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任期，28年空转，万历皇帝如何“躺平”蛀空大明根基？

一提史上那些“不上朝”的皇帝，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准是明朝的万历。这位爷在位48年，是明朝皇帝里坐龙椅最久的一位，可仔细一算，竟有28年压根没露面上朝。时间长到，底下的大臣都快记不清皇帝的模样了。这种事，放在哪个朝代都够新鲜的。

那么万历皇帝到底是不是个懒惰的昏君？这事儿还真不能简单下结论。

前半生：一个龙椅上的“好学生”

要说万历小时候，确实挺会来事。六岁那年，看他爹隆庆皇帝在宫里骑马骑得飞快，他跑上去就说：“父皇是天下之主，万一有点闪失可怎么好？”这话说得又懂事又贴心，把隆庆皇帝听得心里特别受用。

九岁登基，对哪个孩子来说都不容易。但小万历硬是撑起来了。生母李太后不是一般人，看得透。她从宫女一路走到太后，什么场面没见过？宫里的明争暗斗，她比谁都门清。

正因如此，她对万历的教育方针特别明确：绝不宠着惯着。规矩定得死死的，管束得比寻常百姓家的母亲严格得多。她心里明白，自己不是在养一个儿子，是在塑造一国之君。

万历小时候，李太后就跟他一起住在乾清宫，亲自监督他的学习和生活。每天天不亮就把万历叫起来准备上朝，母子俩经常是披星戴月地往朝堂赶。李太后对万历的管束，直到他结婚成家后才算松了些。

在这之前，李太后就给万历物色好了一位真正的老师——张居正。这位张先生可不是普通的学士，他当时手握实权，是朝廷真正拍板的人，既能推行新政，学问底子也深厚。他亲自为年幼的皇帝编写讲义，把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教训、当皇帝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点一点、反反复复地讲给万历听。

万历那时候对张居正，可以说是打心底里敬重。他从来不直接叫名字，开口闭口都是尊称“张先生”。甚至在自己父亲去世后，几乎把这位老师当成了精神上的父亲来依靠。每天天刚亮，万历就得去听课，不论冬天下雪还是夏天酷热，从来没断过一天。

在这样的严格管教下，少年万历表现得很出色。登基初期，他每天都准时上朝，从不缺席。大臣们对这位小皇帝的聪慧都印象深刻。

万历十三年，京城大旱，年轻的皇帝竟然步行到天坛祈雨。这事儿让京城百姓第一次亲眼见到了他们的万岁爷。亲政后的头几年，万历还四次亲自去祭祀祖陵，不怕辛苦。那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大明出了位好皇帝，对他寄予厚望。

转折点：从勤政到怠政的渐变

按理说，有这么好的教育背景，又有这么尽责的母亲和老师，万历怎么也该成为一代明君才对。可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

万历十七岁那年，发生了一件小事，却透露出不寻常的信号。有一次他在宫里喝醉了，让两个小太监唱歌。可这两人不会唱，万历一气之下竟然要砍他们的头。好在被旁人劝住了，最后只割了他们的头发代替。

万历闹了那么一出之后，李太后罚他跪地认错不说，连那份给天下人看的检讨，都是张居正亲自提笔替他写的。你想想，皇帝犯了错，最后连认错的话都得别人来帮他说。从这个缝里就能瞧出来，他那份在母亲和老师面前装出来的听话模样，底下其实一直憋着一股不服管的劲儿呢。

随着年龄增长，万历开始对酒产生了浓厚兴趣。有记载说，他几乎每晚都要喝酒，而且一喝就醉，一醉就发脾气。这种情况从万历八年持续到万历二十年，整整十二年的时间里，他经常处于醉酒状态。

与此同时，他对上朝的兴趣越来越淡。大臣们想见皇帝一面变得难上加难。有个首辅叫王家屏的曾经抱怨说，自己一整年只见过皇帝两次面。

万历自己倒是找理由，说是身体不好。但大臣们普遍不信，都觉得他是沉迷酒色，不理朝政。奏折送到宫里，经常是“留中不发”，就是皇帝看了但不做任何批示，就这么搁着。

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万历二十七年，三十六岁的万历突然出现在午门城楼上，接见了征讨倭寇凯旋的军队。只是当时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史书没有详细记载。

从这些片段来看，万历的怠政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头十年他很勤政，中间十年慢慢变懒，最后近三十年几乎“万事不理”。历史学家高阳甚至直接断言，万历是中国历史上最懒的皇帝。

为什么变成了这样？

一个好端端的皇帝，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表面上看，是酒精害了他。随着饮酒越来越多，万历可能已经酒精中毒了，神志清醒的时候少，迷糊的时候多。就算想勤政，也力不从心了。

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表面上看，万历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可实际上，他每做一个决定都束手束脚。那些文官大臣，尤其是言官，动不动就引经据典、搬出祖制来反驳他，一点儿面子都不给。很多时候，不是皇帝在命令臣子，倒像是皇帝得想方设法说服他们。这种处处受制的滋味，恐怕才是万历后来心灰意冷、干脆躲起来的真正原因。

举个例子，万历刚登基那几年，有一次上朝，竟然有一百多个大臣没来。还有一次更离谱，缺席的有二百八十三人。最让万历生气的是，有一次寒冬腊月，他早早到了皇极门准备上朝，结果大臣们稀稀拉拉，这让他觉得特别不被尊重。

