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在明尼阿波利斯目睹美国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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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查尔斯·霍曼斯（Charles Homans）

摄影：菲利普·蒙哥马利（Philip Montgomery）

查尔斯·霍曼斯来自明尼苏达州，是《纽约时报》的政治记者。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及周边地区停留10天，观察联邦特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冲突，并采访了移民、行动者以及市长。

当联邦特工冲进这座城市，而居民抱团自保时，我所看到的，是一个黑暗、反乌托邦式的未来正在变成现实。

唐纳德·特朗普对美国民主最深刻的一次背离，从他的言辞与行动中都清晰可见，那就是他认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并非由理想或规则来界定，而是由权力的展示来界定，而且这种权力展示必须在总统的个人指令下完成。多年来，这一点已经足够明显，但直到我抵达明尼阿波利斯，这座我的家乡，亲眼见证特朗普的美国国土安全部（DHS）所谓“都市突击行动”时，我才真正看见它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

1月14日晚7点44分，也就是我抵达这座城市8小时后，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府的官方X账号发文称，“收到报告，北明尼阿波利斯发生一起涉及联邦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到那时，所有人都已明白，这里所谓“联邦执法人员”，指的就是在整个都会区内分散部署的3000名移民执法人员之一。明尼阿波利斯人几乎一概把他们称作“ICE”，也就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这家机构处在这波行动的最前线。

他们自12月起就已在此，名义上与一项欺诈调查有关，而那项调查明显超出了他们部门的职权范围。随后，这项行动转而呈现为一种更缺乏甄别的搜寻，看上去是在更随意地追逐可能存在的移民违法线索。明尼阿波利斯都会区并不大：亨内平县与拉姆齐县分别容纳明尼阿波利斯与圣保罗这两座城市及其诸多郊区，两县合计的面积还不到洛杉矶县的五分之一。洛杉矶县曾是特朗普政府去年首次发动同类移民打击行动的目标。

这里也聚居着一批城市进步派居民，他们投入大量精力追踪联邦特工。这座城市成了一只巨大的眼睛，每一位积极介入的市民的智能手机，都像是加密通信应用Signal上邻里频道的视神经所连接的一枚视网膜感光器，在公共空间中扫描ICE踪迹。

在当下这种高度紧绷的氛围里，记录与对抗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ICE人员只要在某个地点停留超过几分钟，迎接他们的往往不止一两个举着摄像机的旁观者，而是许多人，而旁观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转化为抗议。这类遭遇中潜伏的易燃性，在旁观者拍下的画面里已经显露无遗：1月7日，一名ICE特工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s）在南明尼阿波利斯一条积雪覆盖的街道上，朝一位居民蕾妮·古德（Renee Good）坐着的汽车开枪并将其致死。1月24日，37岁的退伍军人事务部（V.A.）医院注册护士亚历克斯·杰弗里·普雷蒂（Alex Jeffrey Pretti）被边境巡逻队特工致命枪击时，这种易燃性再次显现。

蕾妮·古德遭致命枪击引发的震惊，迅速转变为更强烈的愤怒，并升级为与联邦执法人员的正面冲突。

对这次部署所伴随的暴力的震惊，很快便让位于更强烈的愤怒。1月14日，市政府官方X账号发帖后不过几分钟，现场便聚集起约一百名来自都会区各处的人。地点在明尼阿波利斯北侧的霍桑社区。根据一名联邦调查局（FBI）特工提交的宣誓书，一名ICE人员在实施逮捕时遭人用扫帚袭击，随后朝一名无证移民的腿部开枪。等我赶到时，周围数个街区已用现场警戒带封锁。警戒带外的黑暗中，一些联邦执法人员头戴巴拉克拉法帽，身着战术装备，在那里无目的地徘徊。多数人臂章显示，他们隶属ICE的“执法与遣返行动处”部门。

在 1 月 14 日第二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枪击事件现场，联邦执法人员更像一支正在敌对外国首都执行任务的作战分队，而非在美国城市中开展常规执法行动的警力。

