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无偿捐给国家2000亿，一生简朴，96岁去世享国葬待遇

1954年春天的维多利亚港，一条往返九龙与上环的渡轮缓缓靠岸。一位身着旧呢子大衣的中年人拎着皮箱，脚步急匆匆，同行者劝他歇口气，他却摇头道：“晚一分钟，前线的药品也要迟一分钟。”这人，正是后来创办南洋商业银行的庄世平。那只皮箱里，装的不是公文，而是他连夜筹来的几箱青霉素和急救包，准备托人转运到内地。多年以后，他会把毕生积蓄——足足两千亿元——悉数献给共和国，而那份“分秒必争”的信念，其实早在抗战年代就已牢牢烙进他的生命里。

庄世平1911年出生于广东潮安，祖辈行医，读书氛围浓厚。少年求学时，正值民族危亡，他在上海中国公学、后又转读经济大学，课堂之外，最上心的是救亡社团的传单和街头募捐。1936年冬，他跟同学合办《时讯日报》副刊，写下“国不救亡，商无宁日”八个大字，引起当局警觉，被迫南下避祸。敢写敢闯，是他日后横跨金融与政治的前奏。

抗战全面爆发后，庄世平把自己定位成“流动的血库”。他频繁出入泰国、新加坡、槟榔屿，利用潮汕侨商网络搜集医药、成箱美金，再设法运往浙赣前线。一次，日机封锁马六甲，他改走印尼转道汕头，三易航线才把410箱物资送到游击区。同行记者回忆道：“他整夜守在甲板，生怕被炸弹击中。船一进港，他第一个跳下去。”在动荡年代，这位原本可以在侨社安稳赚大钱的青年，偏偏选择了最苦、也最危险的路子。

1947年，国内政局风雨欲来，上海金融市场挤兑不断，外资银行趁机抄底。正是此刻，香港街头多了张不厌其烦推介新银行计划的传单。署名“庄世平”的小字条告诉同乡商号：若想留住华人的银根，就必须创立完全由国人掌控的金融机构。这番奔走呼号在1949年12月14日结出果实——南洋商业银行在皇后大道的旧楼里营业。剪彩刚毕，楼顶升起一面五星红旗。彼时港英当局对新政权尚在观望，旗杆下却早有上百名华人侨领齐声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场在殖民地半空飘扬的红旗礼，立刻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有人私下劝他“收敛些”，他只是淡淡一句：“银行家也有祖国。”

南洋商业银行挂牌不到两年，朝鲜战火燃起，香港对内地的贸易骤缩，西方金融制裁接踵而至。庄世平选择逆流而上，率团队挨家挨户游说华资厂商，以“中转贸易”模式帮助新中国购进急需的钢材、电机、石油。南商在1950年代的存贷款总额虽不及英资重镇汇丰，却数次在关键时刻提供解放区急缺的外汇。经济学者统计，仅1951年一年，南商通过地下渠道回流的外汇就占新中国外汇收入的两成以上，这在外界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金融奇迹”。

改革开放后，已年过古稀的庄世平再度挑起重担。1979年8月，他随港澳工商界代表考察蛇口，一脚踩进还没干透的海边淤泥。“这里会变样的。”他望着荒滩说。为了给特区引资本、找技术，他把旧识、新友一一请到深圳。合资企业、国际联合银团贷款、面向三地的“发达卡”，十几年间，你几乎能在每一次重大金融创新里看到他低调的身影。1986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把“外资银行、保险机构准入”写进条文，这个建议最早就出自庄世平的备忘录。十二年后，深圳授予他首批“荣誉市民”称号，他却笑着推辞晚宴，理由只有一句：“让投资人先吃好。”

以商业之身服务国家，并不妨碍他对公益的执念。潮汕山区交通不便，他说服李嘉诚投下巨资建汕头大学；地方医院缺手术灯，他掏腰包从瑞士空运；家乡中小学操场泥泞，他再三催促乡绅，同意后亲自监工平地铺草。有人统计，他在潮汕一地投入的善款，若折合今日币值，足以修建三十所标准中学。可回望他自己——香港北角的旧公寓不到百平，客厅窄得只容得下一张灰布沙发；腕上那只二十年没换的老精工，指针掉色却从不舍得丢。

1970年代末，国家为他安排驻外顾问待遇，每月津贴两千港元。可他大多时候仍乘电车或步行到银行，“给年轻职员做个样子”。秘书看不下去，悄悄为他买了辆小汽车，他只坐过两次，便转送给基层同乡会。有人质疑他是否“作秀”，老友替他辩解：“他借钱给抗日时，连一斤米都没拿回。”一句话，道破了这位银行家骨子里的倔强与清贫。

2007年6月2日凌晨，香港养和医院传出噩耗。庄老走了，终年九十六岁。国务院治丧委员会的唁电中，称他“为国家金融事业和爱国统一战线作出卓越贡献”。国旗覆盖灵柩，礼兵肃立；棺椁启程北上八宝山，香港街头自发送行的市民排起长队。有人记得他曾交代：“葬我葬我，不必排场。”可共和国还是以国葬规格，为这位用支票与良知写史的老人，行了最后一次隆重的敬礼。

葬礼结束后，遗嘱被公开：银行股权、个人投资、艺术藏品全部划拨国家，以及教育、医疗等公益信托，折算金额约两千亿元。财款数字一经公布，香港舆论哗然。报纸头版打出黑体字：他是真正的“中国银行家”。世人这才忽然明白，那枚戴到指针掉漆的旧手表，只是他谨守初心的注脚；而那句“银行家也有祖国”从来不是口号，而是一生行止。

有人说，商道与家国往往分途；可在庄世平的履历里，两条道路却交汇成一条更宽阔的航道。东南亚奔走、香港办行、深圳筑梦、衔泥补巢的公益之旅，终点并非个人财富的高峰，而是把全部身家化作国家长河里的一滴水。岁月流逝，他留给后人的不是豪宅、名表，而是一份金融报国的样本——钱可以生钱，也能生出新的工厂、学校和医院；而干净的初心，往往比金钱更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