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总政部推荐他到成都军区任职，林彪考虑平衡，用黄新廷？

一九五五年九月的北京，初秋清晨透着凉意，天安门广场却热浪翻涌。开国将帅佩戴崭新的金星、银星，整齐列队。那一天，不少老红军第一次对“肩章上几颗星”有了切身的感受，也在心里暗暗掂量：往后各大军区的座次，大约就得按这串星来排了。

授衔只是序章。进入五十年代后期，中央和总参、总政不断调配高级将领，“调得动的是人，用得好的是心”，一句话道出了组织工作的精妙与难处。每一次调令，都像下棋，要顾全大局、兼顾情面，还得算好日后局势。

一九六零年三月三日，噩耗从成都传来：正在医院治疗旧伤的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与世长辞，年仅四十七岁。滚滚巴蜀江水，送走了这位红二方面军的猛将，也把西南重镇的帅印悬空在半空。中央军委当天就把“接班人”列入议程。

总政治部的意见率先送达中南海——推举上将李天佑。文件只有一句话最有分量：“作战勇决，资历深厚，熟悉西南地形，深得民心。”参谋总部也附议：李天佑原系广西人，南方作战经验老到，资料上列出的履历密密麻麻，全是硬碰硬的战功。

李天佑的简历的确亮眼。早在红七军时期，他就跟着张云逸、邓小平闯过血雨火海；在瑞金险守过山头，也在长征途中九死一生。东北抗日联军、平型关大捷、三战四平街、天津围城……他几乎踏遍了中国现代战争史上的所有关键节点。建国后，李天佑回广西剿匪，把剿总司令部的红旗插到了十万大山；随后赴南京军事学院深造，结业后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代司令。论资历、论年龄、论威望，无论怎么看，他都有把握坐上成都军区一号位。

然而，事情并未如此顺理成章。林彪当时主管全军高级干部任免，他的办公室内，一张巨幅中国地图旁粘着十三个大军区司令员的姓名卡片。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每一个“山头”都清楚地标注在这些卡片后面。林彪默不作声地挪动着卡片，思考再三。警卫员轻声提醒：“首长，时间差不多了。”林彪只回了一句：“不能急，得让大家都服气。”

当时的分布确有失衡。十三位大军区司令里，一方面军四位、四方面军四位、红二方面军却只剩王恩茂一人，加上刚刚病逝的贺炳炎，空缺显得尤为刺眼。再看三总部——罗瑞卿、谭政、邱会作都是红一军团出身；空军司令刘亚楼、海军司令萧劲光，同样是红一、红二之间。越过这些名单，很难不生出“此消彼长”的现实考量。

正因如此，林彪把目光转向了黄新廷。黄出身红二方面军，贵州人氏，和贺炳炎一路血肉相扶打到重庆。解放战争中，黄新廷担任一野一兵团副司令员，西北逐鹿中，他统兵如风、攻势霸道。和平年代后，他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熟悉川康一带驻军，也懂得藏区少数民族工作的门道。重要的是，他在红二方面军系统中辈分不低，与贺炳炎、王震、郑洞国等人情谊颇深，在新职上能稳住那条线。

“成都那摊子，黄新廷去最合适。”这是林彪给出的最后结论。语气平平，却带不容置疑的棱角。随后，军委文件迅速生效：黄新廷升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李天佑仍留广州。外界虽有惋惜，但理解背后的逻辑者亦不在少数。

公开消息发布前，总政部再次做了一轮思想沟通。有人担心李天佑会心生不满，毕竟论资历他并不输于黄新廷。没想到李天佑十分平静，“组织怎么安排就怎么干，哪儿需要我，就去哪儿。”几句话把顾虑尽数化解。知情者后来回忆：“老李这番话，说得在场同志都服了。”事实证明，他在广州军区同样干得风生水起，主持的边防布防、岛屿防御演练屡次获得总部表扬。

有意思的是，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战前夕，正是黄新廷在成都坐镇，协同西藏军区组成前线指挥部，为一线部队运筹后勤。而负责华南增援的，则是李天佑所在的广州军区。两位“错位”的老战友，又一次在战场后方形成默契配合，印证了那一年人事布局的深意。

这场看似平凡的人事调整，为红二方面军保留了在大军区正职中的发言席位，也让各“山头”力量保持了相对均衡。军事史研究者注意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军内配置，既要应对外部紧张局势，也要在组织层面化解旧有派别隔阂。林彪的“平衡术”或许存在个人考量，但从客观效果看，确实在一定阶段维系了团结。

遗憾的是，历史不会给人完美剧本。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黄新廷因“二月逆流”被打成“反革命军事集团”成员，锒铛入狱达十年；李天佑亦被隔离审查，身患重病险些不治。经历浩劫，两人在晚年再见面时互相开玩笑：“那年调防，咱俩谁也没占到便宜。”玩笑里有苍凉，也有坦然。

从“平衡”二字可以读出当年组织工作的艰辛：既要让能征惯战的将领各得其所，又要考虑历史渊源、部队归属、地域民族关系，最终还要服务于国家安全大局。这种“精细配方”，成败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那一代人的牺牲与担当，却早已写进了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