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调任局长去食堂吃饭,一老干部拍着桌子吼:你知道我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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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刚调任税务局局长,去食堂吃饭,一个老干部拍着桌子吼:你知道我是谁吗!这是我的专座,也是你能坐的?



一、

调令是九月底下来的。

省局人事处的老处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没多说什么,只是泡了杯茶推到我面前。茶杯是白瓷的,上面印着褪了色的机关logo。他看了我一会儿,才开口:“沈岩啊,去东平市,心里有数没有?”

我端起茶杯,没喝。“李处,您指哪方面?”

“税务这口井,东平市那口尤其深。”他身子往前倾了倾,压低声音,“水底下沉着什么东西,谁也说不好。你三十七岁提正处,又是跨市调动,多少人盯着。去了,稳着点,但也别太软。”

我点点头。“明白。”

“前任老局长退得急,那边现在是个副局长主持工作,姓郑,叫郑国栋。”老处长拿起钢笔在指尖转了转,“干了一辈子税务,东平本地人,盘根错节。你去了,是插进去的一根新枝,人家不一定乐意。”

“该做的事总得做。”我说。

老处长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担忧,又像是期许。最后他只拍了拍我肩膀。“去吧,摔了跟头,记得省局的门还朝你开着。”

这话听着像鼓励,也像某种预言。

我没再多问。有些事,问也问不清楚。

十月八号,周二,我开着那辆自己的旧帕萨特去了东平市。导航提示进入东平地界时,天上飘起了小雨。深秋的雨,细密冰凉,打在挡风玻璃上,模糊了远处税务局大楼的轮廓。

那栋楼很气派,二十二层,玻璃幕墙,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显得有点冷峻。我把车停进地下车库,拎着公文包上了电梯。包里东西很少:调令、笔记本、一支笔,还有几份我自己整理的东平市近三年税收结构分析材料。

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已经在等我,姓王,五十来岁,笑容很标准。寒暄几句,他领着我上了十六层。走廊铺着暗红色的地毯,脚步声被吸得很干净。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消毒水味,混着旧文件的纸张气。

局长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开着,里面站着几个人。

“沈局长,欢迎欢迎!”一个身材微胖、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男人迎上来,双手握住我的手,用力晃了晃。“我是郑国栋,暂时主持局里工作。可把您盼来了!”

他的手心很热,还有点潮。笑容堆在脸上,眼睛却没多少笑意,目光在我脸上快速扫过,又移向别处。

“郑局,辛苦了。”我也握了握他的手。

“应该的,应该的。”他侧身引我进去,“来来,给您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咱们局里的骨干……”

介绍了一圈,名字和职务我勉强记了个大概。气氛很客气,也很疏离。每个人都说着恭喜和欢迎的话,眼神却透着打量和谨慎。我知道,他们也在掂量我。

组织部王副部长说了几句场面话,大概意思是市委市政府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尽快熟悉情况,打开局面。然后他就告辞了。郑国栋和其他人也陆续退出办公室,说让我先休息,安顿一下。

门轻轻关上。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很大的一间屋子,朝南,光线充足。一张厚重的红木办公桌摆在正中,桌面上光可鉴人,倒映着天花板的吊灯。后面是一排深色书柜,里面塞满了各种税务年鉴和文件盒。靠墙摆着一组黑色皮沙发,茶几上放着一盆绿萝,叶子有点蔫。

我没有立刻坐到那张宽大的皮椅里。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公文包放在腿边。

窗外的雨还在下,淅淅沥沥。楼下是机关大院,能看到穿着制服的人撑着伞匆匆走过,也有车辆缓慢进出。一切秩序井然,却又隔着一层雨幕,看不真切。

坐了大概二十分钟,我什么也没干,就是看着。心里很平静。来之前我就知道,这不是一趟轻松的差事。老处长的话在耳边回响。水浑。盘根错节。

但我没得选。也不想选。

十一点十分,我站起来,从抽屉里找到一张饭卡——郑国栋刚才留下的,说里面预充了钱。我拿着卡,锁了办公室门,下楼。

税务局食堂在主楼后面,是一栋单独的三层建筑,外墙贴着米色瓷砖,看起来比主楼还新些。门口挂着“职工餐厅”的铜牌,擦得锃亮。

推门进去,一股暖烘烘的、混杂着饭菜味道的空气扑面而来。正是饭点,里面人很多,说话声、餐盘碰撞声、窗口叫号声嗡嗡地响成一片。排队打饭的队伍拉得老长。

我走到队伍末尾,跟着慢慢往前挪。周围的人似乎没太注意我,或者注意到了,但不确定我是谁,只是偶尔投来好奇的一瞥。我穿着普通的深色夹克,没戴工作牌,看起来可能像个新来的办事员。

打了份简单的套餐:一份红烧排骨,一份清炒西兰花,一份米饭,一碗免费的紫菜蛋花汤。我端着餐盘,四下看了看。很多桌子都坐了人,三五成群。靠窗有一张四人桌,只坐了一个年轻女孩,正低头看手机。

我走过去。“这儿有人吗?”

女孩抬头,有点茫然地看了看左右,摇摇头。“没,您坐吧。”

我道了声谢,在她对面坐下。女孩很快吃完,端起盘子走了。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拿起筷子。

排骨烧得有点腻,西兰花倒是清脆。我慢慢吃着,脑子里过着一上午看到的人和事。郑国栋那张热情却疏离的脸,其他人谨慎的目光,这间宽敞却陌生的办公室,还有窗外东平市的秋雨。

吃到一半,一片阴影笼罩了桌面。

我抬起头。

一个老头站在桌子对面。年纪大概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梳得整整齐齐,穿着税务局的旧式夏装制服,洗得有些发白,但熨烫得笔挺。他脸色红润,眼睛不大,此刻正瞪着我,胸口别着一枚有些年头的税务徽章。

他身后还跟着两个和他年纪相仿的男人,都穿着便服,背着手,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食堂里的嘈杂声,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突然掐断,瞬间低了下去。很多目光投了过来。

老头的手“啪”一声拍在桌面上,震得我的汤碗晃了晃,溅出几滴在桌布上。

“谁让你坐这儿的?!” 声音又粗又响,带着毫不掩饰的火气。

我放下筷子,看着他。

“这儿没人,我就坐了。”我说,声音不高。

“没人?”老头嗓门更大了,手指几乎戳到我的鼻尖,“这是我的位子!我坐了十五年了!你哪个所的?懂不懂规矩?!”

他的声音在整个食堂回荡。周围彻底安静了,只剩下空调运转的低鸣。我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聚焦在这里,有惊讶,有好奇,也有躲闪。远处几个年轻人似乎想站起来,被旁边年纪大些的同事用眼神或轻微的动作制止了。

我看着他那枚在食堂灯光下有些黯淡的税务徽章。

“您是?”我问。

老头挺了挺胸脯,下巴微微抬起。“薛茂才!”他声音洪亮,好像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震慑,“退休返聘,一级专员!在东平税务干了四十二年!你出去打听打听!”

