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代表精神失常脱党20年，总理特批按老同志对待

1951年，湖北蕲春出了桩新鲜事。

正在搞土改复查的时候，一个远近闻名的“颠佬”突然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

这人整天疯疯癫癫，穿得破破烂烂跟乞丐没两样，谁也没弄清他的底细，只晓得他偶尔脑子清醒的时候，嘴里蹦出的全是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政治术语。

照那会儿的规矩，这种没根没底又像是脱离了组织的家伙，想蒙混过关简直做梦。

可偏偏一封信把这死局给盘活了。

信并非出自他手，是他当年在私塾教书时带过的一个学生，实在看不下去恩师受罪，硬着头皮直接往北京递了封信，收信人是周恩来总理。

谁知道周恩来不光细看了，还特意过问，并且当场给了一句极有分量的批示：

“以革命老同志对待。”

这七个字，重若千钧。

在那个极其看重出身履历的年头，这就好比直接发了一块顶级的“免死金牌”。

一个在农村疯癫了二十载的乞丐，凭啥让日理万机的总理这么挂在心上？

这里头，不论私交，算的是一笔没法用世俗眼光衡量的“良心债”。

这“疯子”大名叫胡缄三。

哪怕在蕲春当地，听说过这名号的也是凤毛麟角。

可要退回到1930年前后的鄂东，特别是在蕲春、黄梅、广济这一片，这名字那就是一面大旗。

他可不是那种占山为王的草头王。

翻开档案，这人的资历高得吓死人：1924年就入了党，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二期的高材生，还是中共“六大”的正式代表。

1929年，那是周恩来亲自点名，把他从上海派回鄂东老家，把党组织重新拉起来。

他是手握尚方宝剑回来的。

当时是个啥局面？

大革命惨败，鄂东这边的组织基本瘫痪。

胡缄三硬是靠着一股子狠劲，把一盘散沙重新垒成了塔。

等到1930年，他已然坐到了广济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县委书记的位置，手里攥着这一带最核心的革命家底。

若不是后来那场变故，教科书上的开国元勋名单里，本该有他一号。

祸根埋在了1930年的夏天。

那会儿李立三路线占了上风，号称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为了配合这盘大棋，原本在蕲黄广地区搞得风生水起的红八军四、五纵队，被迫北渡长江，整编成了红15军。

