中寻找人生的意义。

这种转变的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它打破了千年的思想禁锢，为后来魏晋玄学、竹林名士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更何况，这还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转折点，从此开启了文学自觉的时代，影响一直延续到后世。

从集体到个体，从政治到人性，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转折，人文精神开始觉醒，个体价值得到尊重。

如此看来，建安文人的思想解放不仅仅是文学主题的变化，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觉醒的重要标志。

从西汉儒学禁锢到东汉党锢之祸，再到建安思想解放，这条发展脉络很清晰。

思想解放永远是文学创新、文化繁荣的前提，个体价值的尊重是文明进步的基石。

建安文学的思想解放精神，为后世魏晋风度、盛唐气象的形成提供了精神资源。

这种影响延续至今，提醒我们，只有思想自由，文学才能真正繁荣，人才能活出真实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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