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韩国政府为何向极右翼“亮剑”？

【环球时报驻韩国特约记者 黎枳银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李静】编者的话：当前，极右翼浪潮在多国涌动并影响国家政治生态：在德法等欧洲国家议会不断“开疆拓土”，在美国持续释放深刻的国内与国际影响，在日本催生民族主义政策。然而，这一浪潮并非不可阻挡——挪威选民助力左翼工党成功抵御其攻势，澳大利亚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成功连任该国总理，韩国自由派候选人李在明亦当选总统。左右翼力量的此消彼长，其背后是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社会变迁速度加快所引发的广泛民众心态变化与政策诉求调整。了解这种政治光谱变迁被认为是理解未来世界秩序重组的前奏。从今天起，《环球时报》将推出“各国政治光谱观察”深度认知系列报道，介绍不同国家政治光谱的变化，评估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在本篇报道中，我们将介绍韩国极右翼力量崛起的土壤及危害。

研究：14.3%的选民被归为极右翼

据韩联社报道，有官员透露，韩国警方2026年1月19日对极右翼组织“废除‘慰安妇’法的国民行动”负责人金柄宪的住所进行了搜查。该组织长期否认日本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将受害者污名化为“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并在韩国多地要求拆除象征受害者的“慰安妇”少女像。这一极端组织的相关举动并非孤立事件，它折射出近年来韩国极右翼势力的持续活跃与复杂化。韩国极右翼力量的增强，与前总统尹锡悦执政时期的政治氛围与社会分裂有着深刻关联。

韩国政党学会与《韩民族日报》的长期舆论追踪显示，截至2025年9月，约有14.3%的选民被归类为极右翼群体。韩国延世大学福祉国家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联合调查则显示，在18岁以上受访者中，这一比例已达约21%。

韩媒的报道显示，该国极右翼在20多岁青年以及70岁以上老年群体中最为集中。尤其在20多岁男性中，极右翼比例高达33%左右，显著高于同龄女性(约22%)。

在经济层面，极右翼并不多见于单一阶层，其在月收入100万韩元(1000韩元约合4.8元人民币)以下的低收入群体与1000万韩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中均较为突出。

在活动形式上，韩国极右翼力量早期以老年保守群体为主体的“太极旗”集会仍在持续，而青年团体在司法议题抗议、主要商业区示威、网络社区以及社交平台上的存在感和组织性已经显著增强。

韩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学者金章民分析认为，目前韩国极右翼主要由四股力量构成，包括以新教为核心的部分极右翼宗教团体、以“自由大学”等为代表的极右翼青年组织、与美国保守势力存在接触的韩国极右翼网络，以及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阴谋叙事的极右翼视频博主。

韩国《韩民族日报》报道称，该国新教极右翼团体大体分为三派，它们炮制“李在明通过外国介入的选举舞弊上台后，对教会进行镇压”这一阴谋论。作为韩国极右翼青年团体的代表，“自由大学”于2025年12月3日下午在首尔汝矣岛国民力量党总部前举行“道歉即是死亡”的集会，声称要谴责那些主张为戒严道歉的国民力量党议员，理由是“戒严是正当的”。

自称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韩国版”的KCPAC以及“建设韩国”等组织，与美国保守势力存在不少联系。KCPAC于2019年由73岁的美籍韩裔人士金明惠出资并牵线成立，之后一直主打“韩美穿梭活动”。金明惠既是美国共和党的“大金主”，也是连接韩美两国“选举舞弊”阴谋论者的关键人物。“建设韩国”旨在将“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逻辑移植给韩国新教青少年群体。

据韩媒报道，随着利益、世代和活动空间各不相同的极右翼势力活动日益活跃，他们的交集也在扩大，一些新教组织的牧师也参加“自由大学”以及“建设韩国”的活动。

韩国学界普遍认为，韩国极右翼与欧美极右翼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不相同。西方极右翼往往以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为特征，而韩国极右翼的核心叙事更多与长期国家安全话语、半岛问题以及美国驻韩军事存在密切相关。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旗下的东亚论坛网站刊文指出，韩国极右翼团体在起源和导向上，已与韩国传统的保守势力存在根本区别。韩国保守派大多在宪法与制度规范内运作，政策上优先追求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并寻求精英层面的共识。然而，当前韩国的极右翼团体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他们融合了民粹主义、阴谋论、文化怨恨以及对自由民主本身的敌意。韩国极右翼的支持基础较少依赖于一套连贯的意识形态，更多是依靠情感动员，具体表现为煽动反女权主义、反移民情绪、鼓吹宗教民族主义，并以道德绝对主义排斥社会多元文化。

