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为什么有《觉醒年代》气象？两大原因，这才是中国戏

1月27日，电视剧《太平年》播出至第10集。我在对该剧的首篇剧评分析当中，说这部《太平年》的叙事底色是“中国历史精神”的。有读者留言亲人留言提到了“对于本国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一语。这留言，把我看哭了。这样的亲人，显然是有钱穆先生历史学的学识基础的，并且是可以看懂这部《太平年》的。

《太平年》这部电视剧，不单纯是讲五代十国历史故事的，而是要讲这些历史背后的“中国历史精神”。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问了，什么是“中国历史精神”啊，这部电视剧作品当中，又有哪些地方是“中国历史精神”啊？经过10集的内容，我觉得可以认真展开聊一聊了，这部《太平年》可以视为是《觉醒年代》的兄弟篇了。

如是精神，在剧作当中大体分为两点。第一点是人民视角。第二点是悖论关系。这两点又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我们不妨先分别做一下分析，具体到《太平年》的具体内容当中去。

什么叫人民视角呢？这个词，放在以前，叫黎民苍生视角。任何的叙事，都是有态度的。大家只要上过中学，老师们肯定就讲过，历史记载都是有自己的态度的。而中国史最重要的态度，便是黎民苍生为重。我们具体到《太平年》这部电视剧作品当中来，契丹兵攻到开封来，是谁的视角在叙事呢？

显然，不是契丹视角，也不是张彦泽视角，甚至于不是赵匡胤等人的视角，而是一个黎民苍生的视角。谁站在黎民苍生的立场上，谁就会成为正派角色的叙事视角。所以，契丹打来的时候，《太平年》当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呈现逃难的几万黎民苍生，如何进入开封，如何被安置，如何妇孺住到皇城里边去等等。这样的叙事，是典型的“兴亡百姓苦”的叙事。

张彦泽进城，烧杀抢掠3日，《太平年》用一场蒙太奇桥段，去展现这些，而其中的叙事态度，则是站在黎民苍生这里的悲愤。一部历史剧，如果站在帝王的视角上，讲他们的称王称霸，那这部历史剧就断然是烂剧。反之，站在黎民苍生的视角上，讲天下何以乱成这个样子，天下何以才能不乱，黎民苍生何以才能安居乐业，那它就是有中国历史精神的。

中国历史精神，不为帝王谋权势，而是为黎民苍生谋生存。我们读中国史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温情与敬意呢？正是那些为黎民苍生谋生存的信念感，让我们升起这些温情与敬意。比如说，在《太平年》当中，看到黎民苍生受难，看到剧作叙事态度上的悲愤之后，我们是不是对剧作升起一种敬意呢？这样的戏，是我辈读书人才会写出来的戏，不是腌臜之徒搞的烂剧。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当中，最为重要的叙事精神，也是如此。那些学者大儒们，探究的也是何以让中国不再沉沦，何以让黎民苍生可以安居乐业？其实，在这一点上，五四学者们和中国传统士大夫们，是一脉相承的。这个人民的视角，让《太平年》与《觉醒年代》何其相似。

什么叫悖论关系呢？

切记，真正的思考，不是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至少提供两个思路，并且这两个思路是相互背离的，形成一种对立关系，我们在这种对立关系当中，实现听众、观众层面上的重新思考。有水平的电视剧，都是呈现悖论关系的桥段，从而留白给观众，让观众们自己去思考，从而得出更为深刻的答案。

比如说，在电视剧《觉醒年代》当中，清末大儒和新文化学者辩论，古文更简洁，还是白话文更简洁的时候，有个斗嘴的包袱——胡适之问大儒，有人邀请自己去做官，自己不想去，用古文怎么回答一下，那位大儒文质彬彬地搞了几句儒雅的客套话，而胡适之只有三个字：干不了。到底哪个更简洁，其实是没有得出明确答案的，而是甩这么一个包袱，把问题留给了观众。观众们到底能思考到什么深度去，要看自身的知识储备情况了。

同样的悖论关系，在《太平年》当中也存在。最新的这几集当中，钱弘俶经常站在赤子童心的视角上发问。那几次发问，都非常真诚。这是干净纯粹与历史肮脏之间的悖论，但历史肮脏又似乎必然和纯粹产生关联，甚至于是递进关系。比如说，钱弘俶质问郭荣为什么要杀灾民。那场戏，就很值得思考。灾民抢夺粮食，郭荣用杀人的方式维持秩序，是对呢，还是错呢？低端观众，就会立马觉得这样做对，因为这批观众没有真正的仁义在。而《太平年》在叙事态度上，不会如此，它把更多的悖论关系呈现给观众，让观众们自己思考。哲学上讲，经过思考的内容，才是有价值的。

甚至于桑维翰这个角色，本身就是悖论关系的载体型角色。是他撺掇石敬瑭，要实现自己的朝廷，就得把幽云十六州送给契丹。历史大儒王夫之说桑维翰是“万世之罪人”。老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老王是明朝遗民，明清之际，也是儒家政权转给了番邦夷狄。王夫之看似是骂桑维翰，实际上是骂明末那群玩意儿呢。

“万世之罪人”桑维翰，却在开封之乱当中安抚南唐，在张彦泽夺取开封府的时候，正义凛然、慷慨赴死。错与对，在《太平年》当中形成了悖论关系。这种关系，是带着观众们去探索更多的知识，从而形成更为完善的中国历史精神思考的。

基于此，我才说《太平年》是有中国历史精神的，是古装版的《觉醒年代》。（文/马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