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远建立的四年昙花后汉：从逐辽兴汉到权臣篡国的乱世闹剧

公元947年春，太原城外的杏花刚刚绽放，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身披铠甲，在万众欢呼声中登基称帝。

此时的中原大地，契丹铁骑烧杀抢掠后的痕迹触目惊心，后晋的覆灭让百姓流离失所。

这位53岁的藩帅，凭借着“驱逐契丹、恢复中原”的旗号。

一路南下势如破竹，仅用三个月便攻入开封，建立了五代十国时期最短命的王朝——后汉。

然而，这个承载着百姓希望的政权，却在短短四年后便分崩离析，沦为历史长河中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

一、乱世搏命：从“铁锅当甲”到帝王心腹

公元895年，太原城郊的风沙卷着寒意，沙陀族农户刘琠家添了个男娃，取名知远。

谁也没料到，这个生在乱世的穷小子，日后会踩着契丹铁蹄与藩镇尸骨，在中原大地建立起一个王朝，却又让它在短短四年间迅速崩塌。

刘知远的早年，是一部底层沙陀人的挣扎史。

父亲刘琠只是李克用麾下的小列校，家境贫寒到他连件像样的铠甲都没有。

他初入军营时，只能把铁锅顶在头上当头盔，腰挂一把豁口弯刀，在战场上凭着一股不要命的狠劲冲杀。

他沉默寡言，目深颐隆，浑身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威严。

这种沉稳让他在混乱的军营里格外显眼。

有些人注定要在乱世里大放异彩！

20岁那年，刘知远投身李嗣源（后唐明宗）麾下，成了一名普通军卒。

命运的转折，源于两次舍命救石敬瑭 。

一次与后梁交战，石敬瑭被敌军围困，战马马甲断裂。

眼看就要丧命，刘知远策马冲来，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还把自己的战马让给石敬瑭，自己断后死战。

另一次后唐内乱，闵帝随从欲对石敬瑭动武，又是刘知远当机立断，斩杀闵帝随从，保住了石敬瑭的性命。

这两次救命之恩，让石敬瑭将他视为心腹，提拔他为牙门都校，从此刘知远正式进入权力核心圈。

他的地位自然是跟随石敬瑭水涨船高！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以割让燕云十六州、称契丹为父皇帝为条件，借契丹兵推翻后唐，建立后晋。

刘知远全程参与其中，却对石敬瑭的屈辱行径颇有微词，曾劝谏：

“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

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

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

可惜石敬瑭不听，这也为刘知远后来与契丹的敌对埋下伏笔。

后晋建立后，刘知远因功升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

后又历任归德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坐镇太原，手握河东重兵，成为后晋最具实力的藩帅之一。

在太原任上，刘知远展现出惊人的治理才能。

他整饬军备，将沙陀、吐谷浑等部族武装，整编为精锐的“河东义军”，战斗力远超后晋禁军；

同时推行劝课农桑政策，囤积粮草，让太原成为乱世中难得的“安乐窝”。

更关键的是，他始终对契丹保持高度警惕，暗中招抚流亡百姓和后晋残军，为日后的崛起积蓄力量！

二、投机建国：乱世枭雄的精准夺权

刘知远的上位，堪称五代乱世“审时度势”的典范。

他本是后晋的开国功臣，石敬瑭在位时，因战功卓著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坐镇太原这一战略要地。

契丹三次南征期间，石重贵屡次诏令他驰援，刘知远却始终按兵不动，冷眼旁观后晋与契丹的生死较量。

他深知后晋朝政腐败，石重贵刚愎自用，救驾只会损耗自身实力，不如积蓄力量，等待最佳时机。

这个老狐狸，这一次他赌对了，机会来了！

契丹攻破开封、后晋灭亡后，耶律德光在中原推行残暴统治，纵容士兵“打草谷”，大肆劫掠百姓财物，激起了中原军民的强烈反抗。

耶律德光在开封、洛阳及郑、滑、曹、濮等州，方圆数百里遭反复洗劫 。

以“牧马”“筹粮”为名，纵契丹铁骑四出剽掠，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千里焚剽殆尽。

他强制征敛，曾令三司使刘昫为三十万契丹军筹措赏赐。

京城自将相以下，士民皆被勒借，不从则严刑逼供。

​地方株连：遣使分赴各州“借款”，额度不足即治罪，州县官为交差加倍盘剥百姓。

北撤时将开封府库财宝、宫廷器物、官私珍藏席卷一空，仅留乐器仪仗。

​一边“打草谷”抢民财，一边逼官员刮官财，中原社会经济全面崩溃。

比如相州惨案：破城后悉杀城中男子，驱妇女北迁，以杀婴为乐，城中仅七百人幸存，尸骨堆积如山。

降官猜忌：对后晋降臣随意诛杀，如张彦泽因残民过甚被斩，百姓争食其肉，足见民愤之深。

反抗即屠：凡州县抵抗或义军起事，克城后必屠城报复，以此威慑民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各地义军蜂拥而起，契丹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刘知远敏锐地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太原竖起“抗辽复汉”的大旗。

