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5具烈士遗骨在北京安定门外被找到，验明身份急报周恩来

1949年11月的一天上午，北京安定门外，突然来了一群扛着铁锹和锄头的人。走在最前面的人，名叫曹恩棠，他是北京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而在曹恩棠的身后，则跟着当地农会干部带来的十几个精壮小伙子。

不一会儿，曹恩棠就带着大伙走到安定门箭楼东边的一块地方。站在那里仔细观察了一下方位，曹恩棠便对着大伙说道：“如果档案上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里了！现在咱们就开始挖，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动作一定要轻！”

说完这句话之后，曹恩棠就开始指挥那十几个扛着铁锹和锄头的精壮小伙挖了起来。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大伙在那块地方挖了20多平米的土地，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这让十几位精壮小伙有些泄气，他们对曹恩棠认定的地点表示了怀疑。

眼看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曹恩棠便让大伙先吃午饭，吃完午饭之后接着向四周扩展挖掘。然而，让曹恩棠没有想到的是，大伙又挖了一个下午，可依然没有收获。

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曹恩棠只好让大家回家休息，明天再来。到了晚上，曹恩棠回到办公室和几个同事重新核对了一下档案，并通宵达旦地研究制定了明天的挖掘方案，一直到深夜才休息睡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曹恩棠就急匆匆地赶到了安定门箭楼外的东侧，继续指挥大伙向四周扩展挖掘。这次，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曹恩棠还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让大伙间隔几步的距离朝下挖。

同时，曹恩棠还再三对大伙强调：“同志们，我昨天晚上重新核对了一下档案，就在这个地方，绝对没有错！”就这样，大伙又开始热火朝天地挖了起来。挖着挖着，有人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叫——找到了，找到了！

听到这句话，曹恩棠急忙跑过去查看——是一块人的头颅骨。于是，曹恩棠急忙招呼大伙，让大伙集中在一起挖掘。慢慢地，随着挖掘工作的不断深入，曹恩棠指挥大伙一共挖掘出来了15具遗骨。

望着这15具遗骨，曹恩棠和大伙不由得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因为他们心中都知道这是15位烈士的遗骨。不过，曹恩棠有点纳闷——根据档案的记载，这里应该有18位烈士的遗骨，为什么只找到了15具遗骨呢？还有3具烈士遗骨到哪里去了呢？

后来，曹恩棠经过调查才知道，原来在18位烈士英勇就义之后，有3位烈士的亲属偷偷把亲人的遗体挖出，运到了其他地方埋葬。由于地貌环境变化很大，埋葬地点也没有做标记，所以亲属已经无法找到3位烈士的埋葬处了。

在搞清楚这一情况之后，曹恩棠很快将找到烈士遗骨的情况，报告给了时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的薛子正。紧接着，薛子正带着烈士们的亲属来到了挖掘现场辨认身份。最先被辨认出来的是王荷波烈士。

因为王荷波烈士生前身材高大，体格特征明显，再加上他生前曾穿过的那双鱼鳞底皮鞋，所以亲属很快就认出了王荷波烈士的遗骨。在此之后，其他14具烈士遗骨也陆续得到了确认。随着王荷波等15位烈士遗骨被确认，挖掘现场响起了彻人心扉的哭泣声。

在一阵阵哭声中，薛子正、曹恩棠等人带头向王荷波等烈士的遗骨默哀致敬，以表达自己心中的敬仰和哀思。此后，医护人员将王荷波等烈士的遗骨一一装殓在精美的黑坛罐，同时用红布将黑坛罐妥善包裹起来，红布上还注明了烈士的姓名。

在寻找王荷波等烈士遗骨的工作结束之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急忙将找到王荷波等烈士遗骨的事情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听闻这个消息之后，顿时流露出了悲痛的神情，他立即指示将王荷波等烈士的遗骨移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原来，寻找王荷波等烈士遗骨，是周恩来前不久亲自向北京市政府作出的指示。当时，周恩来还表示在找到王荷波等烈士遗骨之后，他要亲自主持移葬典礼。周恩来和王荷波烈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而且周恩来一直把王荷波烈士视作自己的老大哥。

王荷波，原名王灼华，1882年5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幼年时期的王荷波，由于家境贫寒，所以他只读了两年私塾，便回家帮助父亲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后来，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不安于现状的王荷波毅然决定独自出去闯荡。

在外出闯荡的日子里，王荷波当过水手、做过苦工，体会到了生活的辛酸。1916年，王荷波只身来到南京，考入浦镇机厂（今中车浦镇公司）当钳工。在此期间，王荷波和工友们受尽了资本家的虐待和压榨。慢慢地，王荷波心中慢慢产生了斗争反抗意识，这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身在南京的王荷波立即组织工友们，冲破重重阻挠和障碍，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以声援学生爱国运动。从这个时候开始，王荷波就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工人们紧密团结起来，才能取得反抗压迫斗争的胜利。这样一来，王荷波便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人运动之中。

