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五年那个萧瑟的秋天,内廷里出现了罕见的一幕:七十一岁的朱元璋,老泪纵横地走了进来。
就在刚才,翰林学士刘三吾的一番话,像重锤一样砸在了这位老人的心坎上。
几分钟前,朝堂上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朱元璋正对着皇位继承人这道无解的难题发愁。
刘三吾站了出来,抛出了三把刀子,刀刀见血:
头一个,皇孙朱允炆也是正牌嫡出的血脉,既然儿子没了,孙子顶上,这在礼法上挑不出毛病;
再一个,皇上您要是想立儿子,老四燕王前面可还排着老二秦王、老三晋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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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最要命的,真要立了老四,您让老二和老三的脸往哪儿搁?
这番大实话,直接给朱元璋想立燕王朱棣的念头判了死刑。
但也正是这几句话,让这位一辈子硬气的开国皇帝,尝到了什么叫无能为力。
他掉眼泪,不是因为人老了心软,而是他猛然发现,自己费尽心血编织了一辈子的规则网,最后把自己给网住了。
论本事,朱棣是最佳人选;论规矩,只能是朱允炆。
这笔账,朱元璋算得心都在滴血,可到头来,他还是咬牙选了“规矩”。
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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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赌,赌大明朝能有一个更稳当的将来。
要理清这笔烂账,咱们得把日历往前翻五个月。
那年四月,太子朱标在从西安回京的路上撒手人寰。
这消息对于朱元璋来说,简直就是天塌了。
朱标可不是一般的皇储。
他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心头肉,大明朝法统的顶梁柱。
当了二十五年太子,监国十五年,朝廷里的大小事务,都是他先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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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朱元璋这大半辈子忙活,就是为了打磨出这么一块完美的接班璞玉。
结果,人没了。
朱元璋面对的摊子是:所有的本钱全赔光,一切得从头再来。
那时候摆在他眼前的路,其实也就窄窄的三条。
第一条道:立燕王朱棣。
这是老朱心里的第一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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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标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召集大臣,开门见山地问:“燕王长得像我,本事也像我,立他咋样?”
这话够露骨了。
朱棣当时镇守北平,手底下兵强马壮,名声在外,确实是儿子里最像朱元璋的一个。
可这条道,那是死胡同。
就像刘三吾点破的那样,有个绕不过去的大坑:如果不立孙子非要立儿子,那就得死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老规矩。
当时马皇后生的五个嫡子,除了老大走了,老二秦王朱樉、老三晋王朱棡都在世。
老四朱棣只能排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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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立朱棣?
那就得先把秦王和晋王废了或者跳过去。
这在政治上根本行不通,一旦开了“谁有本事谁上”的口子,剩下的皇子们谁不觉得自己也能行?
以后皇位交接,那就是一家子提着刀互砍。
第二条道:立次嫡孙朱允熥。
既然儿子这条路堵死了,那就看孙子。
朱标留下了两个嫡子人选:常氏生的朱允熥,吕氏生的朱允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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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论血统纯正,朱允熥才是硬邦邦的嫡子。
他娘常氏那是常遇春的长女,明媒正娶的原配。
而朱允炆的娘吕氏,原本是侧室,后来才扶正的。
但朱元璋眼皮都没眨,直接把朱允熥的名字划掉了。
原因很简单:这孩子的后台太硬,硬得扎手。
朱允熥的舅老爷,是凉国公蓝玉。
那会儿淮西勋贵集团已经狂得没边了,蓝玉更是把谁都不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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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立了朱允熥,这大明江山跟姓蓝也没啥区别了,外戚干政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第三条道:立朱允炆。
这就是朱元璋最后的赌注。
朱允炆性子软,心肠好,亲妈吕氏那边也没什么厉害的亲戚,好拿捏。
更关键的是,立了朱允炆,就能保住“嫡长子继承制”这块金字招牌不倒。
朱元璋的算盘打得很精:叔叔们可能会不服兄弟,但要是看到皇位传给了大侄子,大家都没戏,也就只能认命,老老实实当个辅政王爷。
这招棋走得险,但也是当时为了稳住大局,唯一能走的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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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意定了,接下来就是给孙子铺路。
为了让性子柔弱的朱允炆能坐稳龙椅,朱元璋开启了“修罗场模式”的清洗。
头一个倒霉的就是蓝玉。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一手炮制了蓝玉案,一口气砍了一万五千颗脑袋。
这不光是为了帮朱允炆拔掉外戚这根刺,更是要把那些不听话的开国老将一锅端。
家里的刺儿拔了,那外面的敌人和手握重兵的叔叔们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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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琢磨出了一套精细的“恐怖平衡”术。
他把儿子们撒在边境线上,搞出了个“九大塞王”。
明面上的意思是:蒙古人不安分,让儿子们去堵枪眼。
但这会儿朱允炆脑子挺清醒,问了爷爷一个要命的问题:“那要是叔叔们造反,谁来堵?”
