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2日清晨,北京西郊玉泉山的一间办公室里,新华社的一份加急电报摆在中央首长案头。电报来自昆明,内容只有数十字,却如同惊雷掷下——“龙绳曾已被击毙”。
谈到云南,人们首先想到的常是崇山峻岭与滇池烟波,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滇省局势并不平静。国民党残部、地方武装和土匪暗流涌动,近十万人带枪自立山头。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主席陈赓,自1950年春抵昆明后就日夜不停地在布局剿匪,他的口头禅只有一个字:快。
云南叛匪中最难缠的,当属龙绳曾。此人出身显赫——他的父亲正是被誉为“云南王”的龙云。龙云此时已在北京,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誓言与人民政府同心共建新生中国。而龙绳曾却全然不同,他不甘心父辈“弃暗投明”,暗中纠集旧部与地方恶霸,盘踞在昭通、巧家一带,队号“尹武纵队”,号称万人,其实不到三千。
陈赓对这支武装起初并未“一棍子打死”。西南大军甫一进驻昭通时,四野出身的第四十三师还曾奉命对龙绳曾进行“劝降—改编—再观察”三步走。龙绳曾接受改编,挂上“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头衔,口头上归顺,暗地里却频频释放信号给台湾。仅六周,西南军区破获的情报已证明他悄悄接受蒋介石“滇东北军政长官”委任。
5月中旬,“威宁黑石头”血案爆发。十八辆满载粮药的军车被袭,几十名解放军战士壮烈牺牲,物资悉数被劫。很快,“镇雄牛场”“永善大井坝”两起事件接踵而至。昭通山谷里枪声像雨,一夜又一夜,百姓怨声载道。
龙绳曾一步一步把自己推到绝路。陈赓与省委书记宋任穷权衡再三,终于拍板:围歼。6月17日凌晨,第四十三师主力与地方民兵同时出动,云岭腹地一场三小时突击战,将龙绳曾大部包围于巧家县黄连河谷。短促交火,龙绳曾中弹身亡,余部悉数缴械。
击毙报告电传北京,周总理立即送呈毛主席。主席沉吟片刻,只说一句:“让龙云副主席自己看着办吧。”简单一句,既是对老人家政治操守的信任,也是对其家国情怀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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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龙云登上南下飞机。抵昆明那晚,他闭门整整四小时,查看战报、审阅缴获的书信、电码。深夜,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低声自语:“绳曾误国误家,咎由自取。”短短九字,道尽一个父亲的痛苦与清醒。次日清晨,他在省政府做了不到五分钟的批示:同意追缴余匪,抚恤牺牲烈士家属,并亲书挽联,送往昭通。
此后几个月,云南剿匪战役全面收束。到1950年年底,大小战斗一千七百余次,歼敌近三万人,三万多名散兵游勇缴械投诚。沸反盈天的云岭大定,通往川黔的公路得以打通,赶马人重新响起铜铃,滇北米粮又能安全运至昆明米市。
有意思的是,陈赓亲自飞越老山口去援越时,还惦记着那片刚刚安静下来的土地。他在给时任省领导的信里写道:“云南安,则西南固;西南固,则天下安。”这句话后来成了军区干部学习班上的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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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云此后淡出云南实务,却在北京主持西南少数民族事务,每月仍要接见来自家乡的干部。他偶尔提到三子,总是摇头:“可惜啊,天资不弱,却迷途不返。”言罢沉默良久。1962年,龙云病逝北京八宝山。陈毅主持公祭,称他“功在抗战,心在人民”,对旧友给出了罕见的高评价。
回望1950年的滇中风云,短短半年间,父子二人的抉择截然分叉:一位选择与人民并肩,换来晚年的从容;一位沉溺旧梦,终在山谷间饮弹。人心背向,往往不在血缘亲疏,而在历史的洪流里是否读懂了潮水的方向。这一课沉重,却也昭示着新中国立国之初的铁律——任何人、无论出身如何,只要扛起反动大旗,都将付出代价;而放下成见,与人民同行,则仍有光明大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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