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李大钊的主犯遭处决，行刑前提一要求：不要打我的脑袋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拂晓，上海龙华机场南侧的靶场上雾气未散。押解车停稳，车门甫一开启，一个身形干瘦的老者被推下车。他就是雷恒成，二十七年前在北平苏联大使馆旧兵营带队逮捕李大钊的刽子手。此刻，他抬头看见灰白天幕，嘴唇哆嗦，却还是清晰地吐出一句话：“我认罪，也认命，只求别朝我脑袋开枪。”执刑战士没有回答，只抬手示意他朝靶标走去。几个小时后，一声槍响，尘埃落定。

故事并非从枪声开始，而是源于一封看似普通的检举信。时间回拨到一九五二年秋，北京方面将这封信转到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信中只写了几行字：雷恒成，化名了明禅师，躲在跑马厅附近，靠给人卜卦混口饭吃。署名处是一串模糊的笔迹，看不清姓氏。信纸泛黄，角落里留下几滴水迹，像是寄信人忐忑时的汗渍。

彼时的新成分局局长马益三对着这封信沉默良久。他深知李大钊案在党史上的份量，凡是与此案有关的凶手，一个也不能漏网。于是，他把股长王天杰叫进办公室，话不多说，只抬手指了指桌上的信件：“三天，够不够？”。王天杰心头咯噔一下，却还是硬着头皮答“够”。灯光照在两人脸上，气氛凝重得像屋角那把上了膛的马枪。

当晚，侦查组三人就钻进南京路派出所翻阅户籍本。成堆档案里找不到“雷恒成”，倒有个峡路公寓的“赵志安”。信息简单：六十七岁，北平籍，职业写作“僧侣”。照片里山羊胡、瘦脸、一口黄牙，与检举信里的特征惊人重合。唯一疑点，是他报称一九四八年自台湾转来上海。这段漂泊的空档，却恰好遮住了抗战末期到解放的全部灰暗。

次日清晨，鲁全发换上一身灰色长衫，脚蹬黑布鞋，手里拎着略显夸张的藤编提篮，装作来沪谋生的“江北粮行少东家”。这行当好骗——有钱又迷信。马立斯公寓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小脚老太太探出头来：“哪位？”鲁全发欠身，“听闻了明禅师神算，特来求一卦。”老太太忙侧身让路。

屋里木鱼声轻轻敲着，帘子后坐着那位老人。他抬眼细看来客，京腔浓重：“年轻人，报上生辰。”几句应答间，鲁全发注意到老人脖子上挂着一只金链表，表盖上印着光绪侧面像，链环磨得锃亮。算卦的话术不过几句财运官运，真正让侦查员暗暗惊呼的，是那口熏得乌黑的牙与隐隐露出的金牙帽——鸦片馆里最常见的颜色。

走出公寓，鲁全发快步穿过两条街，钻进路灯下的电话亭。短短几句暗号后，王天杰派出的警员已在赶来。深夜十点，雷恒成被戴上手铐，他没做挣扎，只冷冷问了句：“你们怎么认出我？”没有人理会。街角的霓虹灯闪了两下，像是对这个年近古稀的汉奸最后的嘲讽。

案子并未因抓捕就划上句号，真正的困难在于审讯。雷恒成自知罪重，选择闭口。审讯室里，他低头沉思，时不时用手抚摸那只被取下的金表。连续数日毫无进展，王天杰调出旧档案，找来李大钊案幸存者的供词，与雷恒成过往职务一一对照，又将他在伪满时期颁发的二等勋章、特务署任命状堆在桌面。一个月耐心消磨，他终于开口：“我原想把这些事带进泥土，可你们不打不骂，反倒让人睡得踏实。”他长叹一声，递过一页写满日期的纸。

二十七年前的四月六日，是李大钊生命倒计时的起点。雷恒成回忆，陈兴亚连夜找他去总监署，说“张大帅发话，苏联使馆里藏着红党头子，务必一网打尽”。当晚，他带三百警兵抬着木梯，封锁东单到东四整条街。清晨第一缕阳光打在旧兵营铁门上，一声闷响，铁门倒下。苏联使馆工作人员枪声示警无效，局面已无法收拾。

刹那间院内乱作一团。有的人跃窗逃跑，有的人翻墙坠地。雷恒成承认，那天他亲手夺了李大钊的手枪。“他气定神闲，拉着女儿的手，像散步一样走向我。”对话至此，他停顿很久，低声补了一句：“那把手枪后来被我留了。”

法庭讯问他为何执意执行绞刑时，他推说“按程序”。可档案显示，李大钊被反复三次吊放，绝非例行。提到此处，雷恒成无言，右手却不自觉地颤抖。

从1928年北方局破坏，到1933年东三省对中共地下组织的围捕，再到七七事变后投敌日军，以致战后逃到台湾，“雷恒成”仿佛在一个又一个敌对阵营之间穿梭，只要能活下去，他什么都干得出。国民政府曾以汉奸罪判他死刑，战乱中狱卒贪财放走了他。他称那段逃亡岁月“无家可归、见不得光”，最后选择剃度化名“了明”，其实只想摆脱追捕。

华东局公安部最终批示：铁证如山，依法处死。行刑地选在龙华机场旧练兵场，原因很简单——远离市区，周边空旷，不会引来好奇围观。执行前，法警再次核对身份，他在死囚登记表上签下真名：“雷恒成，六十七岁”。那支光绪表没再还给他，留作物证，后来被送进上海公安博物馆。

有人好奇，为什么他惧怕子弹击头？刑场上，队长问他有无遗言，他只摇头。传言说他信佛，怕头颅开花来世不得轮回；也有人说他早年在北洋军警学校练枪，知道头部中弹死状难看。真相或许只有他自己明白。

雷恒成倒下以后，追捕链条并未停歇。吴郁文、陈兴亚陆续在天津、香港被擒，法庭判决迅速而果决。至此，李大钊案主要凶手悉数伏法，法制公正得到了兑现。

至于那座铁铸绞刑架，早就被编号为“0001号革命文物”锁进仓库。它被运到北京历史博物馆时，工人们七手八脚，仍然挪动得极慢，铁链摩擦地面发出刺耳尖鸣。旧警察说，那声音与二十年代刑场上李大钊胸腔被吊裂时发出的咯咯声极像，听了让人后背发凉。

一件铁架，一只金表，一具被弹雨击穿的躯体，三者共同拼合出一段血与火的记忆，也提醒后来者：正义或许迟到，却绝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