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赵一曼儿子给毛主席写信，主席仅回复六字

1960年8月，一封没有署名地址的信件送到中南海。毛主席拆开一看，脸色当即沉了下来。信里用《忆秦娥》词牌填词，字字带刺，直指大跃进时期的问题。

秘书查明写信人身份后，毛主席沉默良久，最终只说了六个字。这个敢给最高领袖写这信的人，竟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独子陈掖贤。

1929年1月21日，湖北宜昌的一间简陋木板房里，赵一曼生下了儿子。

这天是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日，她给孩子取名"宁儿"，希望儿子一生安宁。可她自己的命运，注定与"安宁"二字无缘。

这一走，就是永别。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在东北战场骑着白马冲锋陷阵，被战士们称为"红枪白马女政委"。1935年11月，她在战斗中负伤被俘。日寇对她实施了惨无人寰的酷刑，七九式步枪子弹击穿的大腿骨碎成24片，全身伤痕累累。但她始终只有一句话：反满抗日，就是我的目的、主义、信念。

1936年8月2日清晨，赵一曼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向押解的宪兵要来纸笔。她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给儿子的遗书：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写完这封信三天后，枪声在珠河县郊外响起。赵一曼牺牲时年仅31岁，而此时的陈掖贤才7岁，根本不知道母亲是谁，更不知道母亲已经死了。

陈掖贤在大伯家长大，总觉得自己是个"野孩子"。

小朋友们背地里这样叫他，他听了心里难受，却不敢问。养父母对他好，姑姑陈琮英（任弼时的夫人）也疼他，可他心里始终有个疙瘩——自己到底是谁家的孩子？

十二三岁时，家里人终于告诉他：你妈妈叫李一超，是共产党员，早就死了。他听了，更加沉默寡言。性格变得内向孤僻，不爱说话，不爱打理自己，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轰动一时。陈掖贤和父亲陈达邦也去看了。他们哪里想得到，银幕上那个英勇不屈的女英雄，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妻子和母亲。

消息传到北京，传到四川，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找画师画了妹妹和外甥的画像，寄给了陈掖贤。1956年，27岁的陈掖贤终于确认：自己就是英雄赵一曼的儿子。

1957年，父亲陈达邦带着他踏上开往黑龙江的列车。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陈掖贤看到了母亲留给自己的遗书。他站在那封信前，愣了足足半小时，眼泪止不住地流。

他用颤抖的手，一字一句地把遗书抄在笔记本上。回到住处，他找来钢针，在左臂上一针一针刺下"赵一曼"三个字，再蘸上蓝墨水。针扎进肉里，血渗出来，他咬着牙不吭声。直到去世，那三个字还在他手臂上留着。

政府派人来通知他领取烈士抚恤金，陈掖贤当场拒绝："我怎么能要这笔钱呢？我的母亲是为国捐躯的，岂能用金钱来衡量？"连烈属证都没办，任何待遇也没要。

1960年春天，陈掖贤收到湖北宜昌老家的来信，说当地闹饥荒，饿死了人。

他心里不是滋味。那时候他在北京工业学校当政治老师，工资不高，自己也过得紧巴巴。他不会打理生活，工资一到手就乱花，月底常常饿肚子。学校专门派人帮他管工资，把钱换成饭票，可他转手又把饭票换成零食和酒。

有一次，他在宿舍饿了四五天，起不来床，同事们找到他时，人已经奄奄一息。

父亲陈达邦心疼儿子，某天带他到政协礼堂餐厅吃饭。那儿不用粮票，七角钱就能吃一顿红烧狮子头，有肉有菜。陈掖贤吃得很饱，但吃到一半突然放下筷子，脸色发白。他觉得自己享受了"特权"。

走出餐厅，看到街上奔忙的饥饿人群，陈掖贤羞愧难当。学校党委副书记专门找他谈话，解释说政协餐厅是照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的，让他不要有思想负担。可这些话根本没用，陈掖贤心里的结越系越紧。