当时，王荷波带领工友们在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等诸多方面，与资本家开展了卓有成效地斗争。1921年3月，在积累初步斗争经验之后，工人们自发成立了工会组织，并推选王荷波为工会会长。后来，在王荷波的不懈努力下，工会成为了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坚强后盾，受到了工人们的极力拥护。

与此同时，待人诚恳、任劳任怨的王荷波，也受到了广大工人们的广泛尊敬和爱戴1921年5月，在王荷波四十岁生日的这一天，工友们抬着一块写有“品重柱石”四个金色大字的大红漆木匾来到了工会。在工人们的齐声欢呼中，这块木匾被高高悬挂在了工会的活动场所之中。可以说，这是工友们对王荷波最真诚的敬意和评价。

1921年年末，曾参与领导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罗章龙，在南京被敌人抓捕。王荷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立即率领工人们开展罢工斗争，以逼迫敌人将罗章龙释放。这样一来，王荷波就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于1922年6月如愿加入了党组织。此后不久，王荷波在南京浦镇组建了党小组，从而加强了对当地工人运动的领导。

根据罗章龙晚年回忆：“他（王荷波）留我住在他家中，得以日夜促膝恳谈，他热情豪爽，敢作敢为，非常赞成劳动组合书记部事业，很快我们就成为事业上的挚友。就在这年，他率领工会加入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他本人也由我介绍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津浦路铁路工会第一个工人党员。”

在这段时期内，受党组织的指派，王荷波还成为了津浦铁路总工会筹备组的负责人。当时，为了组建津浦铁路沿线徐州、济南、天津等站的铁路工会，王荷波冒着被敌人逮捕的危险而南北奔波，为津浦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1923年，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王荷波积极响应京汉铁路的工人兄弟们，他在南京浦镇组织了水陆两路工人罢工。随着工人运动声势如潮，作为工人运动领袖之一的王荷波，逐渐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特别是在敌人制造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之后，敌人更是想要将王荷波置之死地。

当时，考虑到工人运动的大局势，以及王荷波的生命安全，组织便将王荷波调离了南京浦镇，安排他到山东济南、青岛等地秘密开展工人运动。1923年6月，王荷波来到广州参加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时，王荷波和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一块学习工作，并受到同志们的广泛称赞。

根据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沈雁冰回忆：“王荷波同志身材高大，他说话有感染力。那时候（指在广州时期），中央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王荷波五人组成，其中王荷波是唯一一位工人党员，由此可见王荷波的德才是非常出众的！”

后来，王荷波又被组织派到上海工作，最初被增补为中央局委员，紧接着又接替邓中夏担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此期间，王荷波不仅肩负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重任，并且还直接领导铁路、海运，以及江苏、上海等地的工会工作。1925年2月，在河南郑州召开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王荷波还被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

在惊天动地的五卅运动中，王荷波参与领导了上海人民在腥风血雨中与帝国主义进行的英勇斗争。在上海工作期间，王荷波和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在并肩战斗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当时，王荷波和周恩来密切配合，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那时候，周恩来亲切地称呼王荷波为“大哥”。

1927年5月，王荷波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不久，在著名的“八七会议”上，王荷波又以中央监委主席的身份，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北方局由王荷波、蔡和森、刘伯庄、彭述之、张昆弟等人组成，由王荷波担任北方局书记。

在“八七会议”之后，王荷波按照组织制定的斗争方针，亲自领导了河北玉田县农民武装暴动。虽然这场农民暴动最终失败了，但它是我党领导的北方第一次农民武装暴动，不仅为冀东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开了先声，而且还为配合当时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时候，正值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山西军阀阎锡山开战，王荷波和北方局的同志研究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在计划制定之后，北京市党组织立即做了有关动员，不仅实行了军事编制，而且还进行了军事训练。与此同时，北京市总工会还组织了交通、纠察、侦察等六个小队，为配合武装起义做好了准备。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各方面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期间，狡猾的敌人闻风而动，开始了一系列抓捕行动。1927年10月18日，王荷波来到北京法政大学第一院参加工会积极分子活动，结果不幸被跟踪而至的巡警抓捕。紧接着，北方局军委书记段百川、北京市党组织负责人王尽臣等十余位同志也先后遭到逮捕。

最初，敌人并不知道王荷波的真实身份，而王荷波也借此和敌人进行周旋。可是，后来在叛徒的指认下，王荷波的真实身份最终还是暴露了。当得知王荷波的真实身份之后，巡警大喜过望，急忙将情况报告给了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张作霖为了维护其军阀统治，立即下令对王荷波进行严刑拷打，想要知道更多关于组织的秘密。