这些特工戴着面罩、穿着军式装备，给人的印象是一种凶悍的全能感。但ICE以及其他机构同样常常明显缺乏准备，无法应对他们在城市中制造出的治安场景，甚至连天气都应付不好。在路口另一侧，一名特工在结冰的人行道上滑倒，随后仓皇离开，把一个未加防护、装满实弹的弹匣遗落在街上，引来人群的嘲笑。离我更近的地方，一辆没有标识的黑色吉普大切诺基正试图从人群中挤出去，几名步行的执法人员在旁护送。“从我的该死的街上滚出去！”有人喊道。

一名穿着毛领派克大衣的女子抡起一根塑料路桩，砸向那辆车的后挡风玻璃。玻璃在一声沉闷的碎裂声中崩开。没过多久，空气里便满是烟雾弹与警用痛球弹，催泪瓦斯也弥漫开来。不到一小时前，这里还只是条安静的住宅街，如今沿街二楼的窗户后却探出一张张面孔。“你们杀了蕾妮·古德！”一名男子吼道。

就一场街头抗议而言，现场气氛怪异又不稳定，仿佛少了几道常见的固定程序。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原因，因为我没有看到警察。我在更远处的街边曾经过一辆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巡逻车，但在这里，在联邦特工与人群发生冲突的地方，他们却不见踪影。那些联邦特工看起来更像一支在敌对的外国首都穿行的士兵小队，而不像一座美国城市里惯常可见的执法人员。

当一群民众在枪击现场与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官员对峙时，现场很快升腾起烟雾弹和催泪震爆弹的浓烟，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催泪瓦斯。

数周以来，这些特工一直在一场权力剧场中充当演员，施加各种形式的国家强制力与暴力。他们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镜头为这场表演构图，为特朗普政府的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持续输送内容。我在现场亲眼看到的，是这套权力表演的边界，尤其是当你站在镜头框架之外时更为清楚。这些特工几乎没有维持秩序的能力，也看不出有多少意愿去维持秩序。他们的存在是一条混乱的传播路径，而控制混乱不在他们的工作描述之内。在我看来，唯一让人群尚未进一步冲上去的，是他们知道一周前类似的执法人员曾枪杀一名女子，而一小时前又在街道上方不远处枪击了一名男子。那天夜里我离开现场时确信，这种事还会再次发生。

“掏出手机，按下录制”

在第二起枪击与冲突发生当晚，处境艰难的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在官邸通过官方镜头直播讲话。他将联邦对该州的部署称为“占领”，并称其为“我们自己的联邦政府对明尼苏达人发动的一场有组织的残暴行动”。

沃尔兹的讲话中，隐含确认了一个至少从民权时代南方各州围绕学校融合的对峙以来就广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州长在现实时间里、以正式手段抵抗联邦权力施加的工具极其有限。不过，明尼苏达州以及其他每一个州都拥有大量的个人电子设备。“随时把手机带在身上，”沃尔兹告诫州内居民说。“如果你在社区里看到ICE，就掏出手机，按下录制。”他说，目的在于“建立一份针对明尼苏达人的暴行数据库，不仅是为后世留下记录，更是为未来的起诉储备证据”。

这种由公民对联邦特工进行监视的做法，连同移民突袭本身一道，已在美国各地广泛传播，并且经常得到沃尔兹这类民主党官员的支持。它在洛杉矶的前几轮行动中不断被打磨，尤其在芝加哥更为精炼。正如沃尔兹所暗示的，这一策略具有双重目的：既获取证据，也争夺叙事，让世界看到特朗普移民打击在实践中是什么样子。

由于明尼阿波利斯本就不大，而联邦部署却具有重锤般的体量，加之当地居民对其极端蔑视，一些社区对ICE行动的观察与记录，强度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这也加剧了突袭带来的战争迷雾式混乱与偏执。

有一天下午，我把租来的车停在一座加油站的停车场里。高中时朋友们曾在这里买烟。我忽然听到身后一阵尖锐的口哨合鸣。明尼阿波利斯人和去年芝加哥人一样，曾大量发放口哨，并在发现ICE行踪时集体吹响，以此提醒他人。我下车张望，结果发现吹口哨的人正指着我。这是我在一周之内第三次被误认为ICE特工。

