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将拥立朱由崧位帝，史可法失势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共读顾诚的《南明史》上册，第二章《弘光朝廷的建立》，第1节至第3节。本书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自尽之后。南京的部分官员已经做好了从海路迎接太子朱慈烺来南京建国的准备。但是由于崇祯帝的三个儿子下落不明，南京的高级官员都不敢轻举妄动。
南京作为留都，真正握有实权的是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和提督南京军务勋臣。其他的六部等衙门基本上都是虚职。

四月初七，正当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准备北上“勤王”之时，却误听了一个消息，说崇祯帝已由海道南下，太子已经逃出北京。然而第二天就得到了确切消息，崇祯帝已于三月十九日自尽于煤山。

此时，南京很快成为了明朝的政治中心，但是各大臣乱成一锅粥，他们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拥立新帝。

可究竟拥谁为新帝呢？各大臣们心怀心思，每个人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立新帝一事无法达成共识。

当时有四个人最有可能成为新帝。他们分别是福王朱由崧（崇祯帝的堂兄）、桂王朱常瀛、惠王朱常润，以及潞王朱常淓（明神宗的侄子，比朱由检、朱由崧高一辈）。

无论是按照封建伦序观念，还是当时的地理情况而言，最符合条件的是福王朱由崧。原因有三：

1.福王（老福王朱常洵）居长；
2.桂王和惠王比崇祯帝高一辈，由朱由崧继统统更为适宜；
3.桂王、惠王在1643年张献忠进入湖南时逃往广西，距离南京较远，而福王在淮安，离南京更近。

部分有识之士一致认为朱由崧继统最为合适，然而，由于党派之争，官员之间的利益牵扯和对峙，另外一批人则持反对意见。

史可法在这关键时刻，却优柔寡断。东林党曾经与福王的母亲有过节，作为东林党一员的史可法担心若拥福王为帝，东林党恐或遭翻旧案。

最后，史可法决定前往浦口找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在桂王和福王之中选定一人。

经过商量，他们得到了一个折中方案，那就是拥立桂王。南京的官员对这一方案颇为满意，并由礼部准备好东西前往广西迎接桂王。

然而，就在马士英由浦口回凤阳时，得知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马世英当即见风使舵，加入拥立福王的行列。

这些人他们看似在为南明考虑，实则无不是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考虑。

卢九德曾经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由他联络三镇；高杰、黄得功和刘良佐积极参与，是为了谋取“定策之功”，增强自己的政治地位；马世英作为凤阳总督，直接节制高、黄、刘这三个总兵，这也正是史可法要亲自与他商量的原因。

然而，史可法并不知道知道事情有变，依然给马士英写信。他在信中说了7个朱由崧不适合当皇帝的理由。也正是这封信，史可法亲自将自己的把柄送到马士英的手上。

五月初三，朱由崧任监国，五月十五日，即位为皇帝，改明年为弘光元年。

朱由崧对史可法这个始终反对自己当皇帝的人不会再重用。史可法就这么错过了“定策之功”，以至于弘光政权建立时他被排除在了权力中心之外，而其他几个本没有立过功却有兵权在手的人平步青云。

虽然史可法比马世英更廉洁正直，但是他受制于东林党，在定策问题上犹豫不决，导致朱由崧求助于武将。
过于依附武将也为南明埋下了皇帝成为武将傀儡的隐患。朝廷内部文武明争暗斗，导致南明没有办法顾及其他。

顾诚在《南明史 上》这本书里提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史可法。
史可法知道自己犯下了错误，便急于弥补自己在拥立问题上的错误，两次上启朱由崧，建议设立四镇和督师。
弘光朝廷听取他的建议，“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刘泽清封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

一些官员看出来史可法并没有远见，只想保住江南。但是当时的大顺军已经占领整个黄河流域，直逼淮上，高杰、刘泽清率部南逃，在这种情势下，史可法才做出守淮、守江的部署。

然而六月中旬之后，大顺军兵败西撤，多地官绅反叛大顺试图恢复明朝，若此时弘光朝廷趁清军未南下，出军北上会合这些地方的官绅武装，借此扩大自己的管辖区，则实为上策。

可是史可法当时虽出任督师，却已是失势之人，他指挥不了四镇，毫无办法。

身为皇帝的朱由崧也驾驭不了这些拥立他的武将。而军阀之间也矛盾重重，为一己私利而斗，藐视皇权。
例如黄得功有一次跪着听使者宣读诏书，他觉得诏书不合自己的意思，没等读完就爬起来，“攘衣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
高杰贪图扬州富庶，想将家属安置于扬州城内，但百姓见他的部下在附近村庄抢掠焚杀，纷纷罢市，不让其军队入城。高杰则下令攻城，还杀了从中调停的扬州进士郑元勋。最后经史可法劝说，才将瓜洲作为高军安顿的地方。

由此可见，这些南明武将不仅擅长见风使舵，更是只关注自身利益而轻国事。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共读的内容。

明天，我们将共读本书第二章的第4节到第6节。

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