薛茂才。我脑子里快速过了一下。看过一些老干部名单,有点印象。确实是老资格,据说威望很高,是前任老局长同时代的人,也是现在主持工作的郑国栋的师父。

我心里明白了。这不是争一张吃饭的桌子。

这是给我的第一道考题。或者,下马威。

我没说话,端起餐盘,站了起来。

薛茂才和他身后两个人,脸上掠过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得意。那是一种长期占据某种位置、确信自己权威不容挑战的神情。他们大概觉得,我这个新来的局长,怂了。

但我没离开这张桌子。

我只是把餐盘端到了旁边一张完全空着的桌子上,放下。

然后,我转过身,面对着薛茂才。

食堂里静得能听见远处厨房传来的隐约炒菜声。

“薛老,”我的声音在寂静中显得很清晰,“您为东平税务奉献了四十二年,我尊重您。”

薛茂才的嘴角动了动,似乎想冷笑。

我接着说:“但这个位子,我今天让给您,是尊重您的资历和贡献。”

他脸上的肌肉松弛了一些。

“不过,税务局食堂,用的是财政拨款,服务的是全局干部职工。这里的每一张桌子,每一把椅子,都是公共资源,不是哪个人的私有财产。”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周围那些竖起的耳朵,“所以,从明天开始,食堂取消所有固定座位惯例,随到随坐。先来后到,大家平等。”

薛茂才的脸色变了,从那种掌控局面的红润,迅速转向苍白,又泛起铁青。

我还没说完。

“另外,根据上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精神,以及机关后勤服务规范化要求,食堂所有的小灶、特供窗口,从明天起一律取消。全体职工,包括局领导,一律在统一窗口排队打饭。标准一致,费用透明。”

我说完了,对着薛茂才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走回我那盘还没吃完的饭前,坐下,重新拿起筷子,夹起一块排骨,放进嘴里,慢慢地嚼。

食堂里,那股死寂维持了好几秒。然后,窃窃私语声像潮水一样从各个角落蔓延开来,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人都无法掩饰脸上的惊愕。

薛茂才站在原地,手指着我,指尖在微微颤抖。他的脸涨得发紫,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话来。他身后那两个男人,神色也变得尴尬而紧张,左右看看,不知所措。

“好……好小子!”薛茂才终于从牙缝里挤出声音,每个字都像是冰碴子,“沈岩是吧?我记住你了!”

他猛地一甩手,像是要挥开什么脏东西,转身,脚步很重地朝门口走去。那两个人急忙跟上。

食堂的双开玻璃门被他用力推开,又“砰”一声在身后重重合上,巨响回荡在突然又安静下来的空间里。

我继续吃着我的饭。排骨已经有点凉了,口感更腻。但我一口一口,吃得很干净,连汤也喝完了。

端着空盘子去回收处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背后的目光,密密麻麻,含义复杂。有探究,有惊疑,或许,也有那么一丝极细微的、不敢表露的兴奋。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在东平市税务局,再也没有退路了。

这把火,我自己点着了。

二、

下午两点,我通知召开局领导班子和所有科室、分局、稽查局主要负责人会议。

小会议室里坐得满满当当,大概三十多人。烟雾有些浓,几个老烟枪夹着烟,神情各异。我走进去的时候,交谈声像退潮一样迅速消失。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我身上,审视,掂量,观望。

我没坐留给局长的主位,就站在投影屏幕旁边。郑国栋副局长坐在主位左手第一个,脸上没什么表情,手里转着一支笔。

“各位,我是沈岩。”我开口,声音不高,但足够让每个人都听清,“今天第一次开大会,两件事。第一,和大家见个面。第二,谈谈眼前的工作。”

我按下遥控器,屏幕上出现一张东平市税务局近三年税收收入与预算执行对比的柱状图。线条起落,看起来大体平稳。

“这是面上的数据,完成得不错,功劳是大家的。”我说。

底下有几个人微微点头,气氛稍缓。

我切换了下一张图。屏幕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红色标记点,像一片疹子,分布在不同项目上。

“但这些红点,我看不明白。”我用激光笔点着其中几个,“比如,机关运行经费里,连续三年有一笔名目叫‘其他综合服务费’的支出,每年一百八十万左右,凭证后面附的说明只有‘相关服务’四个字。具体什么服务?给谁了?不清不楚。”

“再比如,各分局、稽查局的车辆维修保养费用,平均比市直机关同车型高出百分之二十五。是咱们局的车格外费油,还是零件格外贵?”

“还有,信息中心负责的‘智慧税务’升级项目,预算批了两年,一千两百万。我问了进度,告诉我还在‘调研论证’。调研了两年,论证出什么结果了?”

我每说一句,底下就有人低下头,或者挪开视线。抽烟的人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

分管后勤和机关服务中心的副局长吴建国咳嗽了一声。他五十出头,有点秃顶,说话语速慢,带着本地口音。

“沈局,您刚来,有些情况可能不太了解。”他脸上堆起笑容,但眼神没什么温度,“咱们税务系统,事情杂,要求高,有些开支确实比较特殊。那个‘其他服务费’,主要是些临时性的保障支出,不好具体列明。车辆维修嘛,咱们跑基层多,路况差,损耗大,费用自然高一点。至于‘智慧税务’项目,技术性强,得慎重,慢工出细活嘛。”

他旁边有几个人附和着点头。

我没说话,又按了一下遥控器。

屏幕上出现一张详细的表格。列出了近三年局里采购量最大的十种办公耗材:复印纸、打印墨盒、中性笔、文件夹等等。表格有三列:我局采购均价、东平市其他单位采购均价、大型电商平台零售均价。

对比悬殊。

一款常用的惠普打印机黑色墨盒,我局采购价记录是三百二十元。其他单位采购记录平均是一百五十元。而某东商城上的旗舰店售价,常年在一百一十元左右。

“吴局,”我把激光笔的红点定格在那个墨盒的价格上,“您看这个。咱们局买的,价格是市场价的三倍,是兄弟单位均价的两倍还多。”

我顿了顿,看向他。

“难道咱们局打印机打出来的税票,颜色特别正?还是附带的政策解读特别清楚?”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吴建国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张了张嘴,想辩解什么,但看着屏幕上那赤裸裸的数字对比,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尴尬地笑了笑,端起茶杯猛喝了一口。

我关掉了投影仪。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问题摆在明面上。”我走回前面,目光扫过全场,“所以,从今天起,局里所有经费支出,无论大小,全部纳入新的内控管理系统。申请、审批、报销、核算,全程线上留痕。以前的惯例、条子、口头招呼,一律不作数。”

“我要看到每一分钱从哪里申请,经过谁批准,最后花到了哪里,效果如何。”

“过去的账,慢慢捋。今后的账,按新规矩办。”

我说完,停了几秒。“散会。”

没人动。大家都有些愣神,似乎还没从我这一连串的举动里反应过来。

郑国栋副局长最先站起来,脸上还是那副不咸不淡的表情。“沈局指示得很及时,我们一定认真学习,抓好落实。”他带头鼓了两下掌,掌声稀稀拉拉。

人们这才陆续起身,低着头,交头接耳地往外走。我看了一眼,有几个年轻些的分局长,眼神里有些不一样的东西,像是被点燃了一小簇火苗,但很快又掩藏下去。更多年纪大些的,脸上没什么表情,或者皱着眉头,步履匆匆。

回到办公室没多久,办公室主任周秉文就跟了进来。

他四十多岁,戴着细边眼镜,看起来很干练,是前任老局长用了很多年的人,郑国栋主持工作期间,他也兼着局长秘书的活儿。

“沈局,您喝点茶,润润喉。”他动作麻利地给我杯子里续上热水,是刚泡好的绿茶,香气氤氲。

“周主任,坐。”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有话就说。”

周秉文坐下来,推了推眼镜,显得有些犹豫。

“沈局,您今天在会上……力度很大。”他斟酌着词句。

“大吗?”我喝了口茶,“看见墙上裂缝了,难道还等它塌了再补?”

周秉文苦笑了一下。

“沈局,有些裂缝,连着承重墙。您想补缝,可能就得动墙基。”

“薛老,”他压低声音,“就是那块最老的墙基。”

我放下茶杯。“具体说说。”

周秉文往前倾了倾身子,声音更低了。

“沈局,食堂那个‘专座’,可不光是个面子问题。那是薛老权威的一个象征。动了它,就是动了他的脸面。”

“更重要的是,”他顿了顿,似乎在权衡,“薛老在咱们局,影响力不仅在面上。就说食堂……他每个月在食堂的实际开销,您知道大概多少吗?”

