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拂晓,上海龙华机场南侧的靶场上雾气未散。押解车停稳,车门甫一开启,一个身形干瘦的老者被推下车。他就是雷恒成,二十七年前在北平苏联大使馆旧兵营带队逮捕李大钊的刽子手。此刻,他抬头看见灰白天幕,嘴唇哆嗦,却还是清晰地吐出一句话:“我认罪,也认命,只求别朝我脑袋开枪。”执刑战士没有回答,只抬手示意他朝靶标走去。几个小时后,一声槍响,尘埃落定。
故事并非从枪声开始,而是源于一封看似普通的检举信。时间回拨到一九五二年秋,北京方面将这封信转到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信中只写了几行字:雷恒成,化名了明禅师,躲在跑马厅附近,靠给人卜卦混口饭吃。署名处是一串模糊的笔迹,看不清姓氏。信纸泛黄,角落里留下几滴水迹,像是寄信人忐忑时的汗渍。
彼时的新成分局局长马益三对着这封信沉默良久。他深知李大钊案在党史上的份量,凡是与此案有关的凶手,一个也不能漏网。于是,他把股长王天杰叫进办公室,话不多说,只抬手指了指桌上的信件:“三天,够不够?”。王天杰心头咯噔一下,却还是硬着头皮答“够”。灯光照在两人脸上,气氛凝重得像屋角那把上了膛的马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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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侦查组三人就钻进南京路派出所翻阅户籍本。成堆档案里找不到“雷恒成”,倒有个峡路公寓的“赵志安”。信息简单:六十七岁,北平籍,职业写作“僧侣”。照片里山羊胡、瘦脸、一口黄牙,与检举信里的特征惊人重合。唯一疑点,是他报称一九四八年自台湾转来上海。这段漂泊的空档,却恰好遮住了抗战末期到解放的全部灰暗。
次日清晨,鲁全发换上一身灰色长衫,脚蹬黑布鞋,手里拎着略显夸张的藤编提篮,装作来沪谋生的“江北粮行少东家”。这行当好骗——有钱又迷信。马立斯公寓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小脚老太太探出头来:“哪位?”鲁全发欠身,“听闻了明禅师神算,特来求一卦。”老太太忙侧身让路。
屋里木鱼声轻轻敲着,帘子后坐着那位老人。他抬眼细看来客,京腔浓重:“年轻人,报上生辰。”几句应答间,鲁全发注意到老人脖子上挂着一只金链表,表盖上印着光绪侧面像,链环磨得锃亮。算卦的话术不过几句财运官运,真正让侦查员暗暗惊呼的,是那口熏得乌黑的牙与隐隐露出的金牙帽——鸦片馆里最常见的颜色。
走出公寓,鲁全发快步穿过两条街,钻进路灯下的电话亭。短短几句暗号后,王天杰派出的警员已在赶来。深夜十点,雷恒成被戴上手铐,他没做挣扎,只冷冷问了句:“你们怎么认出我?”没有人理会。街角的霓虹灯闪了两下,像是对这个年近古稀的汉奸最后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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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并未因抓捕就划上句号,真正的困难在于审讯。雷恒成自知罪重,选择闭口。审讯室里,他低头沉思,时不时用手抚摸那只被取下的金表。连续数日毫无进展,王天杰调出旧档案,找来李大钊案幸存者的供词,与雷恒成过往职务一一对照,又将他在伪满时期颁发的二等勋章、特务署任命状堆在桌面。一个月耐心消磨,他终于开口:“我原想把这些事带进泥土,可你们不打不骂,反倒让人睡得踏实。”他长叹一声,递过一页写满日期的纸。
二十七年前的四月六日,是李大钊生命倒计时的起点。雷恒成回忆,陈兴亚连夜找他去总监署,说“张大帅发话,苏联使馆里藏着红党头子,务必一网打尽”。当晚,他带三百警兵抬着木梯,封锁东单到东四整条街。清晨第一缕阳光打在旧兵营铁门上,一声闷响,铁门倒下。苏联使馆工作人员枪声示警无效,局面已无法收拾。
刹那间院内乱作一团。有的人跃窗逃跑,有的人翻墙坠地。雷恒成承认,那天他亲手夺了李大钊的手枪。“他气定神闲,拉着女儿的手,像散步一样走向我。”对话至此,他停顿很久,低声补了一句:“那把手枪后来被我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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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讯问他为何执意执行绞刑时,他推说“按程序”。可档案显示,李大钊被反复三次吊放,绝非例行。提到此处,雷恒成无言,右手却不自觉地颤抖。
从1928年北方局破坏,到1933年东三省对中共地下组织的围捕,再到七七事变后投敌日军,以致战后逃到台湾,“雷恒成”仿佛在一个又一个敌对阵营之间穿梭,只要能活下去,他什么都干得出。国民政府曾以汉奸罪判他死刑,战乱中狱卒贪财放走了他。他称那段逃亡岁月“无家可归、见不得光”,最后选择剃度化名“了明”,其实只想摆脱追捕。
华东局公安部最终批示:铁证如山,依法处死。行刑地选在龙华机场旧练兵场,原因很简单——远离市区,周边空旷,不会引来好奇围观。执行前,法警再次核对身份,他在死囚登记表上签下真名:“雷恒成,六十七岁”。那支光绪表没再还给他,留作物证,后来被送进上海公安博物馆。
有人好奇,为什么他惧怕子弹击头?刑场上,队长问他有无遗言,他只摇头。传言说他信佛,怕头颅开花来世不得轮回;也有人说他早年在北洋军警学校练枪,知道头部中弹死状难看。真相或许只有他自己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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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恒成倒下以后,追捕链条并未停歇。吴郁文、陈兴亚陆续在天津、香港被擒,法庭判决迅速而果决。至此,李大钊案主要凶手悉数伏法,法制公正得到了兑现。
至于那座铁铸绞刑架,早就被编号为“0001号革命文物”锁进仓库。它被运到北京历史博物馆时,工人们七手八脚,仍然挪动得极慢,铁链摩擦地面发出刺耳尖鸣。旧警察说,那声音与二十年代刑场上李大钊胸腔被吊裂时发出的咯咯声极像,听了让人后背发凉。
一件铁架,一只金表,一具被弹雨击穿的躯体,三者共同拼合出一段血与火的记忆,也提醒后来者:正义或许迟到,却绝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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