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毛姆曾在教人读书的著作里写道，“培养阅读的习惯能够为你筑造一座避难所”。其实音乐也是如此，在《音乐庇护：日常生活中的音乐疗愈》（下文简称《音乐庇护》）里，音乐社会学家提亚·德诺拉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与一手的田野数据证明：音乐同样是维系健康、安顿心神的有效手段。
书中提出了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疗养院里合唱的橄榄球队应援曲是一首好音乐吗？可以与贝多芬的作曲相提并论吗？能媲美利兹钢琴比赛冠军的演奏水平吗？
问题的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因为音乐具有特定的形式、标准，从审美角度与专业眼光来看，可以说非常严苛。但也有人认为音乐的好坏应由听众判断。
一次，贝多芬的挚友埃特曼男爵夫人正经历丧子之痛，大音乐家不敢贸然拜访这位心碎的母亲。最终，他鼓起勇气邀请对方到家里小坐，只不过他全程未发一言，而是坐在钢琴边弹奏，悠扬却不乏哀愁的乐音伴着对方的小声啜泣⋯⋯这些即兴片段自然比不上堂皇富丽的交响曲，但这位母亲却发自内心地承认：他向我诉说了很多，而我为此感到欣慰。
在这个案例中，音乐远不是用以消遣、娱乐的玩物。相反，它绕过言语，将情感凝聚到一块。可以说，音乐变成了某种意义非凡的文化实践。
这恰是《音乐庇护》一书的核心关切——音乐乃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方式。
不过，音乐究竟怎样促进幸福、它的具体机制又是如何，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音乐能在听众身上建立某种条件反射机制。西方音乐之父巴赫就曾指出，宗教音乐是“组织信众”的利器。类似现象如今亦随处可见：红酒商家借助典雅的弦乐来刺激顾客的消费欲，公共车站使用悠扬的曲调来维持场所秩序⋯⋯
但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音乐社会学家另辟蹊径，转而从个体角度出发，探讨人们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展开特定的文化实践，其中包括促进认知、创造情境乃至构建自我。
在《音乐庇护》中，一位深爱着勃拉姆斯的受访者分享道，她觉得自己像极了乐曲里不起眼的和弦低声部，因为“自己从不愿在聚光灯下抢风头”。也就是说，音乐不但渗透到听众的意识之中，还为她的思考、实践提供相应的模型及指南。
类似案例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人们焦虑时会选择听轻音乐来舒缓心情，健身教练会播放劲爆乐曲来调动氛围⋯⋯显然，外在的文化结构与内在的个人能动性之间存在着张力。前者无法将所有意志强加于后者，后者也不能完全摆脱前者的影响。
换言之，作品并不是某种外在刺激，听众的状态亦非一成不变。“音乐”只能在具体的行动中得以呈现与表达，它意味着个体与世界的直接互动。因此，探讨音乐就是在探讨人们如何以音乐行事。如此一来，通过学习技能、调整策略，就可以控制这种文化互动过程及其效果，操作得当的话，音乐便能促进健康、实现美好生活。可以说，音乐是一种攸关幸福的自我技术。
如今看来，以音乐行事俨然成了现代社会的生存之道，从风靡全球的降噪耳机便可见一斑。随着录制设备与数字技术的发展，音乐愈发变得无处不在，但这也会带来更多的可能甚至危机。
尽管耳机仿佛为听众塑造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桃源，但同时也让人们深陷危险之中，一旦摘下耳机重返现实，人们也许将与外界变得更加疏离，德诺拉却将这种策略称作“逃离”。
与之相对，德诺拉提出了另一种寻求庇护的策略：重构。她认为，可以积极利用那些公开、共享的媒介及技术，与他人一道重新改造外部空间。这种改造世界的方式大到全球巡演的慈善音乐会，小到与朋友在午后分享音乐。在这种策略中，音乐照样发挥着避难所的功能，还间接提升了听众利用音乐照顾自己、帮助他人的能力。长远来看，听众之间相互协同，共享资源，既能促进自身幸福，也能为后人留下一个有益而幸福的世界。
《音乐庇护：日常生活中的音乐疗愈》
提亚·德诺拉 著
萧涵耀 译
译林出版社
原标题：《好音乐，就是一座庇护所》
栏目主编：王一
文字编辑：肖雅文
本文作者：萧涵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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