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红军最狠角色致两将领牺牲，20年后升司令被击毙

1955年1月中旬，海风刺骨。

在一江山岛那块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上，尤其是203高地，空气里全是硝烟味。

也就是在这儿，挂着国民党少将军衔的王生明，要给自己这辈子画个句号了。

这会儿，解放军那边的攻势已经持续了整整二十四个钟头。

放眼望去，本来修得铁桶似的一百多个水泥碉堡，大半都被轰成了碎渣。

用来联络的无线电天线，早在头一轮炮火覆盖的时候就被炸成了废铁。

外面的援兵指望不上，手里的子弹也打得精光。

照理说，仗打到这个份上，作为守备司令，摆在他面前的路无非两条：要么举手投降保条命，要么集结残部硬闯突围。

可偏偏，王生明选了一条绝路。

他伸手一把扯掉军帽上的帽徽，胡乱塞进衣服里，转过头，没头没脑地冲着身边的副官丢下一句：“欠贺、李两位的命，今儿个得结账了。”

话音刚落，他提着冲锋枪就冲出了掩体。

外面的子弹像泼水一样，他胸口瞬间被打成了筛子，人当场就没了。

那一年，他刚满44岁。

好多人翻看这段往事，总觉得这是国民党将领那种死脑筋的“愚忠”。

其实不然。

要是把日历往前翻二十年，把目光挪回1935年的江西天门嶂，你就会明白，王生明在一江山岛送死，压根不是为了给“党国”尽忠，而是在偿还一笔拖了二十年的血债。

这笔账，在他心里头，一直明镜似的。

咱们把指针拨回到1935年春天。

那阵子，王生明还不是将军，只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长。

这人履历那是相当“硬核”：14岁就吃粮当兵，15岁能活捉白俄雇佣兵，20岁就混到了连长，简直就是个天生打仗的料。

当时的形势是这么个情况：红军主力已经开始长征走了，留在瑞金、会昌这一带的，是一万六千多人的留守队伍。

这帮人日子过得那是真苦，没粮、没弹药，甚至连盐都吃不上，整天靠野菜填肚子。

带着这支队伍的高级指挥员是贺昌和李翔梧，他们打算带着大伙儿穿过天门嶂，往闽粤边境那边突围，好歹求条活路。

这可是生死攸关的节骨眼。

对于负责“围剿”的国民党军官来说，这也是个怎么选的问题。

绝大多数国民党军官碰到这事儿会咋办？

红军主力都撤了，剩下的这些残部，把他们轰出自己的地盘也就算完事了。

毕竟古话都说“穷寇莫追”，跑到深山老林里跟人拼命，万一阴沟里翻船多划不来？

可王生明这人脑回路不一样。

他想的不是把人“赶跑”，而是要“斩草除根”。

他眼馋红军将领的人头，想拿它换自己肩膀上多加一颗星。

于是，这人使出了一招极损的阴招。

听说红军要走天门嶂，王生明没大张旗鼓地追，而是带着一个加强连，提前三天就摸进了大山深处。

这招太毒辣了。

他让人把漫山的松树砍倒，把本来就不好走的山路堵得严严实实，接着在每一道必经的山梁上架起机枪，布下了交叉火力网。

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张张开的大网，静静地等着鱼儿自己撞上来。

3月9日天刚蒙蒙亮，李翔梧的队伍一脚踏进隘口，机枪就吼了起来。

这哪里是打仗，分明就是单方面的屠杀。

被堵在隘口里的红军战士，往上爬没路，往地钻没门。

从天亮一直杀到天黑，几百号人的队伍，最后活下来的就七个。

李翔梧，那是红军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肚皮上挨了三枪。

眼瞅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这位才27岁的年轻将领，咬着牙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这还不算完。

第二天，贺昌带着四百多人赶来接应，结果又一头撞进了王生明的口袋阵。

双方死磕到下午，贺昌的一条胳膊都被打断了，退到归庄。

眼看突围是没戏了，这位29岁的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也举起枪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短短两天，中央苏区留守部队级别最高的两位首长，全都折在这儿了。

