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飞行家》导演鹏飞：普通人的坚持本身就很有意义

六年前，导演鹏飞拍完《又见奈良》，受邀改编双雪涛的小说《飞行家》。田野调查期间，他在鞍山听着朋友的父亲说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音乐，失业后开舞厅，经营倒闭又东山再起，说到兴奋处拿出USB插到音箱上，说自己做的歌要上北京网络春晚。

那首歌并不好听，友人在一旁拆台，说“人早给你退回来了”。鹏飞却觉得感动，过往的起伏穿梭在那些“没调没词”的音符里，他听到了一场呼啸而过的“飞行”——这片土地上，他见到很多这样的人，那些经历过时代起起落落折腾的人，说起辛苦都举重若轻一笑而过，但心里总还认真地奔着点什么、攥着梦想不肯松手的普通人，成为《飞行家》最原始的创作火种。

1月17日，由双雪涛监制，鹏飞导演，蒋奇明、李雪琴领衔主演的电影《飞行家》正式上映。电影里，东北“犟种”李明奇(蒋奇明饰）和他的妻子高雅风（李雪琴饰）用一辈子的时间，共同守护一个“飞上天”的梦想。生活的重压下，梦想时而成为谋生的工具，时而又成为照亮绝境的唯一光芒。

鹏飞将这部双雪涛东北宇宙里最“温和”的作品定义为一个“现实主义童话故事”。他跳出舒适圈，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寻找平衡。这位曾经留法多年，师从蔡明亮，走过威尼斯、上海、釜山、东京等多个电影节的文艺片导演，拍了迄今为止“最商业”的一部电影。截至发稿，《飞行家》票房已达4600万，是鹏飞迄今为止票房最高的一部电影。

电影上映前，鹏飞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聊了聊这场长达六年的“飞行”。他说，这是他拍电影10多年以来，最接近“鹏飞”本人的一次表达。

导演鹏飞在片场

【对话】

文本“飞远”，影像“落地”

澎湃新闻：小说原本是比较分散地讲述三代人的叙事，而电影将主线集中在李明奇和高雅风这对夫妻的命运上，这对夫妻的关系也是比小说里要好得多。这样的改编思路是什么？

鹏飞：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明确，要做一部有商业气质的影片，让主题更鲜明、人物关系更清晰，以便和观众充分沟通。改编过程很长，对我来说，小说就像冰山一角，看完后我并不满足，想展现整个冰山的全貌。我们尝试过小说那种“寻找人”的叙事方式，但最终还是决定聚焦一个人的一生。能拍一部讲述人一辈子的电影，对我来说机会难得，所以特别珍惜。

对于这对夫妻的设定，是我在东北的田野调查走访时的感受。东北人性格都很豁达，天塌下来都不叫事儿。很多老夫老妻天天吵架，但就是分不开，嘴上说着“还能离吗？就这么过呗”，其实最了解、最懂对方的还是彼此。电影里他们也会吵架，高雅风甚至会给李明奇一巴掌，但本质上她是最理解李明奇的人。没有雅风的支持，李明奇也飞不起来。最后他飞到江面上，雅风就站在那里，目标的那个靶心其实就是“家”，飞行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庭。

蒋奇明和李雪琴的夫妻“CP感”十足

澎湃新闻：电影开篇就强调飞行要“精准落地”，飞行器最终也帮助了李明奇平安着陆，而非小说结尾里的“越飞越远、消失无踪”。好像相比飞行，这次还花了很大的笔墨在表现“着陆”？

鹏飞：小说里有浪漫主义和魔幻色彩的气质，只不过在电影里被进一步放大了。还有最后李明奇的一跳，小说里是没有的，我特别心疼这个角色，他一辈子都没真正飞起来过，所以想在电影里圆他一个飞行梦。

飞行一定要有目的地。就算小说里他乘热气球要去南美，南美也是一个明确的着陆点。大家总说要飞得越高越远，但如果没有方向，飞得再远也没有意义，哪怕是去火星，也得有明确目标。电影开头所谓“精准落地”，是想表达“我能飞到自己想去的地方”，这个目的地可以是任何层面的追求。结尾的飞行就更现实一些，李明奇是为了凑10万块救命钱，实在走投无路才再次飞行，最终还是要回到既定的目的地，这本质上就是方向与目标的关系。

澎湃新闻：大家通常觉得悲剧结尾更有力量，但你最终为什么还是选择了圆满的happy ending？

鹏飞：这其实也是经过选择的。因为要拍一个人的一辈子，我希望能有季节的变化，所以影片分夏、秋、冬三次拍摄，等待季节变化的间隙，我们会把剪好的片子拿出来看，再修改后续剧本。剪完片子后，我特别心疼李明奇，蒋奇明演得太好了，我实在不忍心让他一辈子都没飞起来。

生活已经够辛苦了，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如果大家看完电影还是垂头丧气的，那不是我想做的。李明奇为了10万块救命钱，冒着生命危险登塔飞行，这种殊死一搏的勇气很可贵，我希望观众看完后，能点燃内心藏着的火苗，对生活更有勇气，而不是被挫折击垮。我的每一部电影都想抚慰人心，《米花之味》《又见奈良》都是如此。