紧跟在那些观察并记录ICE行动的市民身后，是一群记者，其中不少人我都认识。我们在那条不断扩张的“美国大崩解”媒体巡回路线里反复碰面，民兵集会、特朗普出庭、以及其他城市反对移民突袭的抗议，都是这条路线的固定站点。我伸手想与一位知名战地摄影师握手，他却歉意地把手收回，双掌朝外举起，说了一句：“Mace。”意思很明白，他手上沾了胡椒喷雾，握不了手。

他们刚从附近一座公园的冲突现场回来，冲突的一方是当地居民，另一方是边境巡逻队高层官员格雷戈里·博维诺（Gregory Bovino）。这位喜欢对着镜头做姿态的官员，过去数周一直亲自在明尼阿波利斯出没，时而介入，时而抽身离开。他常穿一件军式长大衣，这种装束很容易引来外界把他比作盖世太保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也确实在现场流传开来。有人掏出手机给我看一段视频，画面显示就在几分钟前，博维诺本人把一枚绿色烟雾弹掷向抗议者，那种戏谑的随意劲儿，像后院烧烤的主人把一罐高罐啤酒抛给刚到的邻居。等他们离开时，又有一名联邦执法人员把一个装满实弹的弹匣掉在街上。三天后，博维诺所属机构的执法人员将在不到一英里外开枪打死普雷蒂。

1 月 16 日，联邦执法人员在 B.H.惠普尔联邦大楼外施放催泪瓦斯驱散示威者。

当你观看这类视频，以及它们如何在各个社交平台上被公众消化时，最令人震动、也颇为寒意逼人的一点在于，它们与特朗普政府自己发布的视频并无显著差别。而且，在这个意识形态裂谷般深的国家里，两边的人对画面中发生了什么似乎也并没有太大分歧：移民在零下严寒中被押离车辆，示威者在近距离遭胡椒喷雾喷射。这些画面展示的是国家以自信姿态施加暴力，并公开表现出对程序或规范的细枝末节漠不关心，权力表达本身成为目的。对一些人而言，这令人恐惧；对另一些人而言，这令人兴奋。对我交谈过的许多城市居民来说，其中的信息再清楚不过：没有人能帮他们。他们只能靠自己。

“我一直跟大家说，如果你真想为明尼阿波利斯现在正在发生的这种事做好准备，你得认识你的邻居，”一位居民史蒂夫·加格纳（Steve Gagner）在沃尔兹讲话后的第二天对我说。我们坐在一家离他家不远的咖啡店里，地点在南明尼阿波利斯。那里已成为当地抵抗联邦部署的核心区域。店主正在四处奔走，指挥人们搬运门口堆叠的箱装食品与生活必需品，那是捐给数千个移民家庭的物资，这些家庭包括无证者与其他身份者。由于害怕被捕，他们被认为正躲在都会区各处的家中。

如果用沿海城市的参照来想象，南明尼阿波利斯大致相当于布鲁克林的普罗斯佩克特高地或洛杉矶的回声公园。它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尺度上属于历史上更为多元、也更偏工薪阶层的区域，如今则成了这座城市大学学历较高、进步派专业人群的引力中心，是社工与平面设计师聚居的社区。加格纳41岁，留着长发，在郊区长大，现在与两个孩子住在城里，并同时做着两份工作，木工与上门维修，动画与珠宝设计。他戴着的耳环是他自己做的，图案是明尼苏达州州旗。过去几周里，这面旗帜意外获得了新的含义，成了一种反抗的标志。

明尼阿波利斯市民广泛分发哨子，并集体吹响以警示人们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行踪。

南明尼阿波利斯也是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杀害的地点。当时，加格纳住在第三分局警察局五个街区之外，警员德里克·肖万就在该分局任职。第一批示威者曾从加格纳家门口走过，前往警局。“我们当时其实在外面鼓掌，”他说。半小时后，催泪瓦斯开始飘进敞开的窗户。“然后，”他说，“局势就失控了。”

弗洛伊德之死后，明尼阿波利斯出现抗议与骚乱，第三分局大楼以及多家本地商铺被焚毁。全国媒体常把那场动荡描绘为沿着种族界线发生，但那并不完全准确。最猛烈的骚乱发生在以白人为主的南明尼阿波利斯，而不是像霍桑那样历史上以黑人为主的北侧社区。加格纳支持抗议，对警察局批评尖锐，但他也并不特别希望自己家被烧掉。

