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开国少将赴京参会，途中遭遇意外去世

1977年3月27日，一场让人扼腕叹息的劫难，降临在东海舰队头上。

那种宿命般的悲剧色彩，至今读来仍让人心头一紧。

那天东方才刚刚泛起鱼肚白，一辆黑色轿车便驶出了宁波东海舰队司令部的大门，车头朝着杭州的方向疾驰而去。

车里坐着的，是肩扛将星的重量级人物——东海舰队司令员马龙。

原本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他得先赶到杭州，把在那边疗养的政委接上，随后两人结伴搭乘火车进京，去出席海军的一场关键会议。

谁曾想，这条路，马龙将军只走了一半。

当车子行进到浙江慈溪泗门镇地界时，路况变得恶劣至极。

就在这时，对面一辆重型平板车像失控的野兽般猛冲过来，还没等司机反应过来，两辆车就狠狠地“啃”在了一块儿。

这一撞，惊天动地。

等他恢复一丝意识，人已经躺在简陋的手术台上，脑袋疼得像要裂开，整张脸肿得变了形。

透过肿胀的眼缝，他模模糊糊瞧见首长被放在地上的担架上。

耳边传来陌生人的问话：“地上躺着的老汉是哪个？”

吼完这一句，他又一次昏死过去。

等到他在海军医院再次睁开眼，战友们流着泪告诉他一个晴天霹雳：马龙首长，没能留住。

同行的另一位秘书孙学东，还有那位司机，也都倒在了那条路上。

后来的尸检报告让人不忍卒读：巨大的冲击力让驾驶盘硬生生顶进了马龙的腹部，甚至把胃部都挤压到了胸腔位置。

伤成这样，就是大罗金仙来了也回天乏术。

那一年，马龙刚好65岁。

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给这位开国少将三十载戎马生涯，画上了一个太过仓促的句号。

可若是把目光拉长，去审视他的一生，你会发现，马龙这辈子其实一直在做一道关于“路”的选择题。

而在人生最要劲的那个岔路口，他偏偏挑了那条最难走的道儿。

把时针拨回到1950年的初夏。

彼时新中国刚刚站稳脚跟，中央军委拍板要组建海军和空军，急需从陆军野战部队里抽调一批硬骨头去当“奠基石”。

时任华北野战军20兵团司令员的杨成武，敲开了马龙的门。

摆在马龙案头的有两个去处：要么去搞空军，要么去搞海军。

这笔得失账，当时的干部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去空军，那是掌握蓝天，高精尖的技术兵种，气派，出成绩也快。

可去海军呢？

当时咱们的家底约等于零，除开几艘起义投诚的小炮艇，啥也没有，纯粹是白手起家。

马龙的第一反应直截了当：“我要去空军。”

理由很硬气，也带着股火药味。

打了半辈子仗，他眼睁睁看着战友和乡亲们被国民党的飞机狂轰滥炸。

那种只能抱头挨打、还不上手的窝囊气，他受够了。

他想飞上天，亲手把敌人的铁鸟揍下来。

这是一种典型的“血性直觉”。

谁让老子疼了，老子就要变成谁去揍他。

倘若当时杨成武顺水推舟答应了，中国空军的功劳簿上或许会多一位悍将，而东海舰队就要少一位“掌门人”了。

好在杨成武没急着反驳，而是反问了一句：“难不成咱们就没吃过敌人军舰的亏？”

这话一出，就像一根针，狠狠戳到了马龙的肺管子上。

马龙原本激昂的情绪，瞬间哑了火。

他的思绪被这一问，猛地拽回到了20年前——1930年的那个长江渡口。

那年头，红五军虽然在陆地上把郭汝栋师打得落花流水，一路撵到了长江南岸。

可真到了江边，红军的脚步不得不停下来。

因为宽阔的江面上，横着英、美、日列强的炮舰，黑洞洞的炮口指着岸边。

那些被打残的国民党兵，就在洋人炮火的庇护下，大摇大摆地逃到了江北。

而岸边的红军战士，手里只有老套筒，别说军舰，连门像样的炮都没有。

那是怎样的一种憋屈？

仇人就在眼皮子底下，你恨不得生吞了他，可隔着那道水，你就只能干瞪眼。

这种“望洋兴叹”的滋味，比挨炸弹还要难受百倍。

挨炸那是疼；眼瞅着敌人溜走，那是耻辱。

这笔账，马龙在心里头憋了整整20年。

杨成武看出了马龙心里的波澜，紧接着又加了一块压舱石：“去海军吧。

海军不光有船，还有潜艇、有航空兵。

你才39岁，学新东西正赶趟。”