飞行离普通人远？那就拍出令人信服的真实感

澎湃新闻：“飞行”的部分是影片最有视觉表现力的部分，需要工业技术支撑，对导演来说也有很大的创作空间。能说说几场飞行戏是如何执行的吗？遇到了哪些挑战？

鹏飞：从决定拍一个人的一辈子开始，我就知道最大的挑战是让“飞行”这个看似天方夜谭的行为，与观众产生情感连接。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离普通人很远的事情，那我的答案是“真实”——摄影、美术、造型、演员表演、剧情和人物关系都要足够真实，只有让观众相信这个故事，才能为最后的飞行感动、产生共鸣。

所以拍这个片子，我们美术组现在都快成发明家了，飞行器、降落伞都是他们手工做的。热气球是真的能升到5000米高空，跳伞戏也全是实拍，请了专业的极限运动员和摄影师，从5000米高空一起跳，一天跳6次，连续跳6天，空中翻转、摄影机运动都是真实的，只是后期会结合棚内拍摄的演员近景进行合成。虽然过程很危险，大家都很谨慎，但这种真实感是特效做不出来的。我们还参考了返回舱的缓冲原理，让李明奇能以相对安全的方式着陆在冰上，既保证了戏剧效果，又不会太违背常识。包括整个飞行的路线，我们也参考了国际上其他从高塔跳下的极限运动案例，做了一定的论证。

剧组制造了真的可以飞上5000米高空的热气球

澎湃新闻：影片的演员阵容公布的时候就让人既惊喜又意外，蒋奇明是西南人，李雪琴之前没有演过戏份很吃重的戏，你对他们的信心来自哪里？

鹏飞：我看过他们之前的作品，都很有实力。其实在写剧本的过程中，我就一直在寻找对应的人物形象，就像捏泥人一样，慢慢让角色成形，但有时候写了很久，人物的脸还是模糊的。直到有一天，制片和监制让我看蒋奇明的《漫长的季节》和《宇宙探索编辑部》，看完后我立刻回去接着写剧本，结果发现这一稿里的李明奇，我都写成了“李奇明”，刚想改就突然觉得，这个人物清晰了，李明奇就该是蒋奇明的样子。还有一个蒋奇明告诉我的巧合，他父母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其实也是“奇明”和“明奇”之间纠结了很久。

广西人蒋奇明在片中讲一口地道东北话

高雅风这个角色也是，写剧本时我总觉得耳边有李雪琴的声音，她的语气、神态都特别贴合这个角色。包括姜武老师，一想到他的形象，就觉得这个角色非他不可。作为导演，最幸运的就是写作时想象的演员，最后真的能来参演。当蒋奇明换上工装、戴上帽子，李雪琴穿上那个时代的衣服，我觉得自己写的人物真的鲜活了起来。双雪涛也很感动，他是东北人，李雪琴穿着工服看热气球升空的那场戏，他就说：太像他妈妈年轻上班时的样子。路演时也有很多观众反馈，说蒋奇明和李雪琴演的夫妻，像自己的大姑大姑父或爸爸妈妈，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褒奖。

李雪琴换上工装让双雪涛都直呼“像我妈”

澎湃新闻：董子健演的庄德增，是《平原上的摩西》里的人物，穿越到《飞行家》里当反派，这个想法是谁提的？

鹏飞：这个是双雪涛老师定的。一开始这个角色在剧本里不叫这个名字，而且戏份不重，只是个不起眼的坏蛋，后来改着改着，我们觉得可以把他放大。有一天雪涛老师问我“叫庄德增怎么样”，我觉得挺好，就定下来了。对我来说，这就像平行宇宙，同一个年代的人，经历了下岗等时代变迁，可能会活成完全不同的样子。

选演员的时候，就想找一个“看着不像坏蛋的坏蛋”。老港片里的坏蛋一看就是坏蛋，但庄德增看着文质彬彬、很靠得住，还学过天文，曾经有过光荣事迹，这样的人最后是反派，反差感更强。就像《又见奈良》里，我找了一直在日本电影里演黑社会的国村隼来演善良的警察，凶神恶煞的人做了好事，这种反差感更吸引人。董子健平时给人的感觉很乖，他自己也想演反派，这次他自己也说演得太过瘾了。

董子健饰演的庄德增从双雪涛的“平行宇宙”穿越而来

澎湃新闻：电影里有个很魔幻的桥段，是李明奇在飞行途中遇到了《西游记》四人组，又荒诞又不违和，谈谈这部分的设计。

鹏飞：因为我本身是个《西游记》迷，小时候非常迷恋看86版的《西游记》，包括小说也是读了很多次。长大了工作累的时候，也会看两集《西游记》，特别解压。《佐罗》也是我小时候喜欢的作品，它和《西游记》都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我觉得让东方英雄和西方英雄在电影里相遇，挺有意思的。而且这些扮演英雄的人，卸了妆、摘了眼罩，其实都是在生活中挣扎的普通人，这种反差感很吸引我。