许多居

他与邻近社区的一些人，在那场动荡爆发的头几天组建了临时的社区巡守小组。如今，在这场危机中，那套非正式基础设施又被重新激活。“我看到了很多当初挺身而出的人，现在又重新回到了那些角色里，”加格纳说，只是如今人们使用加密通信，或者干脆完全离线。“这也非常不同，因为这一次是，”他声音压低，几乎带着难以置信的耳语，“这一次是政府。”

尽管在当下这种氛围里，他们所做的工作显然带有政治意味，但若把加格纳或我见到的任何一个参与这些最基础抵抗行动的普通人称作“行动者”，仍让人觉得不太合适。他们的大部分举动，在任何其他情境下都应被视为最不具争议的那类公民参与。对峙开始后的最初几天，双子城及其郊区的许多人加入了社区层面的行动，通过Signal加密群组组织起来，追踪联邦特工，并在他们认为尤为脆弱的地点周边守望，例如学校、公寓楼和本地商铺。

但到1月中旬，我在南明尼阿波利斯交谈的许多人已经认为，与其继续把精力放在追踪特工上，不如把重点转向突袭的目标群体。他们会接送移民家庭的孩子上学。明尼苏达州以及其他州的联邦特工曾在家长送孩子上下学时实施抓捕。他们也向那些不敢出门的家庭运送物资。

这项工作促成了一个新的接触面，将当地白人进步派与拉丁裔社区机构连接起来。一个关键节点是“Dios Habla Hoy”，这是一所无宗派的福音派教会，会众以拉丁裔为主，如今成了食物配送的本地枢纽。联邦突袭开始以来，该教会的墨西哥裔美国牧师塞尔希奥·阿梅斯夸（Sergio Amezcua）在媒体上成为反抗的声音之一。他同时自称保守派，并在2024年投票支持特朗普。

阿梅斯夸本人也经营保险机构。他说，在移民打击行动之前，他认识的许多明尼阿波利斯拉丁裔商界人士一直支持特朗普。“我们这边很多企业都觉得，‘我认为特朗普就是答案，’”他对我说。“相信我，100%的人都后悔了。”他表示自己也后悔。

其他救助行动则由家长教师组织协调，尤其集中在拉丁裔学生比例较高的学校。以学校为中心的组织方式，与观察并记录ICE行动的战术一样，都是从芝加哥的社区网络移植而来。去年，芝加哥的家长曾围绕所谓“庇护学校”展开动员。尤其对小学阶段孩子的家长而言，他们突然不得不向孩子解释，为什么家长要在校园周边提防联邦执法人员，为什么孩子的拉丁裔同学开始留在家里。在恐惧与愤怒这两种极具父母气质的情绪交织下，他们原本潜藏的政治立场被迅速点燃。

南明尼阿波利斯另一所学校的一位母亲请求匿名，以免让学校遭到更多关注。她说，自己曾撞见ICE特工扣留一辆车的司机，随后把人带走，也把车钥匙一并带走。她走近那辆被遗弃的车往里看，副驾驶座上坐着一名女子，后座上蜷着一个小孩。“他们就那样走了，”她说着哭了起来。“他们就这么走开，他们不在乎。可我们都是人啊。”

我问她如何和自己的孩子谈论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一直在对他们撒谎，”她说。“你不危险。我也不认为他们有危险，但我们没法保证。因为他们根本不按规则来。我们是白人，可谁知道呢？你看他们一眼不对，他们就可能把你的车窗砸碎。”

“别开灯”

那周稍晚的一个下午，我驱车前往明尼阿波利斯郊区一处不起眼的低收入公寓社区。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让我进楼，带我上到三楼的一套公寓门口，然后把门在身后关上。

公寓本来就小，窗户一遮住，空间更显逼仄。男子和妻子都因担心被捕而要求不具名。他们用一条毯子遮住一扇窗，用一张印花床单遮住另一扇窗，屋里借着窗外惨淡的冬日光线显得格外苍白。两个年幼的女儿总想往外偷看，父母就把她们从窗边赶开。父母还警告孩子们，一旦有人把床单掀开，无人机就能看见屋里。

