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任性“驴友”追偿，救援成本不能总由公共“买单”

文.崔爽

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与门头沟区正式出台户外救援费用追偿办法后，两起典型案例引发关注：因违规登山被救援的“驴友”，通过向山区村庄捐赠280件救生衣履行了责任。

这并非简单的“以物抵债”，而是标志着长期模糊的权责关系正通过“公益代偿”机制被清晰界定——当个人任性冒险行为消耗本应保障更广泛公共安全的社会资源时，成本是否还应由全体纳税人默默承担？

长期以来，“有难必救”的人道主义原则在实践中不自觉地异化为对“任性探险”的隐性纵容。每一次在绝壁、峡谷中展开的大规模救援，都牵动着消防、公安、医疗等多部门上百人的专业力量，耗费巨额财政资金，甚至可能将救援人员自身置于险境。

然而，部分“驴友”在追求刺激、挑战“野趣”时，却将公共救援视为一种理所当然、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的“公共服务产品”。这种权责的严重不对等，导致了公共资源的巨大消耗与道德风险的持续累积。

2025年11月29日18时，7名成年人、6名未成年人在昌平区十三陵镇未开发地区开展户外登山过程中失联，此次救援，动用了200余人，持续九个小时，其社会成本远非个人所能想象。

这不仅是人力物力的直接消耗，更意味着在同一时间段内，这些宝贵的应急资源无法被用于应对其他可能发生的、真正的公共突发事件。

追偿机制的建立，正是对这种扭曲关系的强力矫正，它明确宣示：公共安全资源是宝贵的、有限的，绝非可以无限透支的“免费保险”。

值得深入剖析的是，此次北京采取的不是简单罚款，而是“公益代偿”这一充满智慧的柔性路径。根据规定，被救援者可通过参与社会服务、公益宣传等方式来抵偿费用。这280件救生衣，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成果。它巧妙地在“惩戒”与“教育”、“法治”与“德治”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一方面，它让责任具体化、可视化，捐赠救生衣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自己过错的一种实质性弥补，其心理触动远胜于一纸抽象的罚单。当事人通过这一过程，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其行为所消耗的社会资源最终去了哪里、应该如何回馈。

另一方面，它将个人过失转化为公共福祉，让本被消耗的资源以另一种形式回馈社会，用于汛期河道巡护，直接增强了基层社区的防灾减灾能力，实现了社会效益的“增值”与循环。

这种模式，既捍卫了规则的严肃性，避免了“政府追债”可能引发的简单对立情绪，又通过引导当事人以建设性方式承担责任，促成了其从“规则破坏者”到“安全贡献者”的深刻转变，达到了“挽救一人，教育一片”的治理效果。它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社会管理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通过确立规则引导负责任的公民行为。

从更深层次看，从“无偿救援”到“过错追偿”，再到“公益代偿”，这一政策演进折射出社会治理理念从粗放到精细、从单一管理到多元共治的深刻进步。它不再将公共安全简单地视为政府单方面的“无限责任”，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权责清晰、多元参与的责任共同体。

公民享有探险自由，但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政府履行生命安全的兜底责任，但无需为个人的不理性行为无限买单。通过这一机制，社会向户外爱好者传递明确信号：安全首先是自己的责任。敬畏自然、遵守规则，既是对自我生命的珍视，也是对共同体的基本义务。这将推动“户外责任文化”的形成，让安全与规则意识真正成为户外活动的第一准则。

当然，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与共识。追偿与公益代偿机制要行稳致远，需要精细的操作细则支撑。

例如，如何科学核算一次救援的直接与间接成本？如何根据“驴友”过错程度、救援难度和资源消耗，分级确定其责任形式？哪些社会服务或公益捐赠能被合理认定为有效“代偿”？这些需在实践中形成明确公允的指引，确保制度的公信力与可操作性。

同时，比细则更深层的是社会观念的塑造。相关部门需通过持续宣传与典型案例释法说理，让“探险自由与安全责任一体两面”的观念深入人心，让“违规涉险需承担相应责任”成为社会常识。

其根本目的，绝非收费或处罚，而是从源头预防盲目冒险，从而将宝贵的公共应急资源，更多地节约并高效用于真正的、不可预见的灾害与意外救援之中。

280件救生衣，其经济价值可以计算，但它所承载的警示与制度价值远超于此。这标志着公共治理正努力弥合“个人任性”与“公共代价”的裂痕，以更理性、公平且具教育智慧的方式，守护公共利益，培育公民责任。

唯有当公共守护获得应有尊重，个人越界承担相应代价，一个更安全、理性、负责任的户外环境与社会共同体才能真正形成。这不仅是管理方式的优化，更是公民精神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