这事其实挺有意思的。明朝那帮文官，尤其是言官，有个特别突出的“爱好”——骂皇帝。到了万历这时候，更是骂出了新高度。这帮大臣，把敢于触怒天威、当面顶撞皇帝，当成一种值得夸耀的资本和气节。他们的奏疏往往写得极其尖锐，什么话都敢说，一点儿情面都不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风气。

跟他的老祖宗朱元璋、朱棣比起来，万历确实没那股子狠劲。前面两位是说一不二的强人，群臣不敢造次。但万历不一样，他从小长在深宫，面对文官们引经据典的步步紧逼，他显得束手束脚，甚至有点露怯。

奇怪的是，这些敢于批评皇帝的大臣，很少受到严惩。最严重的也就是被打六十棍，或者被革职为民。从这一点看，万历其实算得上宽仁。但正是这种宽仁，让文官们更加肆无忌惮。

时间久了，万历心里恐怕也清楚了那个挺没意思的真相：自己这个“天子”，名头听着吓人，其实能当真的事并不多。

说实话，真正让万历感到无力的，是立太子这件事。他后来一心想扶正自己最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可整个文官系统就跟铁板一块似的，丝毫不肯让步。那些人反反复复就搬出一句话：“祖宗之法，立嫡立长”，把万历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这才彻底明白，自己这个皇帝，连家里最根本的事，其实都做不了主。

为这事儿，皇帝和大臣们僵在那儿，来回拉扯了十几年，史书上把这场漫长的对峙叫做“国本之争”。到最后，万历发现自己一个人实在拗不过整个文官集团，只能认输，极不情愿地按他们的意思办了。

这件事对万历打击很大。这么个结果摆在他面前，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连皇储人选这样最根本的事，他这个皇帝说了也不算。他大概彻底心凉了，觉得反正自己说什么都没人听，那还每天早起去上朝干什么？演给谁看呢？不如算了吧。

从那以后，他真就开始“撂挑子”了。上朝？不去。奏折？不看。大臣？不见。他就用这种不合作、不露面的方式，跟他面前那整个庞大的文官系统耗上了。说白了吧，这就是一种彻底的消极对抗。

对待恩师的反转

说起来，万历对张居正的态度，前后反差实在太大了。张先生在世时，万历一口一个“元辅张先生”，恭敬得不得了；可等张居正一去世，局面立刻翻了个儿。皇帝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变了脸，活生生上演了一出“秋后算账”。这个转变真是让人有点琢磨不透。

他不仅剥夺了张居正的所有荣誉，还没收了他的家产，把他的儿子们发配到边疆。这位曾经的“张先生”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

有观点认为，这事儿说到底，可能就是一种积压已久的反弹。你想，万历从小就被张居正管着，读书、言行、甚至想骑个马射个箭，都得看这位老师的脸色。张居正活着的时候，权威太重，万历心里有什么憋屈也不敢露出来。

等到张居正一走，头上那座山突然没了，万历那种“总算轮到我说了算”的心思，或许就压不住了。之前被严格约束的压抑感，很可能转化成了一种对老师身后名声的彻底清算。

但也有人认为，万历这么做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张居正权力太大，万历要亲政，就必须打破张居正的神话。不管真实原因是什么，这件事确实显示了万历性格中复杂甚至矛盾的一面。

懒惰背后的深层原因

说回最初的问题：万历到底算不算懒惰的昏君？

从表面看，二十八年不上朝，这绝对算得上懒惰。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万历从小就被严格管教，母亲、老师对他要求极高。每次犯错，不是罚跪就是磕头认错。就连骑个马、射个箭这种正常娱乐，都会受到批评，被认为与皇帝身份不符。

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心理压抑是难免的。等他终于能自己做主了，很可能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你们不是要我这样那样吗？我偏不！

再加上文官集团的制约，让他的很多想法都实现不了。立太子的事就是典型例子。连自己儿子谁能当太子都决定不了，这皇帝当得还有什么意思？

于是万历选择了消极对抗：你们不是能吗？那你们自己管去吧！我不玩了！

他开始借酒消愁，用酒精麻醉自己。时间长了，可能真的形成了酒精依赖，想振作也振作不起来了。

懒惰的代价

万历的“懒惰”给明朝带来了严重后果。三十年不理朝政，导致政府运作几乎瘫痪。很多重要职位空缺没人补，奏折堆积如山没人处理。

皇帝都这么懒，下面的官员自然有样学样。整个官场的风气越来越差，效率越来越低。

更严重的是，万历时期埋下的很多问题，比如辽东的女真族崛起，比如朝廷内部的党争，都因为皇帝不作为而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最终在明朝后期爆发，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从这点来看，万历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暴君或昏君，他没干过多少祸国殃民的事，但他的不作为，对国家的伤害可能比一些作恶的皇帝还要大。

结语

万历皇帝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他聪明早慧，受过良好教育，前期也曾勤政有为。但种种因素：严格的管教、文官集团的制约、个人的心理问题——让他最终选择了消极逃避。

他可能算不上典型的昏君，但绝对是个失败的皇帝。他的失败不在于做了什么坏事，而在于没做好该做的事。

最终，万历皇帝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最懒皇帝”的标签，更是一个关于权力、责任与人性弱度的深刻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皇帝的失败，更是一个人在巨大压力下的挣扎与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