这一整编，麻烦大了。

红15军刚拉起队伍没多久，主力就被调去了大别山北边。

主力前脚一走，顺手把地方上的骨干力量和枪杆子几乎全卷走了。

甩给胡缄三他们的，是个巨大的空档。

国民党那边的反动派可不傻，红军主力刚撤，正规军搭着民团后脚就围了上来。

这时候，摆在胡缄三和战友面前的，是个既要命又没法解的死扣。

第一个岔路口：是撤，还是守？

按理讲，主力都没了，地方干部化整为零，甚至暂时躲起来保存火种，那是标准动作。

可胡缄三、李镜人（黄梅县委书记）、余壮飞（蕲春县委书记）这几位，想法跟常人不一样。

他们盘算了一番：要是现在散伙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苏区百姓咋办？

往后红军再杀回来，脚跟往哪儿站？

他们挑了条最难走的道：不靠天不靠地，自己单干。

他们拿红15军剩下的一个连当火种，把三个县的游击队硬是捏在了一起，挂起了“红九团”的牌子。

五百多号人，除了极少数正规军骨干，剩下的全是扛着大刀长矛的赤卫队员。

就凭这点家当，他们硬是在几个月里跟敌人死磕了五十多仗。

但这终究是拿鸡蛋碰石头。

到了1931年3月，敌人调来了六个正规团，外加地方联防队，像铁桶一样把他们箍得死死的。

活动地盘被挤压到了极限，红九团从五百人打得只剩下一百来号。

第二个岔路口：绝境里的“太平洞”。

1931年4月，形势已经烂到了根。

三个县的头头在黄梅望江山碰了个头。

最后的法子是分兵：一拨突围去赣北皖南，剩下的人留守死磕。

黄梅县委书记李镜人提了个茬：进洞。

这洞叫太平洞，就在五祖镇垅坪山上。

洞里头大洞套着小洞，传闻有四十八个分洞，藏个上千人没问题，而且粮弹都有储备。

这在当时瞅着，像是个“以守代攻”的高招。

仗着天险，跟敌人耗日子。

4月7日，五百多人钻进了洞。

如今回过头看，这是个要命的误判。

游击战讲究的是个“走”，是流动。

一旦钻进山洞，那就成了瓮中之鳖。

虽说后来分出去两百多人去旁边的洪楼城墙洞和江河石山洞搞犄角之势，但在绝对的兵力碾压面前，这点牵制根本不起作用。

敌人把太平洞围得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这场围攻战打得那是惨绝人寰。

敌军团长亲自坐镇，软硬兼施。

先是硬攻，啃不下来。

紧接着用重磅地雷炸山，也没炸塌。

再后来，敌人开始玩阴的了。

他们在洞口堆满柴火草料，撒上硫磺、辣椒面，用特制的风箱往里头灌毒烟。

这还没完。

5月2日，敌人逼着老乡挑来一千多担粪水，一股脑灌进洞里，再配合着烟熏火燎。

脑补一下那个场面：几百号人挤在封闭空间里，伴随着刺鼻的硫磺味、辣椒味还有恶臭，还得时刻提防着外头的冷枪。

这种鬼地方硬扛了四十多天，粮食吃得精光，甚至活活饿死了人。

就在这当口，敌人抛出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

他们用竹竿挑进一封信，说是讲“人道主义”，只要肯出来，保百姓不死。

洞里头吵翻了天。

大多数人觉得这是个坑，但也有人寻思，死守肯定没活路，出去没准还能有一线生机。

最后，决策层不得不做了个无奈的妥协：分批出洞。

先让老百姓走，干部断后。

他们还天真地跟敌人谈条件，让人家退兵十里。

敌人居然答应了。

第三天，撤退号一响，工事拆了，敌军往后撤。

第一批一百多名群众和伤员扶老携幼走出了洞口。

谁曾想，他们前脚刚走下山坡，埋伏好的机枪就响了。

这哪里是谈判，分明是一场屠杀。

一百多号人，除了两个钻进茅草丛的小娃娃侥幸捡回条命，剩下的要么当场被打成筛子，要么被抓后处决。

还在洞里的胡缄三和李镜人，听着外头的枪声，心如死灰。

既然没信义可言，那就只剩最后一条道：突围。

5月中旬的一个黑夜，幸存的两百多人分成三组，从三个洞口冒死往外冲。

奇迹没有发生。

在密不透风的火网下，两百多人几乎全军覆没。

当场牺牲了一百多，被抓了九十七个。

胡缄三倒在了死人堆里。

命运跟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敌人打扫战场的时候，看他浑身是血，躺在尸体堆里一动不动，以为早死透了，连补枪都懒得补。

等他醒过来，周围躺的全是战友的尸首。

如果故事到这儿画句号，他不过是个大难不死的英雄。

可接下来的一个月，才是真正把他摧毁的地狱。

他想找党组织，想找活着的同志。

于是他开始了流浪。

白天躲在乱坟岗、臭水沟里，晚上摸出来找人。

可他找到了啥？

在黄梅县城的北门山，他瞅见了“北门山惨案”的刑场——敌人把从太平洞抓去的那八十三人，全部用刀砍杀。

在古角山的柳林河，他看到了“柳林河惨案”的现场——那几个月，那儿杀了九百六十多人，三百多户人家被杀绝户。

最让他崩溃的一幕发生了：

他躲在暗处，亲眼看见反动头子王焕廷正在行凶。

一对夫妻被杀后，留下一岁多的娃娃在河边哭着喊爹娘。

王焕廷走过去，飞起一脚，把孩子踢进了河里。

胡缄三就在旁边瞅着，浑身发抖，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种心理冲击，是毁灭性的。

哪怕是信仰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在经历了四十多天的地狱折磨，又目睹了如此惨绝人寰的屠杀，况且自己处于绝对的孤立无援中时，精神防线也难免崩塌。

一个月后，当他终于摸回蕲春老家时，乡亲们看到的是一个两眼发直、口吐白沫、手舞足蹈的疯子。

他不是装疯，这回是真的疯了。

那个从莫斯科回来的高材生，那个在大金铺叱咤风云的县委书记，死在了1931年的那个夏天。

活下来的，只有一个被噩梦缠住的躯壳。

家里人给他治了三年，才让他慢慢平静下来。

但他换了个人似的，变得沉默寡言，除了见到当年的地下交通员时眼睛会亮一下，平时就像个木头疙瘩。

他经常一个人对着空气自言自语，一直念叨到深更半夜。

他在跟谁说话？

许是李镜人，许是那些死在太平洞口的父老乡亲。

这就是为啥1951年，周恩来看到调查报告时，会心痛如绞。

在世俗的眼光里，胡缄三是个失败者，甚至是个脱党分子。

但在周恩来的账本里，逻辑不是这么盘的：

这是一个忠诚的战士，在局势最绝望的时候没跑路，而是选择了死守；在面对敌人的诱降时没变节，而是选择了突围。

他的疯，不是软骨头，恰恰是他作为革命者良知未泯的铁证。

他是被那个残酷的世道硬生生逼疯的。

所以，必须“按革命老同志对待”。

这不光是对胡缄三个人的安慰，也是对那段惨烈历史的尊重。

后来，湖北省民政厅想安排他去武汉疗养，让他给推了。

清醒后的胡缄三撂下一句话：“我虽然参加过革命，但后来没做一点贡献，受之有愧。”

1964年7月，胡缄三病逝。

临走前，他只有一个念头：要到地下去见当年的老战友。

大概在他心里，那场一定要突围出去的战斗，从来就没结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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