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外国友人视角讲述中国故事

《故乡几万里》海报。

高松与伊莎白的合影。

《文幼章：百年时光万里情缘》海报。

　　随着《伊莎白——我的选择是中国》《故乡几万里》《文幼章：百年时光万里情缘》这三部共同聚焦外国友人与中国情缘的纪录片接连播出，许多观众第一次知晓了那些被时光尘封的温暖故事。文幼章持续几十年向西方讲述中国故事、伊莎白坚定选择为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启尔德夫妇扎根四川开展医疗工作……这些跨越国界、穿越世纪的情感联结，在导演高松的镜头下变得鲜活而深刻。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对话国家一级导演、四川广播电视台首席导演高松，探寻了他的创作初心、制作过程与深远思考。

/选题缘起/
百年情缘中的民间力量

　　谈及这三部纪录片的独特选题，高松感慨，这一切既是机缘巧合，也是命中注定。“十年前，因为做《故乡几万里》的相关内容，有幸接触到这些题材。随着对这些人物不断深入了解，相关故事和信息越来越丰富，那种情感的浓度也越来越高。”更让他动容的是，这些外国友人及其后代对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他们自己整理、保存了很多珍贵史料，也非常愿意分享与中国的故事。这种无私的分享，为我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支撑。”
　　在高松看来，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在于找到让世界愿意倾听、能够理解的表达方式。“我们一直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但这不是自己觉得好听就行，关键是要让别人觉得好听、愿意接受。”他认为，让外国友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中国故事，是跨越文化隔阂的有效路径。“外国人讲中国的故事，不仅中国人容易理解，也更容易被外国民众接受。”
　　这种创作理念，与“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理念不谋而合。“像伊莎白、文幼章这样的人物，他们的故事就是东西方民间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就是个体在中国生活体验后形成的真实认识和情感判断。”高松介绍，文幼章回到加拿大后又持续44年通过通讯刊物向西方讲述中国，“这种执着和真诚，是最动人的情感。他不是被谁要求这么做，而是发自内心地想把中国的真相告诉世界。”截至记者发稿前，《文幼章：百年时光 万里情缘》在微博平台话题阅读总量达到1.3亿，足见观众对于真诚之作的支持与肯定。
　　更让高松感触的是，这种跨国情感有着惊人的代际传承力。文幼章家族的中国情缘已经延续了六代，横跨三个世纪。“文幼章的玄孙前段时间还专门到中国云南旅行，可见他们深深热爱着这片土地。”高松说，这种跨越百年的情感坚守，并非个例。每年10月的一个周末，那些与中国有着渊源的家庭都会在加拿大举行CS（Chinese School）聚会，从1938年开始，至今快90年，从未中断。“2015年10月，我专门去多伦多参加了他们的聚会。当时的聚会委员会主席费里斯已经70岁了，他的父亲曾在四川乐山行医，治好过当地的‘趴趴病’（软骨头病）。费里斯是在成都长大的。”高松至今仍记得费里斯见到他时的激动神情：“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终于来了’，那种感觉让我心里酸酸的，仿佛他们一直担心被我们遗忘。”
　　如今，这些聚会的参与者虽已分散在世界各地，但这份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依然每年按时通过线上的形式举办聚会。“每次都会选择一两个家庭，分享他们在中国的老照片、信件和故事。”高松坦言，这样的场景很让人感动，“参与的人这么多，持续时间这么长，他们对中国的这份深情厚谊，真的非常珍贵。”

/创作坚守/
在真实与影像呈现间寻找平衡

　　拍摄跨越百年的历史题材纪录片，难度与压力可想而知。高松直言：“压力肯定有，创作难度也很大。”这类纪录片不仅需要挖掘真实的故事和史料，更需要找到合适的影像呈现方式。“我们找到故事后，首先要求证和寻访它的真实性和细节，然后还要思考怎么用影像去表现。不能仅仅靠文字描述，必须找到好故事与呈现方式之间的平衡，这是所有做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的人都要面对的挑战。”
　　为了还原历史真相，高松团队付出了大量心血。拍摄伊莎白相关纪录片时，他们抓住了难得的机遇。“10年前我采访伊莎白时，她已经100岁了，但状态很好。我们做了两天的专访，积累了10几个小时的口述素材，她讲述了很多珍贵的细节和故事。”高松感叹道：“长时间跟拍后，她对中国的爱也感染了我，因此这个片子拍了10年，直到她去世以后才杀青。”
　　高松告诉记者，创作时机的把握也至关重要。《文幼章：百年时光 万里情缘》的播出，就得益于一个关键契机。“当时文幼章的后人受中国政府邀请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她将69箱珍贵史料运了回来。我觉得这个时机不能错过，如果拖上一年半载，故事的意义和传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为了播出的时效性，高松和团队在拍摄完成后日夜赶工，终于让纪录片与大家如期见面。
　　在内容呈现上，高松坚持客观、平实的风格，拒绝过度煽情。“恰当的表达方式很重要，不能太矫情。别人还没感动，自己先感动了，反而会让观众产生距离感。”三部纪录片中，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感人细节，都是通过大量采访挖掘后提炼的精华。“像伊莎白轻轻给丈夫的雕像‘喂’酒，文幼章的后人把他的骨灰撒在乐山大佛所在的江里……这些细节不需要刻意铺陈和音乐渲染，在平实的讲述中自然就能打动人心。”高松认为，有厚度的历史传记类作品，需要克制的表达才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现在一些视频追求直接刺激，提供一时的情绪价值。而我们的纪录片要追求‘保鲜期’，希望多年后再看依然有价值。”
　　尽管团队已经竭尽全力，但高松还是坦言，要做到完美无缺是不可能的。“受篇幅和制作手段的限制，很多故事细节无法尽情呈现。比如文幼章的故事，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内容，但目前的片子只能让观众大致了解他的经历和选择，感受到他的精神力量。”高松认为，所有艺术创作都不可能毫无遗憾，“我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尽量做到什么程度，起码让观众听得懂、看明白，有所感悟、有所触动，这就够了。”

/传播思考/
以理想主义映照现实关怀

　　在高松看来，当下中国依然存在被西方误读的情况，而这些外国友人的故事，正是消除误解、促进文化交流的绝佳载体。“把真实的声音和故事传递出去，让对方听到，这非常重要。”高松强调，伊莎白、文幼章等外国友人关注的焦点，往往是中国最真实、最基层的面貌。“他们不是只看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宽阔马路和繁华景象，而是更关心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高松认为，这种视角让纪录片更具说服力，“真正有大爱的人，不是只看到你的好，而是关心你能不能变得更好。他们的这种关注，恰恰体现了对中国最真挚的情感。”
　　在高松看来，这些纪录片的价值更在于呼唤被忽视的理想主义。“这些外国友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离不开理想主义的驱动。”与追求功利的人相比，这种理想主义的坚守尤为珍贵。在《文幼章：百年时光 万里情缘》的结尾，文幼章的儿子临终前打电话给中国朋友，问道：“中国还会是红色的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安详离去，这一幕让很多观众热泪盈眶。“一个社会要进步、要发光，就需要理想主义的回归。这些人身上那种‘爱我所爱，无问西东’的理想主义精神，是最能感召人和打动人的。”高松说。
　　在采访的最后，高松感慨道：“这些跨越百年的跨国情缘，不是靠刻意引导就能形成的，而是源于发自内心的认同与热爱。我们能做的，就是用镜头记录这份珍贵的情感，让这份真诚与理想主义，不断传递，生生不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雷蕴含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