这对留守红军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革命的“火种”差点就这么灭了。

可在王生明那儿，这成了他最得意的“杰作”。

他在战报里兴高采烈地写道：“匪首贺、李已被击毙”。

靠着这笔沾满鲜血的军功，他如愿升了官，还领到了一把蒋介石亲自颁发的“中正剑”。

在王生明的算盘里，这买卖做得太值了：踩着同胞的尸骨，染红了自己的官帽子。

但他恐怕做梦也没想到，这笔账，老天爷和历史都给他记着呢。

说来也怪，后来的王生明好像一直想“洗白”自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开打。

在淞沪会战的蕴藻浜战场上，王生明倒真像个爷们儿似的硬刚了一回。

面对日军两个联队的疯狗式冲锋，已经升任295团团长的王生明，发了一道狠令：死守，一步不退。

怎么个守法？

他让人用铁丝把重机枪死死绑在水泥桩子上——这就意味着机枪手压根没想过撤退，甚至没想过活着下战场。

他自己也抱着机枪，一口气突突了三箱子弹。

整整十六个昼夜，全团六百多号弟兄，最后拼得只剩下九个人，还个个挂彩。

王生明自己的左肩膀也被削掉了一大块肉。

这场仗打得确实漂亮，他也因为这事儿上了《中央日报》的头条，成了人人夸赞的“抗日英雄”。

后来在中条山、朱仙镇、常德，凡是硬仗他都冲在最前头。

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他已经是第99师的副师长了，胸前挂着金灿灿的“抗战英雄”勋章。

按说，将功补过，他心里该踏实了吧？

可在一个庆功酒局上，王生明突然冷不丁冒出一句让全场人都傻眼的话：“我这辈子杀人最多的地方是在天门嶂，不是打鬼子。”

这话一出口，原本热闹的场子瞬间鸦雀无声。

干嘛非说这话？

是酒喝高了？

还是想显摆？

恐怕都不是。

这更像是一种骨子里的害怕。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打鬼子那是为了国家大义，可天门嶂杀的那一千多红军，纯粹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

那把“中正剑”上的血腥味，哪怕用日本人的血去冲，也冲不干净。

第三笔账：最后一次的“连本带利”

转眼到了1949年。

内战打到这份上，胜负已定。

王生明跟着胡宗南一路溃逃。

最后，他被扔到了一江山岛，当了个所谓的“防卫司令”。

这个安排，说起来挺有意思。

一江山岛其实特小，还没两个足球场大，但它却是台湾防御体系的大门牙。

蒋介石对这地方看重得很，甚至亲自跑上岛去视察。

王生明当时把胸脯拍得震天响：“我跟岛子共存亡。”

他把这辈子学的那点本事全使出来了：修了一百多座暗堡，挖了四通八达的交通沟，海滩上埋了七千多颗地雷，连礁石上都缠满了铁丝网。

西方记者跑来一看，吹牛说这是“海上的凡尔登”。

但王生明心里，估计比谁都发虚。

因为这回指挥攻打一江山岛的解放军指挥官之一，就是当年的红军——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

这就叫冤家路窄。

1955年1月18日一大早，华东军区陆、海、空三军头一回搞联合登陆作战。

这一仗，解放军压根没给王生明留活路。

几百门榴弹炮一起开火，一江山岛瞬间就变成了一片火海。

王生明急了，让通信兵赶紧求救。

结果电报刚发出去，天线就被炸飞了。

这其实就是个信号：没人会来救你了，等死吧。

过了晌午，解放军突击队开始抢滩登陆。

第一波人，被地雷阵挡了一下。

第二波人，踩着战友的血迹接着往上冲。

第三波人，火焰喷射器上来了，对着碉堡一个接一个地“点名”。

打到傍晚时分，大局已定。

王生明带着最后那点残兵败将退到了203高地。

这时候，他面临着最后的生死抉择。

要是投降，凭他抗战时候打鬼子的那点功劳，没准还能保住一条命。

但他没这么干。

他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二十年前的天门嶂。

那年头，贺昌29岁，李翔梧27岁。

两个年轻人在绝境里头，都选择了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现如今，风水轮流转，该轮到他了。

“欠贺、李两位的命，今儿个得结账了。”

这句话，算是他对自己这辈子的一个交代。

他扯掉帽徽，冲出战壕，迎着解放军的枪口扣动了扳机。

根据解放军战后的记录，王生明身中数弹，当场毙命。

后来，王生明的尸体被运回台湾下葬。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墓碑正好朝向江西，正对着当年的天门嶂。

而在海峡那边的庆功大会上，曾经的留守红军老战士、指挥这场战役的张爱萍将军，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天门嶂的那笔血债，今天算是清了。”

二十年，整整一个轮回。

如今，每到阳春三月，天门嶂上的杜鹃花还是开得那么红，像血染的一样；而一江山岛那些残破的碉堡壁上，密密麻麻的弹孔就像无数只眼睛，死死盯着大海。

王生明这辈子，其实就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残酷教训。

为了往上爬，他在天门嶂把事做绝了；为了赎罪，他在一江山岛把命搭上了。

有人说他是“反共急先锋”，有人说他是“抗日猛将”。

但说到底，他不过是一个被历史大潮裹挟着、又总想在历史里算计得失的可怜人。

只可惜啊，历史这本大账，从来都不是靠算计能抹平的。

违背良心做下的选择，哪怕能风光一时，最后也得连本带利地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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