我看着他。

周秉文伸出两根手指,又弯下一根。

“二十万?”我问。

“再乘个十。”周秉文的声音几乎微不可闻,“是两百万。一年。”

我心里微微一沉。

“薛老的‘日常餐饮’,有专人负责。大米要五常特定地块的,食用油要非转基因物理压榨的,肉蛋禽奶都有固定来源,很多都是从外地直接冷链运送过来。甚至泡茶的水,都是每周从两百公里外的云雾山泉眼拉来的。”

“这些所有开销,”周秉文指了指我刚才投影上那个“其他综合服务费”的红点,“大部分都走机关服务中心的账,名目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其他综合服务费’。”

“现在负责机关服务中心的主任,叫赵永辉。”

他停下来,看着我。

“赵永辉是薛老的女婿。”我接上了他的话。

周秉文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但眼神里的意思很清楚:这根藤,牵着的瓜太大了。

一张吃饭的桌子,一年两百万。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作风问题。

这是把公家的钱,当成了自家的提款机。

“周主任,”我看着他,“你现在去做一件事。”

“您说。”

“去机关服务中心,把最近五年的所有采购合同、发票、出入库单据、报销凭证,全部调出来。一张纸片都不能少,原件的复印件也要。”

周秉文的脸色白了白。

“沈局,这……机关服务中心那边,一直是赵永辉主任亲自抓,账目材料他们保管得很严实,恐怕不会轻易交出来。”

“他们会交的。”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雨后天晴的城市,“你就说,是新来的沈局长要的,立刻就要。如果他们推诿,或者找任何借口拖延……”

我转过身。

“你就直接告诉他们,如果一个小时内我看不到这些材料,我会亲自邀请市审计局和纪委派驻组的同志,一起去他们那里‘协助查找’。”

周秉文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他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他明白,我这不是在商量,而是在下命令。而这道命令,等于直接向薛茂才那棵大树挥起了斧头。

“沈局,”他嗓子有点干,“这么一来,可就是把棋盘掀了……以后的工作,恐怕……”

“棋盘?”我打断他,“周主任,你觉得现在的棋盘上,还有我落子的地方吗?”

“从我踏进食堂,坐在那张椅子上开始,他们就没打算给我留活路。既然没路,那就开条路出来。开不了,就撞过去。”

周秉文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他站起来,眼神里有些挣扎,最终化为一种决然。

“我明白了。沈局,我这就去办。”

他转身离开了办公室,脚步声在走廊地毯上闷闷地响着。

我知道,我把他逼到了一个必须站队的位置。也把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

接下来的时间,我在办公室里处理一些刚送来的文件。心思却很难完全集中。我知道周秉文那边不会顺利。薛茂才经营几十年,机关服务中心是他的地盘之一,赵永辉更是他的嫡系,绝不会轻易就范。

果然,快下班的时候,周秉文回来了。脸色不太好看,身后跟着两个穿着机关服务中心工作服的年轻人,抬着两个看起来沉甸甸的大纸板箱。

箱子放在我办公室的地板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扬起一片灰尘。

“沈局,东西……都在这儿了。”周秉文说,声音有些疲惫。

那两个年轻人放下箱子,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明显的抵触和冷淡,没说话,转身就走了。

周秉文关上门。

“费了不少劲。”他擦了擦额头的汗,“赵永辉主任开始说档案管理员请假了,钥匙不在。后来又推说有些材料涉及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请示领导。我按您说的,提了审计和纪委。”

周秉文停了一下。“后来郑国栋副局长打了个电话过来,那边才松口。但赵永辉让我带句话给您。”

“什么话?”

“他说,”周秉文复述着,语气有些艰涩,“‘账本好查,人心难平。有些旧账,翻起来容易,想合上,就难了。’”

我笑了笑。“这话说得有点水平。账不平,人心才难平。人心平了,账自然就合上了。”

我蹲下身,打开一个纸箱。里面塞得满满的,全是账册、凭证、合同,纸张新旧不一,有的边角已经磨损卷曲。一股陈年的灰尘和油墨混合的气味散发出来。

我随手拿起最上面一本账册翻看。是前年机关服务中心的流水账。记录看起来挺规范,每笔支出都有发票,有经办人、审核人签字,盖章齐全。时间、事由、金额,似乎没什么问题。

但当我仔细看那些供应商的名称时,眼睛眯了起来。

“东平市绿野农副产品经销部”、“恒通安达物流有限公司”、“新世纪文化用品商店”……

这几个公司名字,在短短两个月的采购记录里,反复出现了十几次。采购的东西五花八门:精品粮油、高档肉类、办公文具、甚至还有花卉盆景。

“周主任,”我抬起头,“局里有没有懂计算机、做事踏实、嘴巴比较严的年轻人?最好不是机关服务中心或者跟那边关系太近的。”

周秉文想了一会儿。

“信息中心有个女孩,叫苏晓薇,去年省考进来的,在那边做数据维护。人很文静,不爱说话,但听说电脑技术不错,做事也细致。”

“就她吧。”我说,“你悄悄叫她过来一趟,别让其他人知道。尤其是机关服务中心那边。”

周秉文点点头,出去了。

大概十分钟后,他带着一个女孩回来了。女孩个子不高,很清瘦,扎着简单的马尾,戴着黑框眼镜,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显得有些紧张。

“沈……沈局长,您找我?”她声音细细的。

“苏晓薇,对吧?请坐。”我指了指沙发。

她拘谨地坐下,背挺得笔直,笔记本紧紧抱在怀里。

“学什么专业的?”我问。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有,辅修了会计。”她小声回答。

“很好。”我拿出一个新的、没有任何标记的U盘,递给她,“这里有两个箱子的资料,主要是机关服务中心近几年的采购记录。”

我把U盘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

“你的任务,是把这里面所有供应商的名称、采购的具体物品名称、规格、单价、总金额、采购日期,全部录入电脑。用Excel整理好,做好数据清洗,然后用数据透视表功能进行分析。”

“我需要知道:哪些供应商出现的频率最高?采购总金额最大?采购的物品类型集中在哪些方面?价格波动有没有异常?”

“能完成吗?”

苏晓薇接过U盘,看了看地上那两个硕大的、塞满纸张的箱子,又看了看我,镜片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但很快被一种认真的神色取代。她咬了咬下嘴唇,然后用力点了点头。

“能,沈局长。我保证做好。”

“这件事,”我看着她,语气严肃,“目前只有你我知道。对任何人,包括周主任,都不要透露具体内容,更不要说你在做什么分析。明白吗?”

苏晓薇愣了一下,随即更用力地点头。“我明白,沈局长。”

“资料不能带出这层楼。你就在我隔壁的小会议室里做,我会让周主任给你钥匙。进去就把门反锁。吃饭喝水,会有人给你送过去。”

“好的。”

“去吧。现在就开始。”

苏晓薇站起来,走到箱子边,有些费力地抱起一摞账本和凭证。周秉文想帮忙,她摇摇头,自己抱着那堆厚重的纸张,脚步很轻但很稳地走了出去。

周秉文看着她关上门,脸上有些担忧。

“沈局,这姑娘……太年轻了,也没经过什么事。万一……”

“没有万一。”我打断他,“我们现在,缺的就是敢做事的年轻人。那些老油条,摸不清底细,用不起,也不敢用。”

周秉文叹了口气,不再多说。

那天晚上,我办公室的灯一直亮到十一点多。手头积压的文件不少,很多都需要尽快熟悉。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从今天起,每一步都不能走错。

隔壁小会议室的门一直关着,但门缝底下透出灯光,偶尔能听到极其轻微的、敲击键盘的声音。

处理完最后一份文件,我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起身走到小会议室门口,轻轻敲了敲门。

里面键盘声停了。过了几秒,门打开一条缝。苏晓薇探出半个身子,眼镜有些滑到鼻尖,脸上带着倦色,但眼睛很亮。

“沈局长?”