他首先斩杀契丹派驻河东的使者，昭告天下“誓扫契丹，救万民于水火”；

随后开仓放粮，赈济流亡百姓，减免赋税，瞬间赢得了民心。

当时的中原群龙无首，后晋旧臣和各地藩镇急需一个汉人君主来庇护自己的利益。

刘知远的称帝，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他派人安抚后晋旧臣，许诺“既往不咎，官复原职”，吸引了大批文官武将前来归附；

对于观望的藩镇，他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主动遣使招抚，对拒不归顺者则派军征讨。

在民心和藩镇的双重支持下，刘知远率军南下，沿途州县望风而降，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

同年六月，刘知远进入开封，定国号为汉，史称后汉，改元乾祐。

他定都开封，沿用后晋的官僚体系，任命自己的亲信郭威为枢密使，苏逢吉为宰相，王章为三司使，构建起后汉的核心统治集团。

这个新生的王朝，在一片废墟上迅速建立起来，看似前景光明，实则暗藏危机。

三、藩镇顽疾：阳奉阴违的权力博弈

后汉继承了后晋的疆域，也继承了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痼疾。

刘知远虽然统一了中原，但各地藩镇依旧拥兵自重，对中央朝廷阳奉阴违，成为王朝的巨大隐患。

当时最具威胁的藩镇，当属镇守魏州的杜重威。

杜重威是后晋的叛将，曾率十万晋军投降契丹，直接导致后晋灭亡。

契丹北撤后，杜重威据守魏州，手握重兵，成为中原的心腹大患。

刘知远称帝后，多次遣使招降杜重威，许以高官厚禄。

但杜重威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担心被清算，始终拒不归顺，还暗中联络契丹，企图卷土重来。

乾祐元年（948年），刘知远病重，临终前嘱托郭威等人务必除掉杜重威。

刘知远死后，其子刘承祐即位，史称后汉隐帝。

郭威奉命率军征讨魏州，杜重威坚守数月，城中粮草耗尽，军民怨声载道。

最终，杜重威的部将开城投降，郭威率军入城，将杜重威及其子满门诛杀，百姓争相践踏其尸体，以泄心头之恨。

除掉杜重威后，后汉的藩镇势力暂时受到震慑，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除了杜重威，其他藩镇也各怀异心。

