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的生动图景——向所有人敞开的创作与阅读

来源：人民日报

所有人创作，所有人阅读，是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生动图景。它证明了大众写作不是文学的边角料，而是文学生态的基本土壤

这几年，我和一群好友创办写作平台、推出杂志书、拍摄素人写作纪录片，有两个重要追求，一是还严肃写作以尊严，二是让非专业的写作者敢于表达。2025年夏天，我为杂志书试刊号写了一句推广语：“所有人创作，所有人阅读。”

什么是“所有人”？它不是指统计学意义上的“每一个人”，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判断——这个时代，人们在表达和阅读上越来越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所有人”是一种立场：站在普通人这一侧，站在尚未被命名、尚未被书写的经验、认知、情感这一侧。

“所有人”也是对时代变化的命名。首先是表达工具的下沉。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写作意味着专业训练、发表门槛和稀缺机会，而今天，手机、平台和AI工具让写作不再是一项被垄断的技能。其次是发表渠道的社会化与平台化。发表不再依赖期刊、出版社或少数机构，人们可以在更开放的空间里直接面对读者。再次是阅读方式的变化。今天的阅读往往是碎片化的，但同时也是高频的，人们读得更快、更杂，却并非不认真。阅读从一种仪式，变成了生活中频繁发生的日常行为。

为什么要把创作与阅读捆绑在一起？因为写作一旦缺失被阅读、被理解、被回应的过程，它就不能确认自己是否被听见，进而不能被修正、被深化，不能进入公共视野，最终只能不断叠加，而不能沉淀。当下文艺现场，比“谁能写”“谁写得多”更值得关切的，是这些创作是否还能被认真阅读、理解和讨论？失去了阅读的回应，创作会迅速枯竭。反之亦然，如果只有阅读，而没有回馈到创作，阅读会退化为消费，文艺会退化为单向供给，公共文化则无法自我更新。

所有人创作，所有人阅读，是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生动图景。一方面，应该看到，大量普通人的写作带来了新的经验、情感和视角，让文艺重新接近生活；另一方面，写作的普及，并不自动等于文艺的提升。重要的在于，这种写作能否改变文艺的生产方式，在一种更开放的共创中，实现经验分享、思想交流和价值共鸣。新大众文艺不是取消标准，而是重新建立标准；不是拒绝专业，而是让专业在更广阔的公共空间中，发挥引导和参照的作用。

蓬勃涌现的大众写作、素人写作，使得文学生态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但其中也有一些趋向需要认真讨论。

如，表达过剩而对话不足。今天，问世的作品越来越多，但被真正认真阅读和讨论的没有随之增多。当表达的速度远远快于理解的速度，写作很容易成为一种单向输出。作品在不断生成，却缺乏回应；声音在不断叠加，却难以形成对话。特别是在社群与圈层日益细分的环境中，写作往往只在“熟人”或“同好”之间流通，局限于各自的回音室，失去了更广阔的公共讨论空间。不同立场之间缺乏倾听，不同经验之间缺乏碰撞，削弱了文艺作为公共对话机制的功能。当写作失去公共性，它就很难承担起超越个体经验的意义。

再如，算法化的审美收编。在以数据为导向的环境中，表达很容易被算法塑形。点击率、完读率、转发量，逐渐成为影响创作的重要变量。久而久之，题材趋同，叙事模式重复，情绪被模板化，表达的边界也悄然收窄。这并不意味着创作者缺乏诚意，而是当某种表达方式被不断验证为“有效”，其他可能性就会被系统性地压缩。文艺因此面临一个悖论：表达的数量在增加，表达的多样性却在减少。

当然，从我在写作实践中获得的感知来看，“所有人创作，所有人阅读”的积极意义远远大过问题。它证明了大众写作不是文学的边角料，而是文学生态的基本土壤。在大众写作的热潮中，专业写作不会消失，其存在将变成“更高密度的参照系”。

文学究竟有什么用？这几乎是所有时代都会重问的问题。

2025年夏天，我们去往广东东莞，和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写作者座谈，后续接连推出“寻找素人写作者”纪录片，为的就是把文学从书桌上重新拉回人间。在东莞，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一种从劳动、碎石、烟火里长出的文学。白天开服装店、晚上到烧烤摊打工的温雄珍说，写诗并不是“我要变成诗人然后出名”，而是“我必须记录，因为不记录，我会被这一天彻底吞掉”。送煤气罐的诗人唐春元说：“我与诗歌的关系，就像燃气与火焰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人写作，并不是为了成名、发表或进入某个体系，而是为了记录自身的经验，与他人建立连接，确认“我在这里，我经历过”。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之外，文学给了他们被聆听、被理解的机会。那些自发的、普通的、完全没有版税合同的写作，是他们与世界达成和解的方式。

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都经得起捶打，也配得上光芒。在这个意义上，大众写作与素人写作回答的不是文学命题，而是哲学命题：“我们为什么要过此一生？”不是因为他们有答案，而是因为他们让这个问题重新有了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