这名男子只在最隐蔽、最短促的时刻才会出门，比如倒垃圾，或在扫雪车来清理停车场时挪动车辆。他想了好一会儿才回忆起，上一次走得更远是什么时候。应该是十一月。他说，那差不多就是“学校”通知他们突袭正在发生的时候。

这栋楼里住着不少像他一样的移民。他说，自己和妻子带着女儿几年前从厄瓜多尔来到美国，并在边境提出庇护申请。这是一套明确的法律程序，在拜登政府时期，通过这一程序获准入境的人越来越多。有些申请人会提出非常具体的人身威胁。也有人给出更宽泛的理由，比如他。他说，家人来到美国，是因为厄瓜多尔原住民群体在国内遭受偏见，而他们居住的首都基多暴力不断升级。就在六年前，这座城市还相对平静，如今却成了战场，卷入墨西哥贩毒集团为争夺太平洋沿岸走私通道控制权而进行的代理战争。

他说，家人的申请仍在审理中。与此同时，他拿到了工作许可，也拿到了社会保障号码。夏天他修剪草坪，冬天他清理积雪。但女儿学校的一名管理人员警告他，外出工作要格外小心。于是他开始躲在公寓里观察街道。

他注意到一些大型SUV，例如车窗贴着深色膜的雪佛兰萨博班，常常在公寓外一停就是几个小时。他拍下其中一辆的照片，发给学校里的一位联系人。“他们告诉我们，那是ICE，小心点，”他说。“把窗户遮住，别开灯，别出去买东西。需要什么就开口。”那已经是将近两个月前的事了。

在那名男子不再外出工作、全家也不再离开公寓之后，过了一两周，家里的食物就见了底。连续几天只能靠土豆充饥后，这家人向他们所属的教会求助。不久，志愿者便开始用纸箱把生活必需品一箱箱送来。

起初，他们让两个女儿停课在家。但学校警告说，这样的缺勤可能引发法律层面的处理后，女孩们又恢复上学，只是改成隔一天去一次，并由老师或学校管理人员陪同护送。

女儿们不停追问，为什么她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出门，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买食物，为什么连往窗外看都不行。男子一边琢磨该怎么解释，一边试着给她们一个说得过去的版本。“我跟她们说，外面有人在抓罪犯，”他说。和我在明尼苏达以及其他地方见到的大多数移民一样，那些受到移民突袭影响或因此生活在恐惧中的人，在特朗普最初谈到要把在美国非法居留的暴力罪犯抓起来时，其实是赞同这一想法的。他也向女儿保证，自己不是罪犯。“可我们不是这个国家的人，”他说自己会这样告诉孩子们，“所以得小心点，因为他们抓的是所有人。”

妻子无论如何都不忍心把更残酷的可能性对女儿们说出口，但最近，男子开始尝试和孩子们谈：如果父母被捕，会发生什么。之所以艰难，一部分原因在于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当联邦执法人员席卷全城，却显然没有为突袭后被留下的孩子做任何安排时，学校工作人员开始悄悄劝移民家长签署一份“家长权力委托表格”，把对孩子作出决定的权力临时交给他人，这是一种有限形式的监护安排。 可他又能找谁来承担这种责任？他在明尼苏达的亲属都处境相同。

他说，自己与 ICE 特工最接近的一次遭遇发生在他挪动车辆时。当时他在一个路口停下，正对面是一对车窗贴着深色膜的大型 SUV。他先给妻子发了条语音消息，随后把身体缩进座椅里，向上帝祈祷，希望自己能隐形。

我问他怎么确定路口那两辆车里的人是 ICE 特工。“他们坐的是那种大车，就是外面到处跑的那种特别新的大车，”他说。至于对方有没有戴面罩，他不知道。

在某个时刻，明尼阿波利斯的疑惧几乎制造出了自己的现实。那些有记录可查的突袭确实鬼祟而随机，但现在，半个明尼阿波利斯加上一支不断扩张的记者队伍也在开车四处寻找联邦执法人员，以一种越来越像执法者本人的方式在街道与停车场游弋，叠加出一层又一层谣言与混乱。

