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外出散心时，唐明照将车停在墓地，参观时，乔冠华感慨万分

1971年11月14日早上八点，哈得逊河口的雾刚刚褪去。乔冠华坐在一辆深绿色雪佛兰里，目光掠过车窗外飞速后退的褐色枫叶。旁边的唐明照抖了抖衣领，对司机说：“先往北开，避开市区堵车。”一句轻描淡写，把随行干部从紧绷的节奏里拉了出来。

车里的空气轻松，却带着倦意。前一晚，他们整理了一叠又一叠电报，直到凌晨两点。代表团重返联合国还不到一周，会见、演讲、宴请，行程塞得满满。乔冠华的嗓子沙哑，右手因为不停签名隐隐发酸。

“乔老爷，今天不谈公事。”唐明照半开玩笑，“纽约并不只有高楼和议程。”乔冠华笑着点头，他确实需要放空。随团医生前天提醒他，连着三夜只睡四小时，对心脏不是好事。

汽车出了曼哈顿上层区，很快钻进河岸旁的林荫道。落叶大片飘落，在风里旋转。唐明照忽然让司机减速，将车停在一座灰白拱门前。门楣写着：GENERAL GRANT NATIONAL MEMORIAL。“乔老爷，下车走走。”

格兰特墓地出奇安静。灰色花岗岩在晨光中泛着冷意，台阶上已有数十名美国人手持白菊。有人低声说：“He saved the Union.”词句带着敬意。

乔冠华抚摸着巨大的石柱，自言自语：“一个人做过点实事，百年后依旧被记住啊。”唐明照接口：“格兰特、罗斯福，这些名字在街头巷尾都能听到。美国人敬英雄，也挑剔英雄，可真正留下的，靠的还是功绩。”

画面切回十天前。10月25日，北京，冬意初显。第2758号决议通过的喜讯，夜里十点送到中南海。周恩来拨通了乔冠华的电话，简单一句话：“联合国的大门开了。”翌日清晨，陪同正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参观颐和园时，乔冠华故作轻松问：“今年贵国怎么看我们入联？”基辛格推了推眼镜：“恐怕还得等一年，等尼克松访华后再说吧。”乔冠华只是抿嘴一笑，未置可否。

北京很快敲定出访名单。毛泽东拍板：“乔老爷领队，熊向晖、黄华随行。别忘了唐明照，他熟美国。”11月1日，代表团自首都机场起飞，跨越太平洋。机舱灯暗，众人却睡不踏实，心里想着那张空了二十二年的安理会席位。

抵达纽约后，工作像旋涡般把他们卷住。乔冠华与来自亚洲、非洲、拉美的外长轮番会谈；夜里，他还要起草在大会上的首份长篇发言。唐明照则负责与侨界沟通、整理美方报纸舆情。

连轴转了几个昼夜后，纽约的周日终于显得珍贵。唐明照提出“透口气”，乔冠华没有异议。路上，乔冠华回忆二十一年前陪伍修权来纽约时的狼狈：住在便宜旅馆、吃冷三明治、被记者堵在走廊。“那次连帝国大厦都没见到。”他摇头笑。

唐明照听得入神，却还是不时指挥司机左转右拐。他对这座城市的巷弄熟悉得很——二战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后来又当过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街角那家旧书店，他当年常去翻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港口那排仓库，他替码头工会送过口号传单。

在墓前小径上，乔冠华问：“这位格兰特，同咱们中国也有缘？”“有的，”唐明照答，“1879年他环球旅行到天津，李鸿章陪他吃了满汉席，两个人聊到深夜。李说洋务要倚重铁甲舰，格兰特回了句：‘大炮后面是工业，工业后面是教育。’”乔冠华颔首：“一句话道破关键。”声音微哑，却掷地有声。

墓碑前，有孩子放下一束红玫瑰。乔冠华驻足良久，缓缓道：“胜者写史，败者写诗，可世人心里自有秤。”唐明照拍了拍他的肩：“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该让世界听到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不远处的河水翻起白浪。雁群南飞，俯瞰这座老城，仿佛连空气都带着历史的回声。乔冠华整理了下风衣，大步下台阶：“走吧，中午前得赶回联合国。下午还有三场会。”唐明照示意司机调头。车子驶离墓园时，两人回望灰色穹顶，谁也没再说话。

车窗外的纽约再次繁华起来。霓虹闪烁，天际线排列成冷峻的钢铁森林。乔冠华合上笔记本，轻叹一声：“忙归忙，心里总要留块安静地儿。”唐明照会意地笑：“下次有空，再带你去看看哈莱姆的爵士乐，很提神。”车内笑声复起，却带着新的笃定。发动机轰鸣，载着中国代表团的灵魂人物们，冲向前方林立的摩天大楼，也驶向一个刚刚开启的新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