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老太拦住解放军部队：我儿子活着吗？陈赓：这小子都是师长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春雨停歇的清晨，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正沿着麻城南郊的石子路向前集结。尘土未落，马达声隆隆，一位拄着竹杖的盲眼老太太跌跌撞撞冲到路中央，双手颤抖着摸向最近的一名警卫：“同志，帮我问问，你们队伍里可有个叫徐其孝的？”

警卫一惊，忙将老人搀到路边。陈赓恰好骑马巡队，听到动静便翻身下来。老人衣衫打着补丁，眼睛浑浊，却一句一句地重复：“我儿子还活着吗？我找了他二十年。”声音里掺着血丝般的倔强。

“别急，大娘。”陈赓拍拍老人肩膀，扭头问副官调档。“徐其孝？”他想了两秒，皱纹瞬间舒展开来，“原来找的是这小子，他现在都是师长了，可顶天立地！”

老太太抹不清泪水，只摸到陈赓的军服纽扣，“师长是啥？当官了吗？”陈赓忍不住笑：“不光当官，还带几千号人打仗。”对话短短几句，却像一把钥匙，把二十多年的生死牵挂打开了缝隙。

麻城并非普通小镇。这里是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门户，早在鄂豫皖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就把根据地种在这片丘陵。资料显示，麻城仅一个县便先后有十万青壮参军，堪称“将军县”。徐其孝便从这条红色脉络里走出，家境贫寒得连年夜饭都靠红薯叶凑，可他十三岁就把木犁扔下，穿草鞋进了少年先锋队。

一九二八年，麻城有场声势不小的秋收暴动，十四岁的徐其孝跟着队伍贴标语、做联络，枪声没听过几次，却已决定“跟红旗走”。两年后，他被编进红十二师，成了陈赓手下的一名“红小鬼”。体形单薄，但跑通信、背枪弹、带路样样争先。一次夜袭，他摸黑潜入敌哨，捣毁电台，从此在师部挂了号。

三十一年春，陈赓调离鄂豫皖，徐其孝留守，但缘分没断。抗日烽火燃到山西，两人又在八路军三八六旅会合。那时徐其孝已是二十五团副团长，火线提拔来的硬骨头。吕梁山雪夜阻击，他率一个营拖住日军主力整整七小时，身中两弹仍不下火线。战后脱下棉衣，医护统计，身体正面留下十二处弹痕，背面更多。一位卫生员感叹：“这样的伤，换别人早倒下了。”

伤疤成了勋章，也成了昵称。旅里喊他“徐十八刀”，陈赓却更喜欢“这小子”。他看重的不是血性，而是那股灵活劲：懂无线电、会谋略、舍得冲。解放战争打到洛阳，徐其孝已升副旅长。黄河春汛刚退，他带突击营夜渡伊河，从城南破墙而入，里应外合，仅七小时拔掉坚城，被总前委称为“快刀”。

足智多谋亦抵不过乡愁。渡江前夕，战士劝他回麻城看看，他推辞：“公事要紧。”可当部队真的进了老县城，满目瓦砾触目惊心。他才得知父亲被国民党“清乡”枪杀，妹妹战乱饿死，全家仅剩母亲，且因逃难眼疾失明。徐其孝瘫坐街角，半天一个字没说，最后只念叨：“娘还在就好。”

解放军行至麻城的次晨，那位盲母靠乡亲搀扶来到军部，却怕认错人，一路打听。幸亏陈赓一句“师长”让她心里有了准头。几小时后，徐其孝急奔回来，在营房门口单膝跪地，握着那双满是老茧的手，猛地哽咽：“娘，是我。”母子相拥，围观官兵悄悄红了眼。

不久，第二野战军南下。徐其孝奉命攻占赣北、皖南，动作干净利落。建国后，他被授予开国少将，奖章没放在橱柜，却塞在抽屉，因为母亲说：“章是好看，可别忘了老百姓把儿子交给了共产党。”

岁月翻到一九七九年，他五十五岁，头发花白，依旧被总参点名担任对越边防某方向前线负责人。有人劝他身体吃不消，他摆手：“打了半辈子仗，就怕临到用我时缩回去？”当年三月的高平、老街一线，他指挥的某师以三比一的兵力差赢下硬仗，越军被迫后撤，新闻电讯只字未提他的名字，但老部下都知道，是那位“徐十八刀”又露锋芒了。

后人统计，徐其孝大小战役参加三百余次，身上永久性伤疤三十三处。数字冷冰冰，可他常说一句玩笑：“总算没让妈白跑那一趟。”一九九一年，他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七岁。麻城人民政府为他立碑，碑座上刻着六个字——“忠勇冠大别山”。老母亲先他六年离世，墓碑并排，两块青石，风吹不倒。

陈赓早在一九六一年病逝，去世前写信给老战友回忆麻城那个清晨：“老太太的手一碰到我袖子，我就知道，这是军人的根。”如今信纸泛黄，却还能看到潦草一行：“那小子，终究没让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