我第一次把车驶入这栋公寓楼的停车场时，看见入口旁一辆SUV打着怠速停着，一部iPhone抵在挡风玻璃内侧，镜头正对着我在拍。等我下车举起记者证件，那扇车窗缓缓摇下，露出两位笑容满面的白人女子。她们正开车给楼里像那户人家一样的住户送去食物。“不好意思。”其中一位语气轻快地说。

一小时后我离开大楼时，又看到两辆大型 SUV 在停车场里缓慢绕行。它们是 ICE 特工吗？还是在监看 ICE 特工的人？谁说得清。那天更早些时候，在一座正在发放救助物资的教堂外，我无意听见一名年轻男子在电话里报告说，他发现了一辆“已确认的 ICE”车辆。我四下寻找，直到意识到他报出的车牌号来自我租来的车。

“索马里人接管了你们的社区！”

去年，特朗普在重返总统职位数小时后赦免了参与 1 月 6 日美国国会大厦骚乱的人，其中一名受益者是爱德华·雅各布·朗（Edward Jacob Lang）。他来自纽约州北部，30 岁，在审判前已被关押数年，面临 11 项指控，其中包括用金属棒球棍袭击一名国会警察警员。朗常用“杰克”这个名字，他把自己的监禁经历经营成一种“政治犯网红”的个人品牌，但他在右翼阵营里似乎并没有真正的号召力。两年前，我曾去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外参加过一场声援他的抗议，他当时被关在那里，现场支持者还不到 10 人。 最狂热追随他和他那些哗众取宠戏码的人，诸如自称要在狱中组建民兵，又跑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总部外行纳粹礼者，反倒更像是一群轻信、容易被激怒的自由派，再加上一些更不遮掩、专靠点击诱饵吃饭的记者，他们一边消费这些内容，一边推高它的传播。

随着明尼阿波利斯紧张局势升级，朗宣布自己将来城里，带头组织一场“对‘小索马里’的十字军游行”，目标是在 1 月 17 日于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厅外焚烧《古兰经》。朗的宣告除了搅动那些注定会被挑动起来的人之外，其主要效果或许并非他本意，而是把一件事照得更清楚：特朗普的打击行动已经偏离其自称初衷有多远。特朗普起初说，联邦执法人员来到这里，是因为联邦正在调查一起涉及州社会服务体系、金额达数十亿美元的欺诈丑闻。这起案件已导致近 80 人被起诉，其中大多是该州索马里裔社区成员。明尼苏达聚居着全美规模最大的索马里侨民群体，多数是上世纪 90 年代在此安置的难民。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就把收紧难民安置写进自己的承诺，并把明尼苏达等地接纳索马里难民当作攻击对象之一。 到了12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又对索马里移民恶言相向，称其为“垃圾”。 但明尼苏达的索马里裔居民中，多数是美国公民或合法居民。 等到朗来到城里，联邦执法的关注点看起来已大幅转移。国土安全部对外通报的少数拘捕案例，表面上更多涉及拉丁裔与赫蒙裔移民。

右翼煽动者杰克·朗来到明尼阿波利斯，组织并领导了一场针对“小索马里”社区的“十字军游行”。

“索马里人接管了你们的社区！”朗在市中心游行时对着麦克风高喊。他穿着一件战术背心，看上去倒像这座城市新出现的另一种“侨民群体”，那些 ICE 特工。随着右翼网红与执法人员都越来越爱用类似的准军事装备和内容生产策略，过去在视觉上或许还能分辨的界线也变得越来越淡。“这些人是畜生。看看他们，看看他们。移民垃圾！”

当他抵达市政厅时，一群大约几百人的反对者已经等在那里。人群构成偏向左翼自由派阵营里最容易被挑衅带走的那部分，从举着扩音器替无关议题领喊口号的流动左派，譬如“解放巴勒斯坦”，到举着“爱永远获胜”标语牌的年长郊区居民。过去一周里我一直在交谈的那类南明尼阿波利斯居民则在劝大家不要到场。

我一直在想，朗究竟能动员来多少人，他们和一群愈发愤怒的当地居民撞上，会是什么场面。更何况，这是一座地方执法部门几乎消失了好几天的城市。穿过人群时，我发现朗和几个人缩在市政厅一楼一个下沉式窗井里，硬撑着承受人群的攻击：无休止的辱骂，一把滋水枪朝他喷出一股股冰冷刺骨的水，还有砸来的水球。

