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章士钊面见周总理，提出一个要求，章含之：您让我很羞愧

1956年3月的一天，北京西长安街依旧风大。暖阳刚露头，72岁的章士钊披着一件半旧呢子大衣，坐进政务院一辆老吉普。车窗摇下，他咳了一声，掩在手心里的，是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字条。这天，他要去拜见周恩来总理。

回想六十年前，章士钊在日本弘文学院留过学，又在北京大学教过书，素有“北大才子”之名。年逾花甲后进入新中国政府，他自认已将个人浮沉看淡，可一旦说到女儿，他仍像所有父亲一样患得患失。字条上那行反复修改的句子就是他此行的全部目的——“望总理成全，留含之在京”。

时间往回拨到1946年。彼时，14岁的章含之刚考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附中，迷上了巴金，迷上了话剧。青春的她跑去求父亲，希望将来能写剧本、登台表演。没想到，脾气向来凌厉的章士钊当即变脸：“章家门第，岂可出戏子？你该去读正经书，将来出国留学！”短短一句，把少女的念想打进谷底。那次争执后，父女之间隔出一道看不见的墙。

1949年11月，北平初冬。解放军礼炮还余温未散，章士钊写信催妻女北上。母亲带着章含之踏上列车，上海的霓虹被风卷到身后。初到北平，出门全是灰墙灰瓦，卷筒胡同找不到尽头，章含之一句“听不懂满街官话”逗得后院邻居大笑，可她心里半点不轻松。

两年后，全国高校统一招生。章含之第一、第二志愿分别写了清华水利和建筑，第三写中文，第四写新闻。打算投身祖国建设的热情很高，成绩也不错，偏偏分数线卡得严，一志愿全落空。北京外国语学校（1954年改名北京外国语学院）抛来保送名额，她想了一天才答应：专业不是最爱，留京倒算退而求其次。

外语学校的日子并不轻松。按照1950年代中期教改方案，学生清晨五点半起床操练，早读、精读、泛读，一环扣一环。班里流传一句玩笑：“背单词背到睡觉都喊‘Good morning’”。她偶尔会在日记里写两行诗，又悄悄撕掉——父亲那句“章家不出戏子”仍像钉子。

1955年底，国家高等院校毕业分配方案初步拟定。外语人才奇缺，原则上要向边疆和外贸急需口倾斜。名单传到章士钊耳中：女儿最可能被派往昆明或兰州高校。想到漫长列车、陌生山川，他彻夜翻来覆去，终于决定登门求助。

于是才有了1956年春那趟吉普车。会见在中南海勤政殿进行。章士钊只求一事：“含之若能留在北京，老朽心安。”周恩来听罢，端起茶杯，目光温和又审慎：“老先生，国家调配人才，各有需要。她若确有建树，自会有更大舞台。”话虽婉转，分量不轻。章士钊再无多言，只把手里的字条悄悄塞回衣兜。

消息还是传到了学校。辅导员把章含之叫到走廊，低声道：“你父亲为你跑了不少腿。”女孩脸一下泛红。傍晚的宿舍楼道昏暗，她在台阶口堵住父亲，用夹着苏北口音的普通话轻轻说：“您让我很羞愧。”声音不高，却像两人多年误会的回声，撞得墙角回荡。

遗憾的是，父亲听到这句并没有立即回应。老人整理了一下领口，只留下一句“好好读书”，拄着拐杖慢慢下楼。夜风吹动楼前杨树，树影斑驳，不像父亲的背影那样硬朗。

同年7月，教育部正式下发调令：章含之留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英语教师，兼做口译实习。传闻周恩来额外批示了几行字，文件上却看不到他的签名，这段“幕后关照”究竟有没有发生，史料一直没有确证。学界有人说，这是总理对老教育家的尊重，也有人坚持认为纯属巧合。真相搁置多年，仍无定论。

此后十余年，章含之先做教师，再赴外交部翻译司受训，1964年随代表团出访坦桑尼亚，第一次登上万米高空。她给友人写信戏称：“差点真成了‘昆明教师’，幸而折回。”一句玩笑，却透出和父亲未解的心结。

1968年，年逾八十的章士钊在上海病逝。病榻前，他对身边人嘱咐：“含之当自立。”只七个字，再无往日斥责。那一年，章含之奔波在外交口，却没赶上最后一面。多年后，她在回忆录中写下：“我们最大的隔阂，是谁也没学会用对方能听懂的方式去关心。”这一句，比当年宿舍楼道里的“羞愧”轻，却更沉。

父女之间的误读，并非私人小事，而是一个时代对知识、对职业、对个体选择的多重期待交织。1950年代的中国，专家稀缺，国家机器运转需要每一颗螺丝钉归位；同一时刻，新一代青年也第一次想证明“我可以自己决定方向”。在这样的历史风浪里，章士钊的老派忧虑和章含之的青春锋芒，一碰就冒火星。

细细数来，两个人真正的冲突并不多。他们的矛盾，更多藏在未说出口的字缝里：父亲的“门第”与女儿的“梦想”，时代的“需要”与个体的“选择”。要说谁对谁错，很难给出绝对答案。1956年那场面见周总理的请求，只是一把放大镜，让所有暗流在光下显形。

多年以后，章含之成为我国第一代高级同声传译之一，参与了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等重大场合。换个角度想，如果当初被分往西南边陲，也许就没有这些履历。命运的路口，总是寸丝之间。她后来说得轻描淡写：“很多事，不必追根问底，能做成点事，又不枉当年羞愧。”话已至此，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