“进度怎么样?不用急,慢慢来。”我说。

“才录入了不到五分之一。”她揉了揉眼睛,“数据量比想象的大,而且有些手写单据字迹不太清楚,需要辨认。”

“嗯,仔细点,准确第一。累了就休息,身体要紧。”

“我不累。”她立刻说,随即又有点不好意思,“我还能再干一会儿。”

“好,也别太晚。”我点点头。

她“嗯”了一声,轻轻关上了门。

我回到办公室,站在窗前。夜色深沉,税务局大楼只有少数几个窗口还亮着灯,像黑暗中孤零零的眼睛。城市的霓虹在远处闪烁,仿佛另一个世界。

我知道,在这片静谧的黑暗里,有很多双眼睛正盯着我。薛茂才不会就这么算了。他在这栋大楼里,在这个系统里,经营了四十多年,根须早已深入到每一个角落,连接着无数的利益。

我这点刚刚燃起的火星,太微弱了。能不能燎原,不仅看火本身,还得看风往哪边吹。

而此刻,我连风的方向,都还摸不清。

三、

第二天,局里的气氛明显变得微妙。

走在走廊里,遇到同事,他们都会客气地打招呼:“沈局早。”“沈局好。”但笑容很短暂,眼神接触后迅速移开,然后加快脚步离开,仿佛我身上带着什么传染源。

去食堂吃午饭,情况更明显。薛茂才没有出现,但他那个“专座”空着,周围几张桌子也空着,没人敢去坐。我打了饭,随便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原本坐在附近几桌的人,要么很快扒完饭匆匆离开,要么端着餐盘挪到了更远的地方。

我像个透明的隔离区。

默默吃完饭,把餐盘送到回收处。负责收拾碗筷的食堂阿姨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复杂,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低下头继续忙活。

下午,副局长吴建国来了我办公室。这次他没空手,提着一个看起来很精致的深红色礼品袋。

“沈局,忙着呢?”他笑呵呵地进来,把礼品袋放在我办公桌一角,“一点小意思,朋友送的雨前龙井,听说您爱喝茶,尝尝鲜。”

“吴局太客气了。”我看了一眼那个袋子,没动。

“应该的,应该的。”吴建国搓了搓手,在我对面坐下,“沈局,昨天会上,我有些情况没汇报清楚,态度可能也不够端正,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我也是……唉,工作年头长了,有些思维惯性,跟不上新要求了。”

“理解,工作都有惯性。”我说。

“对对,您理解就好。”吴建国往前凑了凑,“那个……机关服务中心采购价格的问题,我们一定高度重视,立即整改。不过沈局,这里面有些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比如一些长期合作的供应商,合同还没到期,突然换掉,可能影响保障,也涉及一些……嗯,善后问题。您看,能不能给我们一点点时间,缓冲一下?”

我看着他。“吴局觉得,需要多久来缓冲?”

“这个……”吴建国想了想,“三个月!给我们三个月时间,一定把采购价格压下来,把那些不合理的合同清理掉!”

“三个月,”我重复了一遍,“这三个月里,那些明显高于市场价的采购,还要继续走账?”

吴建国的笑容僵了一下。“沈局,账目都是按流程走的,突然中断,下面很多日常工作就没法开展了,容易引起混乱。咱们局这么大一摊子,运转不能停啊。”

“那就先停下来。”我说。

吴建国愣住了,似乎没听懂。“沈局,您……您说什么?”

“我说,采购价格降不下来,新的规范化流程没建立起来之前,相关的采购申请,一律暂停审批。”我看着他的眼睛,“至于日常工作怎么开展,让具体负责的科室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谁有意见,让他直接来找我。”

吴建国的脸色变了变,红一阵白一阵。他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一点回旋余地都不给。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挤出一个极其难看的笑容。

“好……好,沈局,我……我明白了。我回去传达,坚决落实您的指示。”

他站起来,脚步有些凌乱地往外走,连那个装着茶叶的礼品袋都忘了拿。

“吴局,”我叫住他。

他回过头。

我指了指桌上的袋子。“你的茶叶。”

“哦,哦,您留着喝,留着喝。”他慌忙摆手,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办公室。

我拿起那个深红色礼品袋,打开看了看。里面是一个精美的方形铁罐,装着茶叶。我把茶叶罐拿出来,手感很沉。打开罐盖,里面除了满满的茶叶,还有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

我没把信封拿出来,直接把盖子盖了回去。

然后,我给周秉文打了内线电话。

“周主任,来我办公室一趟。”

周秉文很快来了,看见我桌上的礼品袋和打开的茶叶罐,脸色微微一变。

“沈局,这……”

“把这个拿出去,登记一下。”我把整个袋子推到他面前,“作为非公务往来物品登记保存。里面的信封,原样封存,不要打开。”

周秉文喉结动了动,拿起袋子,手有点不稳。

“沈局,这么做……会不会太……毕竟吴局他也是……”

“太什么?太不给面子?”我替他说完,“周主任,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自己挣的。他给我这个,是给我面子,还是打我的脸?”

“收了这东西,我是得罪他一个人,还是得罪我身上这身制服,得罪这份职责?”

周秉文沉默了,提着袋子,默默地转身走了出去。

我知道,我这是在把自己往墙角逼。一点余地都不留。

但我更清楚,在这种地方,退一步,就可能退一万步。今天收了这罐茶叶,明天就可能有更贵重的东西,后天可能就不仅仅是东西了。

防线,必须从第一块砖就垒死。

第三天下午,苏晓薇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她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黑眼圈,但精神却很好,手里紧紧握着那个U盘。

“沈局长,初步分析结果出来了!”她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但还记得压低音量。

“坐下说。”我关上门。

她插上U盘,打开我桌上的电脑,熟练地调出几个表格和图表。

“沈局,您看。”她指着屏幕,“这是近三年机关服务中心所有采购数据的汇总分析。我剔除了水电燃气这些固定支出,主要看物资采购。”

“百分之六十五的采购金额,集中在七家供应商。”她切换到一个柱状图,七家公司的名字赫然在列,采购金额像七根高低不一的柱子,遥遥领先于其他几十家零星供应商。

“这七家公司,法人代表都不相同,注册地址也分散在市内不同区域。但是,”苏晓薇推了推眼镜,调出另一份工商登记信息的截图,“我通过公开的工商信息查询平台仔细核对发现,这七家公司,有五家的注册地址,虽然门牌号不同,但都在同一个街道——‘清河街’。”

她顿了顿,看向我。

“而另外两家公司的注册地,虽然不在清河街,但它们的股东名单里,都出现了一个叫‘薛振业’的自然人,持股比例不高,但很关键。”

“薛振业?”我重复这个名字。

“对。我私下……稍微查了一下。”苏晓薇声音更低了,“薛振业,是薛茂才老局长的亲侄子。目前经营着一家建材公司,但似乎也参与了很多其他投资。”

我又看向屏幕上那七家供应商的名字。

“还有更关键的吗?”我问。

苏晓薇点点头,又调出一个分析图。“这是采购物品的分类分析。这七家供应商,提供的物品包罗万象,从办公用品、劳保物资,到食品食材、甚至一些小型设备。但采购频率最高、单笔金额最大的,集中在两类:一是所谓的‘精品农副产品’,二是各种名目的‘办公耗材’和‘文化用品’。”

她放大了“精品农副产品”的采购明细。

“您看,这些采购记录,往往没有详细的规格型号,只写‘优质大米’、‘特级粮油’、‘生态肉类’等模糊名称。单价却比市场同类产品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而且,送货地址很多时候并非局机关食堂的仓库,而是……”

她调出几张附带在报销凭证后面的、字迹潦草的收货单。

“而是几个不同的住宅小区地址。其中一个地址,我查了,是薛老局长现在住的干部小区。另外几个,暂时不清楚具体住户,但都在高档小区。”

谜底,其实已经揭晓了大半。

左手握着审批权,右手伸向供应商。用亲属或白手套注册的空壳公司,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所在的单位销售各种物资。一部分钱通过这种虚高的采购流入个人腰包,另一部分,则用于维持他那远超常人的“生活品质”。

食堂那一年两百万,恐怕真的只是冰山一角。

“苏晓薇,”我看着她,“你做得非常好,超乎我的预期。”

她的脸微微红了,低下头。“这是我应该做的,沈局长。”

“这些数据和分析报告,除了你,还有别人看过吗?或者,你操作的时候,有没有被人注意到?”我严肃地问。

“绝对没有。”她立刻摇头,“我按照您的指示,一直反锁在小会议室里。用的也是您给我的空白U盘和一台不联网的旧笔记本电脑。所有分析都在本地完成,没有通过网络传输任何数据。”

“好。”我点点头,“这个U盘,你先保管好。里面的数据,暂时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包括周主任。明白吗?”