永兴节度使赵思绾、凤翔节度使王景崇、护国节度使李守贞，被称为“三叛”。

他们手握重兵，占据富庶之地，截留赋税，擅自任免官员，根本不把中央朝廷放在眼里。

刘承祐即位后，试图削弱藩镇势力，却操之过急，引发了“三叛之乱”。

- 李守贞（河中，今山西永济）：

后晋降将，反复无常，见新帝刘承祐年少、后汉根基浅，野心膨胀；

听术士称有“天子相”，又得赵思绾献御衣，遂自称秦王，联王景崇、赵思绾，占潼关，欲割据关中。

- 赵思绾（永兴，今陕西西安）：

永兴军牙将，凶悍嗜杀，借接家属之名夺长安，募少年四千死守，称臣李守贞，受封晋昌节度使。

- 王景崇（凤翔，今陕西凤翔）：

凤翔巡检使，与朝廷矛盾深，杀侯益全家七十余口，私通后蜀，响应李守贞，成三叛联盟。

刘知远病逝，18岁隐帝刘承祐继位，辅政大臣杨邠、史弘肇等与藩镇猜忌加剧，李守贞等趁机起事。

948年4-7月：隐帝遣郭从义讨赵思绾、白文珂讨李守贞、赵晖赴凤翔；

诸军畏敌不战，仅复潼关，师疲无功，尚洪迁重伤死。

- 郭威挂帅（948年8月）：

以枢密使总领平叛，采冯道“厚赏士卒、夺敌所恃”之策，分割包围三镇，断其外援；重兵围河中，长围待竭。

- 瓦解（949年）：

- 5月：赵思绾粮尽请降，后被郭从义诱杀，永兴平定。

- 7月：郭威破河中，李守贞举家自焚。

- 12月：王景崇困守凤翔，后汉军急攻，自焚而死，凤翔平定。

这场叛乱持续了一年多，虽然最终被郭威平定，但也耗尽了后汉的国力，让藩镇与中央的矛盾彻底激化。

后汉的藩镇之所以如此嚣张，核心原因在于中央朝廷的实力不足。

刘知远在位时，主要精力放在驱逐契丹、稳定局势上，无力推行彻底的削藩政策；

刘承祐年幼，缺乏政治手腕，又被权臣操控，根本无法震慑那些骄横的藩镇节度使。

藩镇的割据，为后汉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四、南北外交：夹缝中的生存之道

后汉的外交关系，主要围绕着契丹和南方诸国展开，总体呈现“北拒契丹、南和诸国”的格局。

与契丹：敌对为主，边境摩擦不断

刘知远建国的旗号是“驱逐契丹”，因此后汉与契丹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处于敌对状态。

契丹北撤后，并未放弃对中原的觊觎，多次派骑兵南下侵扰边境。

刘知远在位时，任命郭威、史弘肇等名将镇守北疆，多次击败契丹的入侵，守住了边境防线。

刘承祐即位后，契丹趁后汉内乱，再次大举南征。

乾祐二年（949年），契丹军围攻河北重镇贝州，贝州守将王令温率军顽强抵抗，最终因寡不敌众，城池陷落。

郭威奉命率军北上御敌，在邺都大败契丹军，斩杀契丹将领多人，迫使契丹北撤。

此后，契丹虽仍有小规模侵扰，但再也不敢发动大规模南征。

看得出来强人还需强人磨！

后汉的北部边境暂时得以安定。

后汉对契丹的强硬态度，赢得了中原百姓的支持，也巩固了王朝的合法性。

但长期的边境战争，也让后汉的财政压力陡增，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与南方诸国：睦邻友好，互不干预

后汉建立时，南方存在南唐、吴越、闽、楚、南汉等多个政权。

这些国家实力较弱，无力北上中原；

而后汉则专注于解决内部藩镇问题和抵御契丹，也没有南下扩张的实力。

因此，后汉与南方诸国采取了“睦邻友好”的政策。

刘知远称帝后，南唐、吴越等国纷纷遣使祝贺，后汉也派使者回访，双方互赠礼物，保持了贸易往来。

南唐开国皇帝李璟曾遣使向刘承祐献上贡品，请求册封。

刘承祐顺水推舟，册封李璟为南唐国王，双方关系进一步缓和。

这种“互不干预”的外交策略，让后汉得以集中精力应对内部和北方的威胁，南方诸国也得以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发展。

但这种和平是脆弱的，一旦后汉内部出现动荡，南方诸国便会蠢蠢欲动。

五、两任帝王：两代君主的命运沉浮

后汉仅历二帝，享国四年，两位帝王的命运截然不同，却都深刻影响了王朝的走向。

汉高祖刘知远（947年—948年在位）

后汉之所以短命，主要是开国皇帝死的太早，只当了一年皇帝！

刘知远是后汉的开国皇帝，他出身行伍，骁勇善战，从一个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长为藩帅，最终登基称帝。

他为人沉稳，心思缜密，善于审时度势，在乱世中抓住了机遇，建立了后汉。

在位期间，刘知远的主要功绩是驱逐契丹，恢复中原秩序。

他采取了一系列安抚百姓、稳定局势的措施：减免赋税、开仓放粮、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

这些举措赢得了民心，让后汉在短时间内站稳了脚跟。

但刘知远也有明显的短板：

他在位时间太短（仅一年），未能彻底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

他重用亲信，猜忌功臣，为后来的权臣乱政埋下了隐患。

乾祐元年（948年）正月，刘知远病逝，享年54岁，庙号汉高祖，葬于睿陵。

他临终前将儿子刘承祐托付给郭威、史弘肇、苏逢吉等大臣，希望他们能辅佐幼主，稳固江山。

后汉隐帝刘承祐（948年—950年在位）

刘承祐是刘知远的次子，即位时年仅18岁，是一个缺乏政治经验、性格懦弱的年轻皇帝。

他即位初期，朝政被郭威、史弘肇、苏逢吉等权臣把持，自己形同傀儡。

随着年龄的增长，刘承祐逐渐不甘心被权臣控制，开始试图亲政。

他宠信李业、郭允明等宦官和外戚，与权臣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史弘肇、王章等权臣飞扬跋扈，根本不把刘承祐放在眼里，甚至在朝堂上公然顶撞他。

苏逢吉则阴险狡诈，与史弘肇争权夺利，搞得朝政乌烟瘴气。

刘承祐忍无可忍，在李业等人的怂恿下，决定铤而走险。

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刘承祐趁郭威率军出征之际，在宫中埋伏士兵，诛杀了史弘肇、王章、杨邠等权臣及其家人。

