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兵带人勤王，没补给跑20天全军覆没，皇帝还骂他懒要砍头！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后金军绕道蒙古突袭京师，引发“己巳之变”。

皇太极为避开袁崇焕重兵把守的关宁锦防线，选择绕道蒙古科尔沁部，于1629年10月分三路突破长城：左路自龙井关（河北遵化东），右路从大安口（遵化西北），中路由洪山口突入。此路线是蒙古使臣入京朝贡的旧道，明军防御薄弱。后金此时已经与蒙古科尔沁部结成了较为牢固的同盟关系，科尔沁首领奥巴早在1626年就亲自前往沈阳拜见过努尔哈赤，被努尔哈赤封为“第九子”，并迎娶后金宗室女，双方结成共同对付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较为牢固的联盟。

但是大明对两者的结盟并没有任何防备，也无任何措施。只是坐看后金军由蒙古人引导，轻松而迅速地攻占遵化。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率四千关宁铁骑星夜驰援遵化，三昼夜奔袭260里，却被三屯营守将朱国彦拒之城外。赵率教孤军与后金主力遭遇，中箭阵亡，全军覆没。

攻陷遵化后，皇太极本可直扑北京，却转而东进三屯营，意图引诱袁崇焕主力出关救援，但袁崇焕未中计。后金军随后西进蓟州，发现袁崇焕已驻防，遂绕过蓟州直逼通州，制造“兵临京师”的恐慌，迫使崇祯急调各地援军仓促应战。

明廷各地总兵勤王大军向北京开进，原计划集结重兵于蓟州，誓言“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十一月初一，宣府总兵侯世禄接到勤王诏令，火速调集5000精锐、81门重炮及130名炮兵驰援蓟州。同期，大同总兵满桂率5000兵赴京，天津总兵刘国柱、保定总兵曹鸣雷亦向蓟州增援。兵部罕见承诺“军械行粮照例措给”，即报销勤王费用，却未料后勤体系早已千疮百孔。

大同总兵满桂与宣府总兵侯世禄驻守德胜门，初期与后金军僵持。崇祯强令满桂率四万明军出永定门野战，满桂明知不敌仍被迫出击。但城头明军火炮手误将炮弹射入满桂军中，造成大量伤亡，后金乘势猛攻，满桂、孙祖寿战死，黑云龙等被俘，侯世禄部溃散，防线崩溃，明军全军覆没。

袁崇焕率九千关宁铁骑急行军抵京，背靠广渠门列阵。面对后金四旗主力（约四万兵力），明军以火器与骑兵配合血战三小时。袁崇焕身中十余箭（因重甲未透），祖大寿率部迂回侧击，终击退后金军，但自身伤亡惨重。此战虽胜，却因崇祯拒绝让关宁军入城休整，导致士气受挫。

在广渠门、德胜门战役胶着时，皇太极采纳范文程建议，仿《三国演义》桥段散布袁崇焕“通敌”谣言，并故意释放被俘太监传递假情报，导致崇祯对袁崇焕产生疑心。此计直接促成袁崇焕下狱，明军指挥体系瓦解。袁崇焕下狱后遭凌迟，祖大寿率1.5万关宁军逃回山海关，虽经孙承宗劝说返京，但军心已散。明朝丧失最后一批能野战对抗后金的将领。

可以说，“己巳之变”中，皇太极基本达成了他的战略目的——打蒙了明军防御体系，在关内外制造了后金军事不败的神话，给明军极大的恐慌。又顺便检验了后金军队绕过长城攻入内地的可能性，为以后屡次入关劫掠创造了基础。更加神来之笔的是，把袁崇焕给“反间”死了，去了一大对手。

而明廷的反应如何？无所适从，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抵抗能力和指挥能力，从一次次被动防守走向最后的灭亡。从宣府总兵侯世禄的“勤王之路”就可以看出来。

侯世禄（？—1643），陕西榆林卫人，蒙古族，出身将门世家，其家族世代为榆林卫世袭武职。其子侯拱极继承父业，曾任山海关总兵官，崇祯十六年（1643）与父同守榆林城时殉难。侯氏家族作为明末西北军事集团的重要成员，与尤世禄、满桂等将领共同构成明末九边防御体系的核心力量。

侯世禄是一个辽东战场身经百战的老兵。萨尔浒之战（1619）后，他就以世职升任凉州副总兵，因"勇敢精悍"被熊廷弼、袁应泰等名臣器重。天启元年（1621）辽阳之战中，他又与总兵朱万良率军出城迎战后金军，虽力战负伤，仍坚守至城陷，袁应泰自缢殉国后，侯世禄成为少数突围将领之一。天启至崇祯年间，历任固原、山海关、宣府三镇总兵，曾多次击退蒙古部落侵扰。崇祯二年（1629）任宣府总兵时，官衔已至"镇朔将军、太子少保、右军都督府左都督"，统辖长城防线重要关隘。可以说，是晚明时代不可多得的帝国柱石了。

十一月初十傍晚，侯世禄的勤王兵率先抵达蓟州城下，可以说是兵贵神速，但却遭蓟辽督师袁崇焕拒之门外。袁崇焕的理由是——“辽兵足用，不必劳烦宣府”，无视侯世禄“奉旨驻兵”的合法性。这就是典型的军阀行为，不以大局为重，拥兵观望。

饥寒交迫的宣府军滞留城下，没有得到任何粮弹补给。袁崇焕更强行扣留其全部重炮与炮兵，仅允侯世禄带轻装部队撤离。十三日凌晨，并没有碰见后金军的侯世禄只能带队转投通州，反被通州守将索要2000兵力协防，最终仅余3000饿卒退往顺义。讽刺的是，后金军此时已绕过蓟州直扑顺义，而蓟州守军竟未传递预警。

侯世禄此时从初一出发，到十五日，已经连续在路上奔波十五天，饥餐露宿，不得补充。最后，其残部与满桂的大同军汇合，与后金1500骑兵在顺义意外遭遇。满桂部尚能接战，但侯世禄的饥饿之师因缺乏火器，激战后折损千人，侯本人左臂中箭溃退居庸关。更荒诞的是，朝廷次日急令宣府军“十七日抵居庸关，十八日赴德胜门”。侯世禄已无力响应，其上司郭之琮只得率2000骑兵代行，而侯本人仅带200家丁仓促赴京。

十一月二十日，德胜门决战爆发。郭之琮、满桂、侯世禄残部拼死抵御后金主力，却遭城头明军火炮误击——炮弹竟落入满桂军中致其重伤，防线几近崩溃。混战中侯世禄再度失踪，兵部苦寻十日无果。直至十二月初四，侯世禄方传来塘报称“重伤落马，被家丁救至西山”。战后问责时，这位全程被后勤拖累、同僚排挤的悍将，本来预备砍头。但考虑到他“勤王先至”，最后免死，仅革职戍边。史家叹曰：“神将遇癫司，忠勇终成替罪羊。”

初一日就出发，一路上被袁崇焕、通州克扣了一半兵力和重炮，也没补充粮弹，在顺义和德胜门还与后金拼命两日，最后差点被杀头。这就是大明对待武将的态度！

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围攻榆林时，已致仕退休在家的侯世禄与子侯拱极率家丁死守。城破后被俘，拒降遭戮，时年约60岁。其子亦不屈而死，实现"父子同殉社稷"的武人终极荣誉。其悲剧命运，正是明末"良将困于弊政"的历史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