这种做法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就被更精明的右翼网红开过先河。他们会在镜头滚动时，故意把自己放到一些格外莽撞的无政府主义者面前，比如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等地，然后像意大利足球运动员那样，以夸张的劲头把挨打也变成表演。但这一次，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呈现方式依旧透着一种不对劲。我爬上一条长椅想看得更清楚，正好看到朗从窗井里跳出来，随后在一片挥舞乱砸的拳头之间消失了几分钟，接着又从另一侧冒出来。

混战的人潮朝我这边涌来时，我也挤进一群追着朗跑的人里。我们拐过市政厅转角，跨过一段轻轨轨道。左侧一名男子转身一拳打在另一个男子脸上。两人都戴着巴拉克拉法帽，穿着厚重外套。当天气温只有华氏个位数，所有人都裹着层层外衣，平日那些用来识别政治立场的标志几乎完全看不出来。大家似乎只知道一件事，要么是在追朗，要么是在追追朗的人，而几乎没有人像是在制止任何事情。我们经过市政厅旁时，只看到一辆巡逻车怠速停着。

当朗抵达市政厅时，已有约数百名反示威者聚集在那里等候着他。

朗跑了好几个街区，一直到英迪格酒店门口才被追上。追赶者把他放倒，开始用力朝他头部猛踢。他挣扎着站起来，带着几名摄影记者冲进酒店酒吧，从一处侧门撞出去，又钻进一辆路过车辆的后座。人群短暂地把那辆车堵在车流中，最终车辆还是脱身离开。（救他的人之一是一名跨性别女性戴伊·戈特舍（Daye Gottsche）。她后来告诉一位当地记者，在把朗送到安全地点的路上，她已明确告诉朗，她“不支持他那种人”。）

从人群后方很难搞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些示威者以为朗还在酒店里，便继续在门外逗留。来自查斯卡远郊的退休者乔迪·卡尔（Jody Carr）和她做护士的女儿站在街对面旁观。“我对变得暴力的那些人很失望，因为这不是这件事的意义所在，”卡尔对我说。她此前在查斯卡参加过近期的“不要国王”（No Kings）抗议，这是她第一次参加与 ICE 部署相关的示威。“我为自己是美国人而自豪，但我不为我们的政府正在做的事感到自豪，”她说。她还说，女儿的一位同事是一名在美国出生、具有肯尼亚血统的女性，几周前曾被 ICE 拦下，被从车里拖出来，“她当时穿着工作服正要去上班呢”。

查斯卡位于明尼阿波利斯都会区的边缘地带，是一片政治光谱混杂的区域，夹在稳固的民主党都会区与更外侧的共和党农村地区之间。我问卡尔，她认识的人里对这次部署是否存在分歧。她点了点头。

“我外甥女告诉我，我是对人类的威胁，”她说。

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车开了过来，车上载着十多名身穿防暴装备的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警员。他们来得有些晚，目的却很明确，就是驱散人群。随后，警员用手持扩音器先后喊话两次，预告即将动用化学刺激剂。相比之下，ICE 先前几乎毫无预警就直接动用这些手段，这种事先告知反而显得有点复古，甚至带着几分客气。示威者随即在市中心街道上即兴绕行一圈，像是在做一场临时的胜利巡游。一名敲鼓的男子领着人群做起一问一答式的呼喊：

“谁保护我们？”
“我们自己保护自己！”

我离开现场时只觉得麻木，仿佛我们刚刚差一点就会在街头目睹一个人被活活打死。第二天晚上，我给朗打电话，问他情况如何。

“还能好到哪去，顶多也就是一个被一群野鬣狗撕扯得肢体支离破碎的人所能有的那种‘还行’吧！”他却笑着答道。

朗已经回到东海岸。他说愿意接受采访，但前提是我们要把采访做成一段视频短片，并且我得保证《纽约时报》会刊登，他也会同步发布。“我现在通常更倾向于这样做，因为视频内容对我们双方的社交媒体平台传播都太重要了，”他说。我们不会联合发布视频。我带着一点尴尬睡着了。朗会没事的。