随后，他又密令诛杀郭威在京城的家人，并派人前往邺都刺杀郭威。

这场血腥的宫廷政变，彻底激化了矛盾。

郭威得知家人被杀的消息后，悲愤交加，率军南下，以“清君侧”为名，直指开封。

刘承祐派兵抵御，却因军心涣散，屡战屡败。

最终，郭威的军队攻入开封，刘承祐在出逃途中被亲信郭允明所杀，年仅20岁。

后汉的统治，也随着这位年轻皇帝的死亡而终结。

五、悲催权臣：权力漩涡中的生死博弈

后汉的灭亡，与权臣的乱政和互相倾轧密切相关。

刘知远留下的辅政大臣，本应是辅佐幼主的栋梁，却最终沦为葬送王朝的罪魁祸首。

郭威：从忠臣到开国之君

郭威是后汉的开国功臣，也是后周的建立者。

他出身贫寒，凭借战功一步步晋升，深受刘知远信任。

刘知远称帝后，郭威被任命为枢密使，手握军政大权。

他治军严明，善于用兵，平定了杜重威叛乱和“三叛之乱”，为后汉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承祐即位后，郭威继续辅佐幼主，忠心耿耿。

但史弘肇、苏逢吉等权臣争权夺利，让郭威深感不安。

刘承祐诛杀权臣后，郭威本无反心，却因家人被杀，被迫起兵反叛。

他率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攻入开封。

刘承祐死后，郭威拥立刘知远的侄子刘赟为帝，自己则以“监国”的身份掌控朝政。

公元951年正月，郭威在“黄旗加身”的闹剧下，正式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周，史称后周。

他推翻了后汉，却也终结了五代以来的混乱局面，为后来的北宋统一奠定了基础。

史弘肇：飞扬跋扈的权臣

史弘肇是后汉的开国功臣，历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等职，手握禁军大权。

他为人勇猛善战，在抵御契丹和平定叛乱中屡立战功，但也飞扬跋扈，专横跋扈。

史弘肇看不起文官，曾公然说“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指毛笔），焉足用哉”。

他在朝堂上独断专行，根本不把刘承祐放在眼里，甚至在皇帝面前与苏逢吉争吵不休。

他还滥用职权，随意诛杀无辜，搞得京城人心惶惶。

史弘肇的飞扬跋扈，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

刘承祐对他忍无可忍，最终将其诛杀。

但史弘肇的死，也成为了后汉灭亡的导火索。

苏逢吉：阴险狡诈的宰相

苏逢吉是后汉的宰相，出身寒微，凭借文采得到刘知远的赏识。

他为人阴险狡诈，嫉妒心强，与史弘肇势同水火。

苏逢吉擅长权谋，为了争夺权力，不择手段。

他曾诬陷大臣李崧谋反，将其满门抄斩；

还在刘知远病重时，伪造诏书，诛杀了一批与自己不和的官员。

他与史弘肇的矛盾，不仅导致了朝政混乱，也让刘承祐对权臣集团更加不满。

刘承祐诛杀史弘肇后，苏逢吉本想趁机独揽大权，却没想到郭威会起兵反叛。

郭威攻入开封后，苏逢吉被迫自杀，结束了自己阴险狡诈的一生。

后汉从947年建立到951年灭亡，仅存在了四年时间，是五代十国时期最短命的王朝。

它的覆灭，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藩镇割据的痼疾难以根治。

五代以来，“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观念深入人心，各地藩镇拥兵自重，根本不把中央朝廷放在眼里。

后汉建立后，虽然平定了杜重威等叛将，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藩镇问题，反而因频繁的叛乱消耗了国力。

其次，帝王昏庸，权臣乱政。

刘承祐年幼无知，缺乏政治手腕，被宦官和外戚蛊惑，贸然诛杀权臣，引发了内乱。

而史弘肇、苏逢吉等权臣争权夺利，专横跋扈，搞得朝政腐败，民怨沸腾，让后汉失去了民心。

再次，财政空虚，百姓负担沉重。

后汉长期面临边境战争和内部叛乱，军费开支巨大，财政压力陡增。

为了维持统治，朝廷只能加重赋税，导致百姓流离失所，进一步动摇了王朝的统治基础。

最后，郭威的崛起成为压垮后汉的最后一根稻草。

郭威手握重兵，深得军心，又因家人被杀而被逼反叛。

他的起兵得到了各地藩镇和百姓的支持，最终推翻了后汉。

后汉的灭亡，是五代乱世的一个缩影。

在那个“兴也匆匆，亡也匆匆”的时代，王朝的更迭如同走马灯一般，百姓饱受战乱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