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延安杨家岭，毛主席特意询问成仿吾：你是搞教育还是搞政权？

1945年10月的一个傍晚，炊烟正从杨家岭窑洞上方慢慢升起。会场散了，人群稀疏，屋里只剩两个人。毛泽东放下茶盅，侧身一句：“你准备继续搞教育，还是转去搞政权？”话音不高，却掷地有声。

成仿吾没有犹豫：“我还是搞教育。”他站得笔直，神情一如二十年前在留法船舷凝望海面的样子。杨家岭的落日透过窗格，光线斑驳地落在他的旧军装上，连灰尘都显得分外清楚。

为什么在战争结束前夕，主席要专门问这句话？原因并不复杂。成仿吾身上同时贴着“作家”“理论家”“将校”“地下工作者”多张标签，在硝烟弥漫的年代，这几张标签都指向权力与枪杆子。毛泽东想知道，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局面，他究竟想扮演哪一个角色。

追溯下去，答案要从1897年说起。那年八月，湖南新化一户书生世家添了个男孩，家中给他取名成灏。祖父是清代知府，父亲中秀才，从小课本与家国便交织在他的识字课里。五岁识字，十三岁东渡日本，他的少年像被海风吹开的宣纸，一点点写满铁与火。

冈山第六高等二部的课堂里，炸药和材料学填满黑板，而夜里，不安分的笔记本写的是新诗。郭沫若、郁达夫在东京伙同他议论文学，议论得性起，干脆把兵器、医术、法学一股脑丢掉，转头办起创造社。1919年的钟声敲响，《创造季刊》把《海上吟》置顶，成仿吾名字第一次大张旗鼓地印在封面。

1927年春，他奉黄埔之托提着5万元军费赶往上海。潘汉年一句“经费紧张”，他顺手掏钱；同年再赴日本补货，转身去苏联，见张闻天，被推去巴黎。外界只看到他编辑《赤光》，不知在咖啡馆里，他总是沉默地听完廖承志整整一早上唠叨，只回两个字：“好吧。”沉默藏着锋利，写文章时又快又狠。

1931年，上海弄堂飘着雨，他忽接密令赶赴鄂豫皖苏区。山区瘴疠，打摆子，骑驴子，一个月游击才摸出封锁线。进得武汉、再上轮船，却扑空中央。报纸正骂鲁迅“准共产党”，他二话不说去找鲁迅。白俄开的咖啡馆里，两位笔杆子一握手，地下交通当晚就对接成功。

瑞金会场里，他的到来让周恩来兴奋地拍了下桌子，“鄂豫皖代表到了！”随后长征。大知识分子不会打行军包，破草鞋绑稻草，牛皮鞋陷在泥里，一路挣扎。夜行误入敌碉堡群，队伍险些全军覆没。董必武替他澄清：“眼睛不好，立场没问题。”一句话，队伍又上路。

延安抗战岁月，他先协助董老恢复党校，后接手陕北公学，再掌华北联大。课堂里，他常把马列理论同俄国文学穿插，把实验武器的逻辑和文艺批评一起讲，听课的战士先是愣神，随后连连点头：“原来书和枪可以同一口气学。”这套浑然一体的教学法，后来被不少军政大学照搬。

话回1945年。成仿吾坚持教育，主席点头：“那就安心搞教育。”一句定案，华北大学的蓝图从这一刻起草。1948年5月，正定古城树梢新芽，华北大学挂牌，他为副校长，吴玉章为校长，两位白发师长在操场上比着谁记住的学生名字多，笑声压住了远处的炮火。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坐镇东北师大，再接手山东大学。白山黑水的冬天刺骨，他裹着旧棉袍改课堂大纲；济南泉水边春意盎然，他把外文原版《马克思传》拍在讲桌：“先读原典，再写论文。”1953年至1966年，这套严谨又带点倔强的治学风格培养了一代红专人才。

文革风暴里，他受到冲击，仍偷偷在废纸背面写教学笔记。1978年春，人民大学恢复。已八旬的成仿吾推开门，教室满座，他沙哑着嗓子说：“写文章要有骨头，办大学也要有骨头。”台下年轻人哄堂大笑，掌声此起彼伏。

1982年，他出席党的十二大，被推举进中央顾问委员会。会后有人劝他多休息，他摆摆手：“还有材料没改完。”两年后，病榻旁仍堆着润色过的教案。1984年5月12日清晨，书桌上的眼镜冷冷地搁着，主人已无声离去，终年八十七岁。

半个世纪间，他从东京到巴黎，从瑞金到延安，再到北京、长春、济南，角色换过无数次，唯独教师二字始终镌刻。杨家岭那场短短问答，看似简单，却把一位革命者与共和国教育事业的长链牢牢焊接。毛泽东当年给出的选择，如今已经在一所所校园里生根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