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死在你前面”

在你看来，一段婚姻最幸福的结局是什么？

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个答案是成为那个先离开人世的人。

好像只有这时候人才不会“贪生怕死”，都说，走在前面的有福气，愿意走在后面的，会更多地承担起挚爱离世、孤独生活的痛苦。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想写给“走在后面”的人。

在2026年的开篇，《奇想之年》成为了第一本引爆大众泪点的文学作品。这股热潮源于陈鲁豫与章小蕙的一场对谈——她们将作者琼·狄迪恩视作“姐姐的偶像”，并称这本书为一座“宝库”，因为里面藏着面对无常人生，唯一的解药与重建密码。

狄迪恩的“奇想”始于2003年12月30日。彼时距离新年还有1天，距离她与丈夫结婚四十周年纪念日仅差31天。

那天，丈夫突然倒在晚餐桌旁。那之后，她陷入了漫长的、不愿承认现实的“奇想”之中。

人类无法预知死亡，也无法提前为生活的巨变做好演练。当无可回避的痛楚降临，作为那个“被留下来的人”，我们究竟该如何自救？

她和丈夫约翰刚刚在医院探望完女儿，回到家里，她做着晚饭，约翰在客厅看书。

你坐下来吃晚饭，你所熟知的生活就此结束。

他正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性，突然止住话头，举起左手，一动不动。狄迪恩将他从座位上架起来，但他直直向前倒去，撞上餐桌，扑倒在地。

那里留下了一滩血，那里发出了一声闷响，那里成了生活的终点。

一次晚餐，怎么就变成了永别？

这是狄迪恩无法放下的疑问，那本是稀松平常的时刻，本该是普普通通的一顿饭。因为这个时刻太平凡，一开始狄迪恩并不在意，还以为这是一个糟糕的玩笑。因为事发突然，狄迪恩只能在事后反复回想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试图从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找到命运的暗示，拼凑出他那前往黑暗的孤独旅程。

所有灾难的亲历者在描述事情发生的那一刻，都会提到：那是平凡的一天，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那一刻稀松平常。

紧接着，狄迪恩打电话叫救护车，她说快来救人。

在医院里，医生宣告约翰死亡，那么他是从哪一刻开始救不回来的呢？她是不是要从一开始就相信他救不回来了。

从打电话到他们来究竟隔了多久？是否在客厅里急救的时候，这一切已经是定局了？

在殡仪馆里，她被新的问题缠绕着，选择什么棺材？要不要进行防腐处理？死亡以细微的问题和实际的姿态进入她的世界，而与此同时，她想到的却是女儿金塔纳，脑中始终萦绕着这句诗——

“尔父卧于五英寻深处/他的双眼已化作珍珠。”

在医院里，狄迪恩排着队办入院手续。

最初她还在庆幸自己还能排队，至少这意味着事情还有余地，同时认真考虑着给约翰转院的事情。

接着，她被社工领到一个房间，医生跟着走了进来。社工说：“只管说吧，她表现得特别冷静。”

于是，她得到了答案，被领到隔间，见到约翰。

那天她拿到装好遗物的塑料袋，离开回家。

“只管说吧，她表现得特别冷静。”社工不明白的是，冷静是因为她的内心早已天崩地裂，习以为常的生活在此刻被强制终止，她还不知道该如何继续。

“冷静”是因为“死亡的现实尚未穿透意识”，也因为自己下意识地拒绝接受约翰已死的事实。

写作的此刻她看得更清楚，从第一夜开始，自己就已经染上这种隐秘的疯狂。在约翰去世的第一夜，她坚持要独处，这看似是本能反应，然而其实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而且无法用理性解释。