而内容，正如他自己也清楚的那样，确实足够炸裂。

“离开这座城市”

1 月 22 日下午，我在卡梅尔商城见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市长雅各布·弗雷。那里是一处规模很大、结构如迷宫般复杂的索马里商户综合体，位于南明尼阿波利斯湖街。地点是他团队选的，而且带着明显指向。我们穿过商城时，里面空空荡荡，多数摊位关着，金属卷帘门落下上锁，像是暴风来临前整座城市把门窗都钉死的又一幅画面。走廊空寂，一只扬声器里飘出伊斯兰教午后唤拜的声音。在为数不多仍在营业的摊位里，他看见一名相熟的商户。

“奥斯曼！”他喊道。对方迎上来拥抱他。
“你在赢，”那人说。

尽管沃尔兹的政治生涯在欺诈丑闻中搁浅，他在“都会突击行动”（期间宣布自己将不再竞选连任州长，但弗雷却可能像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那样，在某种程度上从这种“敌人的敌人”政治里获益。尽管他在 11 月轻松连任，许多南区进步派仍对他在乔治·弗洛伊德危机期间支持警察局的立场不满。那年 6 月，他曾前往弗洛伊德广场纪念地，结果被嘘声与辱骂赶走。

联邦执法人员戴着面具、身着军式装备，看似拥有压倒一切的强大力量；然而，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及其他相关机构却常常明显缺乏应对自身行动在该市引发的治安局势的能力。

“有人朝我吐口水，有人羞辱我，有人对我喝倒彩，”他对我说。我们坐在几乎空无一人的美食广场里，他面前是一盘山羊肉配米饭。他说，当时不削减警察局经费是正确的决定，“现在告诉 ICE 离开这座城市，同样是正确的决定”。

和其他那些遭遇特朗普移民突袭的市长与州长一样，弗雷也通过诉讼与媒体露面作出回应。他一方面毫不含糊地展示对抗姿态，另一方面又谨慎地让市政执法系统尽量置身事外。和沃尔兹一样，他目前也正因“阻碍联邦行动”而受到特朗普司法部的调查。我提到朗那次事件时，弗雷告诉我，无论穿制服还是便衣，警方当时都在附近，一旦必要就会介入。“那本来可能演变成彻底的灾难，但最终没有，”他说。

这话不算错，但在当时，那样的结果看起来更像运气多过别的因素。我说，直到殴打发生很久之后，我才看到警员出现。“他们在那儿，”弗雷坚持说，“他们确实跑过去帮了他”，在朗钻进那辆车逃离之前就已经出手。弗雷还指出，朗其实并没有就这次袭击向警方报案。

特朗普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联邦部署，和此前其他城市的部署一样，从来不只是移民问题。它也像一种仪式化的训诫，专门用来规训那些“不听话的自由派”，把他们长期享有的那层保护撕开，让他们看见自己选出来的政治人物在现实层面究竟能做多少，或几乎做不了多少。这一点在两天后被进一步强调。那时我已离开明尼阿波利斯数小时，边境巡逻队执法人员在卡梅尔商城几条街外与社区观察者对峙时开枪射杀了普雷蒂。从视频画面看，他们似乎在先把他依法持有、且当时并未握在手中的枪缴下之后，仍反复开枪。

在商城里，我问弗雷，这种权力展示以及强加的无力感，是否会削弱市政府的公信力，削弱市民对政府的信任。那种信任对市民而言是必要的，他们需要相信政府能在实质层面为他们挺身而出。

“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弗雷回答。“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在团结。我们看到人们以能与警察并肩工作为荣，那些曾经对执法部门极为批评的人，”他补充说，“最响亮的批评者，如今成了最直白的支持者。”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他把问题转成了市民对这座城市的支持，而不是城市对市民的支持。

美食广场旁边只开着两三家摊位。我们到的时候，弗雷先停下来和其中一位摊主寒暄，那是一名年轻的索马里男子。

“等 ICE 一走，一切就会像按下电灯开关一样，”他说，“到时候会是一场庆祝。”

“我们要办一场大派对。”那名男子满怀期待地说。

雅各布·弗雷点了点头：“到时候，这里的走廊里会有人跳起舞来。”

他的承诺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