1960年3月，他被下放到朝阳区楼梓庄公社劳动。每天天一亮就干活，修水渠，背石头，担水抗旱。一天劳动十四个小时，吃的是"双蒸法"窝头，没菜没油。晚上还要参加"大辩论"，主题是"粮食到底够吃不够吃"，每天开会到半夜。

陈掖贤除了劳动和开会，其余时间都躺在炕上，一言不发。

夏天，他参加了一场烈士子女的聚会。会上大家谈笑风生，他突然站起来发火，指责大家不关心百姓疾苦，说完转身就走。回去后，他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信里用《忆秦娥》词牌填词，批评大跃进时期公私不分的问题。信里没有脏话，但字字带刺。他写道："笙歌烈，华灯直上黄昏月。黄昏月，几人欢笑，几家呜咽？明眸皓齿肝肠铁，《霓裳》一曲何清越。何清越，江南春早，杜鹃啼血。"

因为住在中南海附近，陈掖贤找人直接把信送给了毛主席。

八月份，信到了毛主席手里。毛主席看了两行，眉头就皱了起来。看完整封信，他的脸色很难看。指着信封上的署名"陈掖贤"，他问秘书："这是谁？"

秘书回答："这是赵一曼烈士的儿子。"

毛主席一愣，沉默了很久。最后他叹了口气，说了六个字："算了，不予追究"。

陈掖贤没有因为这封信受到任何处分，继续在学校教书。但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陈掖贤的婚姻也是一团糟。

1957年，他跟学生张友莲结了婚，生了大女儿。可两人婚前没怎么了解，婚后又聚少离多，性格、生活习惯都不合。他不会管钱，月底就没钱花，两人天天吵架。

1959年，两人离婚。女儿被送到四川，由姨妈抚养。张友莲受不了打击，得了精神病，需要住院治疗。陈掖贤的情绪也越来越消沉。

1961年，学校党委让他住院治疗抑郁症。住了几个月出院后，他跟张友莲复婚，又生了二女儿。可张友莲的病时好时坏，经常住院，花销很大。两个女儿主要由岳母养着，他偶尔去探望。

1966年，父亲陈达邦去世，陈掖贤去墓地送葬。从此他更加孤单。

1969年，北京工业学校解散，他被分配到第六机床厂当工人。从老师变成工人，每天操作机器，装配零件。车间噪音大，他戴着耳罩干活，下班就低着头回宿舍，从不跟人打招呼。

1974年秋天，悲剧差点提前发生。

同事发现他四天没来上班，赶到他家一看，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原来他又没钱吃饭，饿了四五天，几乎没命。同事们把他紧急送到医院抢救，才捡回一条命。

之后他病退在家，1981年机电研究院分了家属楼，他分到一层单元房，一个人住着。

1982年8月15日，同事们又发现他好几天没上班。

推开门，屋里闷得厉害，吊扇停在半空。陈掖贤倒在椅子下，旁边是半截绳索。他自缢了，年仅53岁。

法医记录显示：他饿了三天，体内几乎没有固体食物残渣。

赵一曼的孙女陈红后来接受采访时说，父亲陈掖贤一生都牢记着奶奶遗书中的嘱托。他学习成绩优秀，考入人民大学外交系，本可以成为外交家，却因为不修边幅、性格内向，最终去了工业学校教书。他拒绝领抚恤金，拒绝任何特殊待遇，却也因此在困境中越陷越深。

1960年那封信，是一个正直青年对国家和人民的关切。他写信，因为他看到了百姓的疾苦；他拒绝特权，因为他不愿辜负母亲的牺牲。

可他终究没能走出时代的阴影，也没能走出自己内心的困境。母亲希望他"一生安宁"，他却用一生承受着无法安宁的痛苦。

赵一曼是英雄，陈掖贤不是。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对母亲的承诺，也守住了一个普通人的尊严。

1982年那个夏天，当绳索勒紧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手臂上"赵一曼"三个字，依然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