“明白。”她把U盘拔下来,小心地收进口袋。

“另外,你再帮我暗中查一个项目的情况。”我说。

“您说。”

“市里今年重点推进的‘东平湖新区招商引资税收优惠试点’项目,明年预算申请报告应该已经草拟了。你想想办法,不要惊动任何人,把过去两年这个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报告,还有今年的预算草案初稿,尽可能详细地弄一份来。”

苏晓薇想了想。“这个项目……好像是税政一科主要负责,科长是张立军。资料可能在他们科里,或者预算科也有备份。我想办法试试。”

“注意安全,量力而行,不要强求,更不要暴露自己。”我叮嘱道。

“您放心,沈局长。”苏晓薇很坚定地说。

她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犹豫了一下,又回过头。

“沈局长,”她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您……自己也小心点。我听说,薛老局长在省局……也有很多老关系。”

我笑了笑。“我知道。去吧。”

苏晓薇离开了。

我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眉心。苏晓薇带来的信息,证实了我的猜测,但也让局面更加清晰而危险。薛茂才的触角,比我想象的伸得更长,埋得更深。

那个“东平湖新区税收优惠试点”项目,是今年市里的头号重点工程,据说总投资规模上百亿,涉及未来几年的税收政策倾斜和大量财政补贴。明年的首期支持资金预算,据说就要五个亿。

负责这个项目的税政一科科长张立军,是薛茂才的另一个得意门生,也是吴建国的表外甥。

这又是一块巨大的肥肉。而且,比机关服务中心的日常采购,油水要厚实得多。

我拿起手机,翻到一个号码,拨了出去。

响了六七声,那边才接起来。

“喂?”声音懒洋洋的,带着点不耐烦。

“老马,我,沈岩。”

“沈岩?”那边顿了顿,似乎清醒了一些,“哟,沈大局座!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在东平市当土皇帝,滋味如何?”

电话那头是我在省局时的老同事,马振涛,现在在省审计厅下属的一个特派办当副主任。脾气直,路子野,但做事有底线。

“土皇帝没当成,快成孤家寡人了。”我苦笑道。

“少来这套,你沈岩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啥事?别拐弯抹角。”

“帮我个忙。”我直接说,“下周,想办法安排一组人,下来查一下东平市‘东平湖新区税收优惠试点’项目的账。重点是过去两年的资金使用情况和明年预算的合理性。动静……可以稍微大一点。”

马振涛那边沉默了几秒钟。

“沈岩,你疯了吧?那项目我听说过,是你们东平市今年的脸面工程,省里都挂了号的。背景深得很。你才去几天,就敢捅这个马蜂窝?不怕把自己蛰死?”

“马蜂窝已经捅了。”我说,“不把它端掉,我就得被窝里的马蜂先蛰死。”

马振涛叹了口气。“你他妈……真是会给我找事。行,我想想办法,安排个调研的名义过去。但丑话说前头,要是查不出什么硬伤,我可帮不了你擦屁股。而且,万一惹出麻烦,你得自己扛着。”

“放心,一定能查出东西。”我说,“你只管来,剩下的交给我。”

“妈的,信你一回。”马振涛骂了一句,挂了电话。

放下手机,我走到窗边。外面天色又阴沉下来,看来又要下雨了。

棋局已经布下,棋子也落下去了。

现在,就看对手怎么应对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表现得异常“低调”和“配合”。

局里报上来的文件,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我基本都快速浏览后签字。开会讨论“东平湖新区”项目预算时,我耐心听取张立军科长的汇报,不时点头,甚至还提了几个不痛不痒的“建议”。

张立军把那份厚厚的预算报告草案递到我面前时,手很稳,但眼神深处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

“沈局,这是项目的详细预算草案,明年的首期支持资金需要五个亿。这个项目是市里的一号工程,关系到新区未来几年的发展势头,薛老也非常关心,多次嘱咐我们要把工作做细做实。”

他又搬出了薛茂才。

我接过报告,随手翻了翻,里面数据翔实,图表精美,理由充分。然后,我拿起笔,在审批栏上流畅地签下“同意按程序报批”,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张科长,你们辛苦了。项目意义重大,税务局一定全力支持配合,做好政策服务和资金保障。”

张立军和一起过来的吴建国对视一眼,两人眼里都掠过一丝如释重负的喜色。他们大概觉得,我这个新来的局长,到底还是识时务的,或者,是被薛老的余威震慑住了。

“谢谢沈局支持!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张立军接过报告,语气热切。

“好好干。”我勉励了一句。

他们拿着报告,脚步轻快地离开了办公室。

周秉文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眉头紧锁,走到我身边,压低声音:“沈局,您怎么……怎么就签字了?那个项目,去年的预算执行审计就提出过疑问,有八百万的‘专家咨询费’和‘市场调研费’去向模糊。今年张口又要五个亿,这不明摆着……”

“不明摆着什么?”我打断他。

周秉文噎住了,后面的话没敢说出来。

我从抽屉里拿出另一份薄薄的文件,递给他。那是苏晓薇昨晚又熬了一个通宵,根据一些零散信息和公开数据,整理出来的“东平湖新区”项目关联企业及资金流向初步分析。

报告显示,过去两年,项目名义下有多笔总额超过三千万的资金,以“政策评估”、“外包服务”、“技术合作”等名义,流向了三家本地科技咨询公司。而这三家公司的注册地址,都在清河街。其中两家公司的监事,名叫赵永辉。

周秉文看着报告,手微微有些发抖。

“这……这简直是鲸吞国库啊!”他声音发颤。

“所以我才签字。”我说。

周秉文愕然抬头。

“我不签字,他们怎么会放心大胆地把这份报告正式提交上去?我不把钩子抛出去,这条藏在水底的大鱼,怎么会咬饵?”

周秉文恍然大悟,但脸上的忧虑丝毫未减。

“您是打算……引蛇出洞?可这太冒险了!万一……”

“没有万一。”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渐渐沥沥的雨丝,“到了这一步,不是他们完蛋,就是我滚蛋。冒险,是唯一的活路。”

周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东平湖新区”项目推进事宜。我作为税务局局长列席。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各个相关部门的头头都来了。气氛严肃。

项目汇报由张立军主讲。他显然是精心准备过,PPT做得眼花缭乱,从国际国内形势,讲到东平市发展战略,再具体到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和预期效益,滔滔不绝讲了四十多分钟。

几位副市长听得频频点头,主管财政的常务副市长也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

市长坐在主位,脸色平静,看不出太多情绪。

就在张立军讲到最关键的资金预算部分,展示那五个亿的详细使用计划时,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了。

市长的秘书快步走进来,俯身在市长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市长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

他拿起面前的红色保密电话,听筒贴在耳边,只听不说。几秒钟后,他“嗯”了一声,放下电话。

目光扫过全场,原本有些嘈杂的低声交谈瞬间消失。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还在投影屏幕前站着的张立军身上。

“刚刚接到通知。”市长的声音不高,但带着一种冰冷的压力,“省审计厅特派办的一个工作组,已经抵达东平,直接进驻了‘东平湖新区’项目指挥部。”

“他们正在对项目过去两年的所有账目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突击审计。”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落针可闻。

张立军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变得惨白。他手里握着的激光笔,“啪嗒”一声掉在了地毯上。

坐在他旁边不远处的吴建国,手里的茶杯猛地一晃,茶水泼出来大半,溅湿了面前的会议材料。

“张科长,”市长看着张立军,语气平静,却蕴含着风暴,“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审计组的同志初步查看后反馈说,你们项目指挥部的财务账目,混乱不堪,几千万的资金,用途不清,凭证缺失?”