这话里的道理硬邦邦：海军不是光有几条船就行的，它是个庞大的系统。

去了海军，你不光能解决“过江”的问题，连你心心念念想搞的“飞机”也包圆了。

这一番话，彻底把马龙说通了。

他调转了船头。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个“拉起一支像样的水师”的念头，彻底压倒了单纯的“报复心”。

1950年7月，一纸调令下来，马龙走马上任，成了华东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员。

决心是下了，可这条路真不好走。

当年的华东海军第七舰队，听着名头震天响，实则是个一穷二白的空架子。

几千吨起义过来的小艇，稍微遇上大点的风浪都不敢离港。

换做旁人，接手这种烂摊子，大概率是先向上面哭穷，要么就要钱要装备，或者发几句牢骚。

可马龙连个磕巴都没打。

这人有个脾气：路既然选了，那就一条道走到黑，绝不废话。

从华东海军第七舰队，到第六舰队，再到舟山基地，直至执掌东海舰队。

马龙在海防前线，这一钉就是二十七个春秋。

这二十七年里，他琢磨出了一套近乎严苛的“笨办法”。

那会儿台海局势紧绷，舟山群岛就是风口浪尖。

这仗怎么备？

马龙的方法论简单粗暴，就是“用脚丈量”。

他不信地图上的那些圈圈点点，他要亲自去跑。

舟山那些大大小小的岛屿，只要上面有人驻守，他几乎全跑了个遍。

他给自己立了个死规矩：

只要是有一个班战士驻守的岛礁，哪怕风大浪急，也必须登岛看望，必须跟战士们拉家常，摸清最真实的底细。

要是有一个团兵力驻防的大岛，光看一眼还不行，必须要在那儿过夜。

为啥非得过夜？

因为只有住下来，你才能切身体会晚上的海风有多硬，知道夜里的哨兵能不能瞧清海面，知道战士们半夜会不会冻着，知道一旦有了突发状况，部队能不能立马动起来。

这就是马龙心里的“战备账”。

他根本不信坐在屋里听来的那些虚词，他只信自己两眼看到的、身子骨感受到的。

每一块礁石在哪儿，每一段海岸线怎么拐弯，他都要弄得清清楚楚。

这种实打实的作风，让他在部队里威望极高。

1958年11月，刘少奇副主席视察舟山舰艇部队，陪同的有俩人：一个是马龙，另一个是陆军舟嵊要塞区政委张秀龙。

后来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一瞧这阵势，乐了：“嚯，马龙、张秀龙，舟山有你们这两条龙镇着，我就把心放肚子里了！”

打那以后，“双龙守舟山”的美名就传开了。

这不光是个玩笑话，更是对他们那套防御体系最大的褒奖。

马龙这人，咋一看是个大老粗似的武将，可心底里却是个重情重义的主儿。

这种投缘，不是场面上的客套，而是精神上的惺惺相惜。

临别之际，郭沫若做了一个很交心的举动：他把自己亲笔写的《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给了马龙。

在那个年代，送墨宝是雅趣，送全家福那是真把对方当成了自家人。

这一字一照，成了两人忘年之交的铁证。

这说明啥？

说明马龙绝不仅仅是一介武夫，他在守卫海疆时展现出的那种格局和胸怀，连顶尖的知识分子都为之折服。

视线再回到1977年的那个清晨。

车祸发生后，马龙的遗体被运了回来。

鉴于他是因公殉职，又是开国少将，中央和军委的领导都发来了唁电，总政治部也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按理说，这就该进烈士陵园，受后人瞻仰。

可马龙生前有个念想，或者说，是他给自己人生做的最后一次“决策”。

他嘴边常挂着那句“要永远守卫祖国海疆”。

这不单是个口号，而是他给自己选好的最后落脚点。

家人和部队遵照他的遗愿，把他的大部分骨灰，撒进了东海的一顷碧波之中。

那片海，是他呕心沥血奋斗了二十七年的战场。

那片海，也是当年他在黄石港江边，看着列强军舰横行霸道时，发誓要征服的领域。

从鄂东南大冶县殷祖镇马对于村的一个放牛娃，到为了“填饱肚子”投奔红军；从一心想去空军找回场子，到为了国家的长远海防甘愿从零开始搞海军。

马龙这一辈子，把“私人的憋屈”升华成了“国家的使命”。

那个1930年在江边感到深深无力的年轻红军战士，终于在1977年，融进了这片波涛，化作了东海的一部分，永远地守望着这片深蓝。

如今，当我们看到中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劈波斩浪走向深蓝时，别忘了，在这条通往强大的航道底下，垫着的正是像马龙这样一代人的选择与牺牲。

他没能亲眼看到今天的大国海军，但他用自己的一生，为这支海军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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