朱元璋当时没把话挑明,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的布局是这样的:
燕王朱棣在北平,拳头最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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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王朱棡在太原,专门盯着燕王;
秦王朱樉在西安,给两边压阵。
秦、晋、燕三个王各有地盘,互相牵制。
燕王想动,屁股后面有晋王;晋王想动,两头都有人看着。
这套设计看似天衣无缝。
只要这三根柱子立在那儿,大明朝这间屋子就塌不了。
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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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朱元璋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老天爷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洪武二十九年,秦王朱樉病死,才四十岁。
洪武三十一年三月,晋王朱棡也跟着去了,也是四十岁。
能压制朱棣的两个大秤砣,三年内全没了。
这时候,离朱元璋闭眼只剩下不到三个月。
这变故简直是灾难。
平衡彻底崩了,北方防线成了燕王朱棣一个人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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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讽刺的是,随着两个哥哥一死,这会儿的朱棣,在法理上已经成了实际上的“老大”。
当年刘三吾用来堵朱元璋嘴的那个借口——“燕王上面还有哥哥”,突然就不成立了。
可一切都太晚了。
诏书发了,太孙立了,朱元璋已经是油尽灯枯,想改也没力气改了。
他只能在临终遗言里,留下了一句近乎哀求的死命令:“各地的王爷们,都在自己封地待着,别来京城奔丧。
这是他给孙子筑的最后一道防洪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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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儿,就是一场躲不掉的悲剧。
洪武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一岁的朱允炆坐上了龙椅。
他手里攥着一把烂牌:能打仗的老将都被爷爷收拾干净了,能管住燕王的叔叔都见阎王了。
而他对面的朱棣,四十岁,正当年,在死人堆里滚出来的老兵,手握精锐大军。
朱允炆慌了。
在齐泰和黄子澄的撺掇下,刚登基一年就急火火地削藩。
而且手段极其粗糙——专挑软柿子捏,一年之内废了周、齐、代、岷四个王,还逼死了湘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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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温水煮青蛙”搞成“开水烫青蛙”的蠢招,直接把朱棣逼到了墙角。
这一仗打了四年。
朱允炆虽然坐拥整个天下的资源,但因为用人瞎指挥(用了李景隆这种赵括式的草包),加上自己优柔寡断(下令不准伤了叔叔,让朱棣好几次死里逃生),最后输了个精光。
朱允炆在一场冲天大火里不知所踪。
回头再看,朱棣能赢,某种程度上全是朱元璋一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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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了给孙子铺平道路,杀光了能打仗的功臣,导致靖难的时候朝廷没将可用;
他为了所谓的“平衡”,分封诸王,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关键的制衡人早死,留下了最大的祸根。
当年朱元璋在内殿的那一场痛哭,或许就是预见到了这种进退两难的绝望。
他选择了维护“规矩”,牺牲了“能力”。
他以为制度能管住人心,血缘能维系忠诚。
但历史用最血腥的方式告诉他:在权力的赌桌上,没有任何制度能挡得住人性的野心,特别是当这个野心家手里还攥着刀把子的时候。
那道他在洪武二十五年没做好的选择题,最后由他的儿子朱棣,用四年的战火,重新写下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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