张立军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额头上瞬间布满了豆大的汗珠。

“散会!”市长猛地站起来,文件夹在桌上不轻不重地磕了一下。

“吴副局长,张科长,你们俩,现在立刻跟我去项目指挥部!”

市长说完,拂袖而去,秘书和几个工作人员立刻跟上。

会议室里剩下的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谁也没想到,一个普通的项目推进会,会以这样的方式戛然而止。

我端起面前已经凉透的茶杯,喝了一口。

茶很涩。

但我知道,真正的较量,现在才算是正式开始了。

四、

消息像长了翅膀,瞬间传遍了整个税务局。

我回到局里时,气氛已经彻底变了。不再是那种小心翼翼的观望和隔离,而是一种恐慌和躁动不安。走廊里,办公室门口,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低声议论着,看到我过来,又立刻散开,眼神躲闪。

我刚进办公室,周秉文就慌慌张张地跟了进来,反手关上门。

“沈局,出大事了!”他脸色发白,“吴副局长和张科长,被市长直接从会场带走了!现在局里都炸锅了,说‘东平湖’项目爆了大雷,省里都惊动了!”

我点点头,把公文包放下。“知道了。”

周秉文看着我平静的脸,愣了一下。

“沈局,您……您不着急?吴局和张科长可都是薛老那边的人,他们出了事,薛老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

“一定会反扑。”我接过他的话,“我等着他。”

周秉文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

我看了看来电显示,是内部号码,但很陌生。我示意周秉文稍等,接起了电话。

“喂?”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苍老、干涩,却又带着刻骨冰冷的声音。

“沈局长,好手段。”

是薛茂才。

“薛老,您过奖。”我平静地说。

“过奖?”薛茂才冷笑一声,那声音像砂纸摩擦,“你把我两个最得力的人送进去,这叫过奖?”

“他们如果自身干净,谁也送不进去。”我说。

“干净?”薛茂才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压抑不住的怒气,“沈岩!我告诉你,在东平这块地界上,什么叫干净,什么叫不干净,不是你一个外来户说了算的!”

“那谁说了算?”我问。

“规矩!东平有东平的规矩!”薛茂才几乎是在低吼,“你坏了规矩,就得付出代价!”

“什么代价?”我依旧平静。

薛茂才又沉默了几秒,呼吸声有些粗重。再开口时,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但更冷了。

“你现在收手,把‘东平湖’项目那五个亿的预算批文正式发了,之前的事,我可以当做没发生。吴建国和张立军,你想办法保出来。”

“以后局里,明面上的事你管,暗地里的事,我来安排。井水不犯河水。”

“大家相安无事,对你,对我,对局里,都好。”

我笑了。“薛老,您这是让我同流合污?”

“话别说得那么难听。”薛茂才说,“这叫审时度势,也叫互相给个台阶下。你还年轻,前程远大,何必为了公家这点事,把自己路走绝了?”

“五个亿,指头缝里稍微松一松,够你几辈子衣食无忧。路子,我可以帮你铺,保证安全稳妥。”

我握着话筒,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薛老,”我一字一句,清晰地说,“我沈岩这辈子,有两样东西,绝对不碰。”

“第一,昧良心的钱。”

“第二,脏了的手。”

电话那头,传来粗重而急促的喘息声,像是被气得不行。

“好……好!沈岩!”薛茂才的声音,冷得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我这老头子,不讲情面了!”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省局下来的空降兵,能在东平这潭浑水里,扑腾几天!”

“啪!”

电话被狠狠挂断。忙音刺耳地响着。

我放下话筒,看向窗外。天色比刚才更阴沉了,乌云低垂,仿佛随时要压下来。

周秉文站在旁边,脸色惨白如纸,额头上全是冷汗。

“沈局,薛老他……这是要动真格的了。他在省局的老关系,还有在市里盘根错节的人脉,真要发动起来,我们……”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打断他,“现在不是慌的时候。你去把苏晓薇叫来。”

“另外,通知所有科室、分局、稽查局的一把手,半小时后,紧急视频会议。”

“我要宣布,全局内控管理及财务数字化系统,提前全面上线试运行。”

周秉文看着我,眼神极其复杂。有担忧,有恐惧,但也有一丝被逼到绝境后生出的决绝。

“是,沈局。”他深吸一口气,转身出去了。

半小时后,视频会议系统连通。各个会场的人头像出现在大屏幕上,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东平湖”项目出事的消息,显然已经传遍了全系统。

我坐在主会场,没有过多寒暄。

“各位,情况紧急,长话短说。为了进一步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局党组决定,原定下月启动的内控管理及财务数字化系统,提前至今日起,全面上线试运行。”

我切换画面,展示系统登录界面和简要操作流程。

“所有经费申请、报销、资产采购、合同管理等事项,必须通过新系统线上发起、流转、审批。原有的纸质流程、领导批条、口头指令,一律停止。”

“系统已经初步嵌入基础数据和控制规则。试运行期间,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但流程必须走,这是铁律。”

画面里,各个分会场一片寂静。有人皱眉,有人低头记录,也有人眼神闪烁。

“沈局,”一个年纪较大的分局长在屏幕上发言,“系统大家还不熟,很多老同志操作电脑都困难,能不能给个培训过渡期?不然工作要瘫痪了。”

“没有过渡期。”我说,“操作不熟,现在开始学。信息中心会提供简易操作指南和在线支持。各单位的年轻人,要负责帮带老同志。”

“今天下班前,各单位必须完成全员基本操作培训。明天开始,所有相关业务,必须从系统走。谁不走,谁的业务就暂停,责任自负。”

屏幕上又是一片沉寂。几个年轻些的分局长,眼神里有些跃跃欲试的光芒。更多年纪大的,则是愁眉苦脸,或面无表情。

“散会。”

视频切断。

周秉文低声对我说:“沈局,系统后台监控显示,已经有多人尝试用非本人账号登录,或者进行越权操作了。”

“谁?”

“主要是机关服务中心那边,赵永辉主任的账号异常活跃,试图查看并修改一些历史采购订单的状态和金额。”周秉文调出平板电脑上的监控日志给我看。

我眯起眼睛。赵永辉,薛茂才的女婿。他这是狗急跳墙,想销毁或者篡改证据?

“把这些异常操作记录,全部完整保存下来,做好取证固定。”我说,“另外,给系统最高管理权限再加一道锁。所有涉及历史数据修改、大额资金审批、供应商信息变更等敏感操作,必须同时通过我的动态密码验证和生物识别确认,缺一不可。”

“是。”周秉文点头。

他刚要离开,苏晓薇敲门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脸色有些紧张。

“沈局,周主任。”她打了招呼,把文件递给我,“这是您之前让我留意的……另外,我听到一些风声。”

我接过文件,是苏晓薇设法弄到的一部分“东平湖”项目旧账摘要。

“什么风声?”我问。

苏晓薇看了一眼周秉文,欲言又止。

“说吧,周主任不是外人。”我说。

“我有个同学在省局办公室实习,她偷偷告诉我,”苏晓薇压低声音,“好像有省局的领导打了招呼,近期可能要派一个工作组下来,专门……查咱们局的账。特别是指定要查您上任以后经手的所有重大事项。”

我心里一紧。

“带队的人,知道是谁吗?”