在敌人的监狱中，任凭凶残的敌人施尽酷刑，王荷波始终坚贞不屈，他下定决心宁死也要保守党的秘密，保护北京市党组织和同志们。不久之后，恼羞成怒的张作霖担心夜长梦多，便迫不及待地签署了杀害王荷波等18位同志的命令。

1927年11月11日夜晚，王荷波等18位同志被敌人用刑车押运到了安定门外。面对死亡，王荷波等18位烈士始终高昂着头颅，毫不畏惧。当王荷波等18位同志走下刑车之后，凶残的敌人用刺刀逼迫他们走到了一片荒芜的芦苇深处。此时，王荷波和同志们高声喊道：“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革命万岁！”

惊天动地的口号，震慑了敌人的肝胆，吓得敌人惊慌失措。此时，刽子手们急忙举起枪，将王荷波等18位同志残忍杀害，并将烈士们的遗体就地草草掩埋。当时，王荷波烈士年仅45岁！在英勇就义之前，王荷波烈士唯一的嘱托是，请求组织对他的子女们加强革命教育，并告诫子女们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

王荷波等18位烈士被杀害之后，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当时，周恩来正在上海负责中央工作，当听到这个噩耗之后，周恩来顿时悲痛万分，他回想起和王荷波当年在上海共同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的经历，不由得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为失去王荷波这位至交好友而感到痛惜。

那时候，革命斗争形势非常凶险和严峻，根本没有条件收敛并安葬王荷波等烈士的遗体，这成为了周恩来心中的一件憾事。不过，周恩来始终惦记着这件事——一定要将王荷波等烈士妥善安葬，让后来人永远铭记着烈士们的不朽功勋！

冬去春来，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为了缅怀为革命事业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周恩来在指示北京市政府修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同时，还亲自找到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委托他组织力量寻找当年在北京遇害的王荷波等烈士的遗骨。

当时，周恩来还表示找到王荷波等烈士的遗骨之后，他要亲自主持烈士们的移葬典礼，以缅怀自己心目中的“好大哥”——王荷波。吴晗接到这个任务之后非常重视，立即组织公安局、民政局等有关部门的同志成立了调查工作组。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的曹恩棠，就是调查工作组的负责人之一。

此时，距离王荷波等烈士遇害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了，而且当年王荷波等烈士是被军阀头子张作霖秘密杀害的，根本没有人知道王荷波等烈士的遇害地点。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该如何寻找王荷波等烈士的遗体呢？曹恩棠和同志们思前想后，最终决定从接收过来的旧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

然而，当来到保管旧档案的地方，曹恩棠和同志们都傻眼了——旧档案五花八门，整整堆满了两间屋子！要想在这么多的旧档案中，查找到王荷波等烈士当年的遇害地点，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怎么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曹恩棠和同志们只得一张一张地翻阅旧档案，吃住都在装着旧档案的屋子里。

俗话说，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一天，曹恩棠和同志们正在聚精会神地翻阅旧档案。突然，一个同志高声喊道：“找到啦！找到啦!”曹恩棠和其他人急忙围了过去，果然这张旧档案中记载了王荷波等烈士在北京安定门外的箭楼东侧遇害的情况。曹恩棠和同志们高兴得跳了起来，急忙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时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的薛子正。

薛子正听了之后非常高兴，立即让曹恩棠和同志们组织力量，到安定门外寻挖王荷波等烈士的遗骨。当时，曹恩棠提前来到安定门外的当地乡农会，请求农会干部带领十几个精壮村民帮助寻挖烈士们的遗骨。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我们在文章开头说的那一幕——经过一番波折，王荷波等15烈士的遗骨终于被找到了！

此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将找到烈士遗骨的情况，向周恩来当面做了汇报。周恩来得知此事之后，他不禁又一次回想起了和王荷波烈士当年在上海工作时的经历。当时，周恩来的心情既沉痛又略显宽慰，沉痛的是王荷波等烈士遇害二十多年了，他们的英灵才得以告慰；宽慰的是无论如何，终于找到王荷波等烈士的遗骨了。

当时，周恩来向吴晗指示，尽快筹备王荷波等烈士的移葬典礼，他要亲自参加并主持这场典礼，以表达自己对王荷波等烈士的尊敬。1949年12月11日，经过一番精心筹备，八宝山革命公墓显得格外庄严肃穆，它将迎来第一批安眠于此的烈士们——王荷波等烈士。

当天，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哀乐悠悠、哭声阵阵。周恩来神情庄重地带头向王荷波等烈士的遗骨三鞠躬，当他平身抬头之时，眼眶中早已经含满了晶莹的泪花。此后，周恩来亲自将装有王荷波等烈士遗骨的坛罐轻轻地放在了墓穴之中，然后又轻轻地抓起旁边的土覆盖在坛罐之上……

让我们向王荷波烈士致敬！向无数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