因为她脑海中无法放弃的念头是如果今晚自己独处，那他就会回来。

我的奇想之年便从这一刻开始。

所有无法接受约翰已死、期盼他回来的瞬间构成了她的奇想。从那一刻开始，充斥着她的脑海。

她不愿《洛杉矶时报》发布约翰的讣告，不允许别人以为他已经死去。

不肯送走他的鞋，因为他回来的时候还用得上。

决定进行尸检，知道死因，这样她就能做些什么，让他不死。

狄迪恩本就是一位出色的记者，《白色专辑》和《向伯利恒跋涉》都成了新闻写作的典范，而此刻她将观察的目光转向了自己，审视着自己的丧恸。

她详细地记下了自己的种种思绪，一一摊开，仔细剖析。

丧恸像海浪，像疾病发作，像突然的忧惧，令我们的膝盖孱弱，令我们的双眼盲目，并将抹消掉生活的日常属性。

丧恸是一个我们实则并不了解的境地，只有在真正抵达后，了解才能达成。

回忆如深水炸弹，潜伏在海底，时远时近地对未亡人进行打击。

直到数页之后，她终于写下内心最深处的渴望：

我想要的多过一夜回忆与叹息 我想要尖叫 我想要他回来。

在不安与悲伤背后，她敏锐地捕捉到了内心最深的恐惧，恐惧人生不过如此，害怕有的事情会超出掌控，担心有的事只能任它发生。

就像这一次，她只能任由约翰死去，看着女儿在病房里生死未卜，插着气管，靠机器维持生命。在约翰去世十几年之后，在自己的纪录片里，她依然会说：

我所恐惧的是我将要失去的。或许你以为我已经无从失去。

从医院回来的那晚，想到社工那句“她表现得很冷静”，狄迪恩忍不住问：“我突然想知道，一位不冷静的未亡人会被允许有什么样的表现。精神崩溃？需要镇静？失声尖叫？”

压抑自己的悲伤，克制自己的情绪似乎是唯一的答案。丧亲者必须要及时振作，不应陷入自怜自哀，这仿佛成了社会规定。

比起死者所失去的，自己的损失根本不算什么，因此未亡人不应沉溺于自己的悲恸。D·H·劳伦斯在诗里写：“我从未见过哪只野生动物/为自己感到难过。”

公开表露自己的悲伤与思念成了放纵，是可耻的自怜。

但作为作家，她发现必须谈论自己的丧恸。

不妨想想海豚，它们在伴侣死后会拒绝进食。 不妨想想鹅，它们会动身寻找失却的伴侣，最终迷失方向而死去。 实际上丧恸有着迫切的缘由，它甚至是一种迫切的需求，丧亲者必须为自己感到难过。

她本能地从书中寻找答案，这才知道自己的“冷静”原来早就被人研究过，她的疯狂也早有论述，她的感受也早被一本写于1922年的社交礼仪书捕捉到。

原来在医院等待的那晚自己觉得冷，不是因为穿得太少，或是医院太冷，而是因为心寒。

冥冥中，自己已经明白以后再也无法和他说话，从此便是生离死别。

礼仪书的作者对丧恸的精准认识甚至超过了专业研究，她靠的不是理性调查，而是残酷的现实与一颗感性的心。

她写作的时候，恰值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死亡与丧恸无处不在，她明白唯有加深理解，才能更好地继续生活。

在这一年里，她发现充盈着自己脑海的是各种诗句，诗里的人哀叹着世界的崩塌，绝望地呼唤着爱人的回归。

它们替狄迪恩说出了内心所想——他都去哪里了？没了吗？没了吗？

狄迪恩还在C·S·刘易斯的日记里找到了对丧恸的精准描述：“丧恸的感觉是悬而不决，所有的思绪和念头习惯性地围绕着那个人展开，然而环顾四周去寻找的时候，才想起来那个人早已离开，只剩自己了。”

在他人写下的只言片语间，她读到了自己。

此时，她明白，必须写下自己的感受，因为她是作家，因为约翰也是作家，文字是他们共同的信仰，更因为从没有人告诉她原来会有这样的感觉——原来会觉得冷，原来只喝得下粥，原来葬礼不是最糟糕的环节。

她写《奇想之年》的初衷，便是要将这无法回避却无人谈论的事情写下来。

她为所有人而写。她力图清楚地描绘和理解自己的感受，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份悲恸的地图，以此为参照，理解自己执念的来源和疯狂的动因。

|《奇想之年》舞台剧照，由狄迪恩亲自改编

我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让死者活下去：我们努力让他们活下去，是为了让他们陪伴在我们身边。 我也明白了如果要继续我们自己的生活，就必须在某个时刻放手，让他们走，让他们死去。 让他们变成书桌上的照片。 让他们变成信托账户上的名字。 让他们沉入水中。 可是明白这一切并没有用，我并不能因此而让他沉入水中。

这一年即将结束，她发现了时间前进性的力量，它不会治愈，而是使人适应，约翰还活着的错觉会消失，疯狂也会渐渐褪去，回忆将定格。我们在时间的学校里学习告别，而她的应对方式就是写作，好在趁一切还鲜活时，她把一切都写下来了。

狄迪恩将这本书献给约翰，也献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