“听说是……监督内审处的一位副处长,姓……姓贺。”

姓贺?

我脑子里迅速搜索。省局监督内审处,确实有个副处长,叫贺维明。此人风评一般,据说比较圆滑,擅长和稀泥。更重要的是,我听老处长隐约提过,贺维明的岳父,和薛茂才是早年党校的同班同学,私交甚笃。

原来,薛茂才的王牌在这里。不是动用关系直接压我,而是动用关系,派一个“自己人”,以审计检查的名义下来,从内部把我整垮。

“我知道了。”我对苏晓薇点点头,“你做得很好。文件留下,你去忙吧,继续关注,但一定注意自身安全。”

“沈局,您……千万小心。”苏晓薇担忧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出去了。

周秉文脸色更加难看。“省局的人要来?还是贺维明?这……这摆明了是冲您来的啊!沈局,要不要赶紧跟省局的老领导沟通一下?说明情况?”

我摇摇头。“现在去沟通,反而落人口实,说我做贼心虚,提前找关系。他们既然要走程序,我们就按程序来。证据在我们手里,怕什么?”

周秉文苦笑。“怕他们不讲程序啊……”

“那就让他们不讲程序看看。”我说,“你立刻去准备材料。把我上任以来,所有我签批过的文件、会议纪要、财务单据,全部复印整理好,一式三份。一份准备给他们,一份局里存档,另一份……找个安全的地方锁起来。”

周秉文点点头,又问:“那……苏晓薇分析出来的那些材料,还有机关服务中心的那些原始账本?”

“那些东西,严格封存。没有我的签字,任何人不得调阅。”我说,“特别是省局工作组来的时候,就说那些是历史遗留问题,正在清理,暂时无法提供。”

“他们要是硬要呢?”

“那就让他们来找我。”

周秉文叹了口气,不再多说,匆匆去准备了。

两天后,省局工作组的正式通知下来了。带队副处长,贺维明。要求东平市税务局全力配合,提供沈岩同志上任以来所有工作资料,特别是涉及经费审批、项目管理的相关记录。

通知是加密传真过来的,措辞公事公办,但透着严厉。

周秉文拿着传真纸的手,微微发抖。

“沈局,他们这是有备而来啊。”

“意料之中。”我说,“按计划准备材料吧。”

“所有您签过字的,都复印三份?”周秉文确认。

“对。一份给他们,一份存档,一份锁进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钥匙你和我各一把。”

周秉文点点头,忧心忡忡地去了。

两天后,贺维明带着工作组,到了。

三辆省局牌照的轿车,八个人,阵势不小。

贺维明本人,四十多岁,个子不高,有点发福,脸上总是带着一种程式化的微笑,但眼睛看人的时候,没什么温度。他穿着熨帖的行政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他没经过通报,直接推门进了我的局长办公室。

“沈局长,打扰了。”他伸出手,脸上是标准的公务笑容。

我起身,和他握了握手。他的手绵软,潮湿。

“贺处长,欢迎指导工作。”我说。

“指导谈不上。”贺维明在沙发上坐下,翘起腿,姿态放松,“我们是来工作的。省局接到一些反映,关于东平市局在新局长上任后,内部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方面,存在一些不够规范的地方。局领导很重视,派我们下来了解一下情况。”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我,像是在观察我的细微反应。

“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我说。

“那就好。”贺维明笑了笑,笑容很淡,“为了方便工作,从今天起,这间小会议室我们临时借用一下。”

他指了指隔壁。

“请沈局长安排人,把相关的文件资料都送过来。”

“另外,”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的办公桌,“为了确保检查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也为了不影响沈局长正常履职,在检查期间,涉及经费支出、项目审批等方面的文件,暂时先送到我们工作组这里做个备案。沈局长您看,这样是否合适?”

我心里一沉。这不仅仅是架空,这是要直接剥夺我的核心审批权,甚至可能扣上“涉嫌违规需要回避”的帽子。

“贺处长,这个安排,似乎超出了常规检查的权限范围吧?”我说。

“权限?”贺维明挑了挑眉,脸上笑容不变,“沈局长,省局工作组在检查期间,为了查明情况,采取一些必要的临时措施,这是我们的工作权限,也是惯例。”

“当然,如果检查结果证明沈局长的工作是规范、清白的,这些措施自然会解除。”

“但现在,请你配合。”

他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

我知道,这是薛茂才反击的核心一招。用上级的权威,把我困住,然后慢慢找茬,或者干脆制造“问题”。

“好。”我点点头,“我配合。”

贺维明似乎有些意外我答应得这么干脆。他看了我几秒,然后对身后的人挥挥手:“开始工作吧。”

工作组的人立刻行动起来,搬电脑,连接设备,把隔壁的小会议室变成了他们的临时办公点和“审讯室”。

我被“请”出了局长办公室,暂时安置在走廊另一头一间平时堆放杂物的备用小房间里。

手机没有被明确要求上交,但我清楚,很可能已经被监控了。

周秉文给我搬来一张旧办公桌和一把椅子,还有台灯、水杯等简单用品,眼神里满是焦虑。

“沈局,他们这……这是要把您往死里整啊。这房间连窗户都没有。”

“能办公就行。”我说,“沉住气。该干什么干什么,注意收集信息。”

周秉文欲言又止,最终只是重重叹了口气,走了。

小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光线昏暗,空气不流通,只有排风扇发出单调的嗡嗡声。

我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我知道,最艰难、最危险的一段时间,开始了。

贺维明的“检查”,进行了四天。

这四天里,他们调阅了局里大量的账册凭证,分批“约谈”了几乎所有的中层干部。局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每个人走路都小心翼翼,说话都压低声音,生怕被工作组叫去问话。

我被变相隔离在这个小房间里,一日三餐有人送,但不能随意离开,也不能主动见外人。只有周秉文和苏晓薇,能借着送文件、传话的机会,偶尔进来跟我说几句。

苏晓薇告诉我,工作组重点在翻查我上任后签署的所有拨款和项目审批文件,尤其是“东平湖”项目那五个亿的预算草案。他们在寻找我“违规操作”甚至“利益输送”的蛛丝马迹。

但我的账,做得太干净了。每一笔款项,都有完整的会议纪要支撑,有合规的科室申请和职能部门审核意见,审批流程清晰可查。

他们查了四天,一无所获。

贺维明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他带队下来,是带着“任务”的。任务完不成,他没法向薛茂才那边交代,自己脸上也无光。

我知道,他快要沉不住气了。

果然,第五天下午,贺维明亲自来到了我这间狭小的备用房间。

他手里拿着一个薄薄的透明文件袋,脸色阴沉,早没了之前那种程式化的微笑。

“沈局长,有个情况,需要你解释一下。”他把文件袋扔在我面前的旧桌子上。

我打开文件袋,里面是几张纸。最上面是一份银行转账记录的打印件。记录显示,就在三天前,有一笔五十万元的款项,从一家名为“东平前沿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的企业账户,汇入了一个个人银行账户。账户名,是“沈岩”。开户行和卡号,都与我的工资卡一致。

“东平前沿科技咨询”,正是“东平湖”项目那三家关联公司中的一家。

下面几张纸,是这家公司的基本工商信息,以及一份模糊的、像是监控视频截图打印出来的照片。照片上,一个背影很像我的男人,和一个中年男人坐在一个茶座的角落里,似乎在交谈。照片角度很偏,看不清正脸,但那个中年男人,经辨认,是“东平前沿科技”的法人代表,刘成。

我盯着这些材料,看了足足两分钟。

然后我抬起头,看着贺维明。

“贺处长,这份转账记录,是伪造的。”

“伪造?”贺维明冷笑一声,“我们已经与相关银行初步核实过,这笔交易确实发生了,钱也确实打进了这个以你名字开户的账户。银行流水,白纸黑字。”

“至于这张照片,”他敲了敲那张模糊的截图,“虽然不够清晰,但结合转账记录,以及我们询问刘成得到的证言,足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

他身体前倾,盯着我的眼睛。

“沈局长,人证、物证、资金流向,都在这里。你涉嫌利用职务便利,收受项目关联企业巨额贿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现在,我以省局工作检查组负责人的名义,正式通知你。”

“你被停职了。”

“在问题查清之前,你不能离开这个房间,不能与外界进行任何非必要的联系。”

“请你交出所有通讯工具和工作证件。”

他伸出手,手掌向上,摊在我面前。

我看着他的手,又看了看他身后那两个表情严肃、眼神凌厉的工作组成员。

我知道,如果我表现出任何反抗或质疑,他们会立刻采取更强制的手段。

“好。”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和工作证,放在桌上。

贺维明拿起手机和工作证,在手里掂了掂,脸上露出一丝嘲讽。

“沈局长,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你要是懂得变通,配合工作,现在还是风风光光的市局局长。何至于此?”