“商业”了，反而是最接近自我的表达

澎湃新闻：《飞行家》里关于怀抱梦想的人，面对现实的选择与挣扎，在你作为创作者的生命经验里有类似的体悟被投射到电影里吗？

鹏飞：我的成长经历里，家里的长辈给过我这样的启发。我家是做京剧的，从小在剧团长大，后来京剧不景气，大家就开始走穴，我妈妈去跳流行舞，乐队的人也转去做西洋乐、流行乐。前几年国家让退休京剧演员给小学生上课外班，她被选上后特别认真，自己上网找老段子、老曲目背诵，还自掏腰包买橡皮、小扇子给孩子们当礼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有一次我陪她坐地铁，所有人都在看手机，只有她对着台本练唱念做打，那一刻我觉得，我妈妈也是一位“飞行家”。就算没有大舞台，她一辈子都没有放下自己心里的热爱，直到晚年她也很珍惜自己小课堂的那一方舞台，觉得自己在“发光发热”。

我自己拍电影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最早拍完《地下香》后，我甚至不想再拍电影了，那个时候我知道自己在刻意模仿蔡明亮导演，不是从心里长出来的东西，我自己都不满意，亲戚朋友问起，我都不好意思提自己是导演，不愿意别人喊我“导演”，对这个称呼没有认同感。

鹏飞导演处女作《地下香》，曾入围威尼斯、釜山等电影节展并斩获奖项

后来机缘巧合去了云南，我把自己丢在那里，暂时忘掉拍电影的目的，重新由心寻找灵感，最后写出了《米花之味》，没想到这部文艺片还挺受认可，去了奈良电影节获奖，之后又有了和河濑直美老师合作的《又见奈良》。拍完《又见奈良》，同事推荐我看双雪涛的小说，就这样结缘了《飞行家》，一做就是6年。

《又见奈良》

澎湃新闻：六年拍一部电影其实是挺长的一个过程，尤其过去六年，中国电影是一个挺艰难的阶段。这期间经历了些什么？

鹏飞：太焦虑了！我到现在都还会焦虑，一会儿站起来踱步，一会儿拉开抽屉又关上，一会儿开门又关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这六年里，团队很多次都想放弃，制片从本来意气风发的年轻小伙，熬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他开始盘核桃缓解焦虑了，最后甚至要捏速效救心丸的糖衣减压。他的孩子4岁了，出生就知道爸爸在拍电影，一直也不知道拍的是什么。

澎湃新闻：因为这几年大环境不好，很多导演其实也会同时进行好多项目，期待“东边不亮西边亮”，你是就在这一个项目上死磕了吗？

鹏飞：我始终觉得，做电影就像等地铁，没赶上这班就等下一班，如果盲目追逐，看这班赶不上了又立马奔下一个站台，可能又是疲于奔命地扑空，不如专注把一个项目做好。“东边不亮西边亮”是一种方式，但不适合我。进展缓慢的时候，至少这个过程里让团队看到，导演还在兢兢业业改剧本呢，可能对其他人也是安慰吧。

澎湃新闻：你之前以拍文艺片居多，这次《飞行家》明显有更强的商业片意识，票房也是你所有电影里最高的。拍到第四部长片，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

鹏飞：我本身就喜欢商业片，小时候看《佐罗》《西游记》，也能看出来了。实习时遇到了蔡明亮导演，被他的风格影响，先进入了文艺片的世界。当然那个世界很美，我有时候回头看《米花之味》，自己都会感叹，我那时候怎么能那么安静？那个人物很少说话，镜头节奏缓慢的阶段，已经留在过去了。拍《飞行家》这样的电影，我其实很开心，虽然制作过程辛苦又痛苦，但这是我真正想做的。

《飞行家》海报

澎湃新闻：电影里“3.5米的飞行高度”很有意思，“小目标”是不是更能引发当代观众的共鸣？这个故事对今天的观众来说，有哪些当下性？

鹏飞：“3.5米”是双雪涛老师提出来的，我们都特别喜欢。每个时代有不同的背景和环境，对应的目标也不一样。大集体时代，李明奇的飞行器是笨重的大铁疙瘩，更多是为了集体荣誉；到了改革开放后，“3.5米”的高度就很贴合时代——大家开始有了服务个人的意识，更关注实实在在的生活，比如用飞行做生意、改善生活，就像私人汽车开始出现一样，梦想变得更具体、更贴近生活。

现在很多年轻人生活压力大，网络占满了大家的生活，资讯多样、机会也多，但同时也容易让人迷茫、焦虑。我希望观众看完电影后，能思考自己是否还能守住最初的热爱，是否还有勇气坚持自己的选择。李明奇用一辈子去追逐飞行梦，尽管经历很多挫折，但他还是会守住自己心里的那团火，这也是我想和当代观众建立的连接——无论时代怎么变，相信自己，不被外界左右，这种坚持本身就很有意义。

澎湃新闻记者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