我没说话。

贺维明挥了挥手。

“看好他。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接触。”

他转身走了出去,门被重重关上,然后是从外面反锁的声音。

我被彻底隔离了。手机被收走,门口有人24小时看守。

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被完全切断。

我知道,薛茂才这是要下死手了。不仅要扳倒我,还要让我身败名裂,甚至可能面临刑事追究。

五十万,足够立案,也足够毁掉我的政治生命。

我坐在那张旧椅子上,看着苍白的天花板。排风扇还在嗡嗡作响,单调而压抑。

我知道,那个转账记录和模糊照片,必然是精心伪造的。账户可能是用非法获取的我的身份信息冒名开设的,转账可以操作,照片可以合成或剪接,刘成的证言可以是威逼利诱的结果。

但对方既然敢这么做,就说明他们已经打通了关键环节,至少是银行那边的初步“核实”,他们有能力做到。

我需要找到这个伪造链条上的破绽。

我需要联系外界。

我需要一部能隐秘通话的手机,或者一台能上网的电脑。

我的目光,落在了送饭用的不锈钢餐盘上。餐盘边缘很薄。

我又看了看手边那本厚厚的、用来垫桌脚的《税法汇编》。

一个计划,在我脑子里慢慢成形。

夜深了。看守我的两个人,一个在门外走廊里低声打电话,另一个坐在靠门的小凳子上,有点打瞌睡。

我假装起身倒水,经过门口时,“不小心”碰倒了倚在墙边的扫把。

“哐当”一声响。

打瞌睡的那个惊醒了,皱眉看向我。打电话的也中断了通话,推门探头进来。

“怎么了?”打电话的问,语气不耐烦。

“不好意思,碰倒了扫把。”我歉意地说,弯腰去扶。

就在我弯腰的瞬间,我用藏在袖口里的、悄悄磨尖的餐盘边缘金属片,在那本《税法汇编》硬壳封底的内部,快速而用力地划了几下。

然后我扶起扫把,放好。

“没事别弄出动静!”打电话的瞪了我一眼,又缩回头去继续他的电话。

打瞌睡的嘟囔了一句,重新闭上眼睛。

我坐回椅子,借着昏暗的台灯光,小心地撕下封底内侧被我划出痕迹的那一小块硬纸板。纸板很厚,我把它撕成指甲盖大小的一块。

然后,我用那支被允许留下的、没有笔芯的圆珠笔外壳尖端,蘸着一点点偷偷留下的茶水,在那块小纸板上,极其微小地写了几个字:

“刘成妻,医大附院,血液科。”

这是我之前无意中看到过的一条旧信息:“东平前沿科技”老板刘成的妻子,患有某种慢性血液疾病,长期在省城医大附属医院血液科接受治疗。刘成对其妻极好,这是他的软肋。

纸板太小,我只能写这几个关键词。但我相信,如果周秉文或者苏晓薇能看到,他们能明白我的意思:从刘成妻子那边寻找突破口,查刘成是否被胁迫作伪证,或者查刘成与薛茂才、贺维明之间的真实资金往来,特别是医疗费方面的异常支付。

我把这块微小的纸板,紧紧捏在指尖。

剩下的,就是如何把它送出去。

送饭的餐盘每天会收走一次,由食堂阿姨统一清洗。但送进来和收走时,看守都会检查餐盘。纸板无处可藏。

我的目光,再次投向那本厚厚的《税法汇编》。我拿起书,假装阅读,慢慢踱到房间那个小小的、装着排风扇的通风口下方。通风口焊着铁丝网,很牢固。

但我需要的,不是拆掉它。

我背对着门口,利用书本的遮挡,将那块小纸板,悄悄塞进了书本封底一个因潮湿而略微翘起的夹层里。然后,我用力将书朝上抛起,让它“啪”地一声,掉在通风口正下方的地上。

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夜里很清晰。

门口的打瞌睡的看守又被惊动,不满地看过来。

“书没拿稳,掉了。”我解释道,弯腰去捡书。

捡书的时候,我迅速看了一眼通风口。铁丝网很密,但常年累月的震动,让边缘有些许松动。我捡起书,拍了拍灰,坐回座位。

我知道,这块纸板大概率会被困在书里,最终可能被发现,也可能永远不见天日。

但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不是办法的办法。

我赌的,是人心未死。

我赌,在这栋大楼里,在这片令人窒息的黑暗中,还有人没有被薛茂才的势力完全侵蚀,还愿意为了心底那点公义和良知,冒一点风险。

我赌,周秉文那个中年人,在挣扎之后,会选择站在对的一边。

我赌,苏晓薇那个女孩,眼中的光芒不会那么轻易被熄灭。

做完这一切,我把书放回桌角,关掉台灯,在行军床上躺下。

门外,两个看守低声交谈了几句,渐渐没了声息。

这一夜,我睁着眼睛,直到窗外走廊感应灯的光芒,透过门缝,由暗转明。

新的一天,开始了。

而我的命运,就系在那本厚书里,那块指甲盖大小的纸片上。

五、

纸板送出去的第二天,一切看似如常。

贺维明没有再露面,门口的看守换成了两个更年轻、眼神更警惕的生面孔,几乎寸步不离。

送来的饭菜依旧是温的,但分量似乎更少,味道也更敷衍。我知道,这是心理施压的延续,他们在等我崩溃,等我主动“认罪”。

但我没有。

我每天按时起床,在狭小的房间里活动身体,看书,在脑子里反复推演各种可能性和应对方案。脸上看不出任何焦虑或恐惧。

我越平静,门口看守偶尔交换的眼神里,就越透出几分疑惑和不安。

第三天下午,事情起了变化。

先是走廊里传来一阵不同寻常的急促脚步声,似乎有很多人经过。然后,我听到隔壁原本作为贺维明临时指挥部的小会议室里,传来压抑的争执声,接着是东西被碰倒的声响。

门外的两个年轻看守有些紧张地站直了身体,侧耳倾听。

没过多久,我的房门被猛地从外面打开。

贺维明站在门口,脸色铁青,眼睛里布满血丝,头发也有些凌乱,早没了之前那种装模作样的从容。他几步冲进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把我从椅子上拽起来,顶在墙上。

“沈岩!你他妈到底在外面做了什么?!”他低吼着,声音嘶哑,喷出的气息带着一股烟臭味。

后脑勺撞在墙上,有点疼。但我神色平静。

“贺处长,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不明白?”他咬牙切齿,手指收紧,勒得我领口发紧,“‘东平前沿科技’那个刘成,今天上午突然跑到市纪委,把他妈的什么都撂了!说之前的证词是被人威胁利诱做的伪证!五十万的转账记录是伪造的!照片是合成的!”

“还有,”他眼睛瞪得通红,“省医大附院那边,也有人提供了线索,说刘成老婆近两年的巨额医疗费,有几个匿名账户定期打款,资金来源可疑,正在追查!是不是你搞的鬼?!”

我心里猛地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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