“两大群体共有的经济幻灭感”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学者卡图基此前在网上发表文章，称韩国极右翼政治的兴起植根于该国极端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历史传统。自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以来，其保守派政治领导层反复利用“反共”框架来巩固自身相对脆弱的执政基础。在这一政治语境下，任何形式的进步派反对声音，都极易被贴上“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标签。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保守派当权者所推动的政治民主化转型，也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深层逻辑，极右翼势力在政坛的影响力并未被显著削弱。

进入21世纪，随着温和自由派接连执政，一股被称为“新右翼”的势力随之出现。卡图基表示，这股力量致力于粉饰韩国历史上的威权主义统治，同时将进步派力量污名化为“意识形态敌人”与“反国家分子”。为了复制民主运动人士成功的基层动员模式，保守派政治力量着手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网络，这个网络由有极右翼倾向的民间团体、宗教组织及出版机构构成，旨在深度动员民众参与政治。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在其任内，充分激活并利用了这股潜藏的社会力量，提拔了一批新右翼的代表人物进入权力视野。

年轻男性选民与老年民众是韩国极右翼倾向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的群体。卡图基认为，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这两大群体所共有的“经济幻灭感”。在非正规就业占据主导的劳动力市场中，绝大多数年轻人为获得一份大企业或公共部门的稳定职位而激烈竞争，而这通常需要一份近乎完美的履历。社会保障体系的相对缺失，使得这场竞争对许多年轻求职者而言如同生死之战。与此同时，女权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进一步强化了部分韩国年轻男性的相对剥夺感，他们认为自己在这一高度竞争的环境中遭受了不公，尤其是考虑到他们还必须履行为期两年的强制性兵役义务。

另一方面，韩国的社会福利体系难以应对快速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该国的老年贫困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常年位居榜首。官方数据显示，韩国超过38%的老年人生活在相对贫困中。这一群体不仅面临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还对朝鲜战争后韩国社会深刻的意识形态对立保有鲜活记忆，因此他们极易受到那些煽动意识形态对立政治言论的影响。

宗教在韩国极右翼的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东亚论坛发表的文章分析认为，韩国保守派新教教会，尤其是亲美福音派，已成为该国极右翼的枢纽之一。他们通过传播反性别多元化理念和反共叙事，为排斥自由派政治提供了充满煽动力且带有神学色彩的理论框架。极右翼牧师全光焄曾以“拯救韩国”为口号举行集会，公开赞扬尹锡悦，并鼓动信徒反对弹劾这位韩国前总统。诸如“太极旗”集会这类活动，则将所谓爱国符号、宗教圣诗与政治口号融合在一起，造出一个使个人信仰与民族主义政治相互强化的独特空间。

韩国极右翼获得某种制度化表达空间的现象，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部分政治人物与极右翼舆论保持频繁互动，并在特定议题上接纳其动员逻辑，这使得一些极端言论得以进入公共政策议程。据韩国媒体报道，在尹锡悦执政期间，极右翼舆论在部分场合获得了公开表达的渠道，一些极端主张甚至被赋予“合法政治意见”的外衣。当时，部分执政党国会议员在司法、外交、女性问题及国家安全等议题上，表现出与极右翼相近的立场，从而使得极右翼的政治表达从网络空间逐渐渗透至制度化政治议程的边缘地带。

“或致韩国政治出现长期极化”

东亚论坛发表的文章称，韩国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并未因尹锡悦被罢免而终止，它仍在持续重塑韩国政治格局。

韩国学界认为，如果极右翼力量继续沿着跨国传播的路径扩张，其针对女性、移民、少数群体及外交政策的极端叙事，可能长期干扰公共议程的设置与政策制定的方向，从而进一步削弱韩国社会的包容性与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部分研究发出警告，指出极右翼叙事正从情绪化的街头口号和网络言论，转向试图渗入制度层面的“议题入口”。未来，这可能在国家安全、教育文化等关键政策领域形成持续性的舆论压力，或导致韩国政治长期处于高度极化的紧张状态。

在外交领域，据《韩民族日报》报道，2025年8月25日，在韩美领导人会谈开始前约两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韩国似乎正在发生肃清或革命”。这一插曲被广泛视为韩美两国极右翼势力网络相互联动、影响力跨境延伸的清晰例证。韩国延世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崔钟建对此分析称，韩美极右翼是“相互连接的”，其信息渠道甚至可直接抵达美国总统层面，如何应对这种跨国联盟带来的挑战，已成为一项严峻课题。

李在明政府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应对韩国极右翼的崛起。1月6日，针对 “废除‘慰安妇’法的国民行动”毁坏“慰安妇”少女像的行为，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进行谴责。对于一些宗教组织干涉韩国政治的做法，他1月21日提到了“部分新教团体”。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李在明表示，这些团体“自然也应该接受调查”。去年秋天，他下令严厉打击仇视外国人的集会。

“韩国的未来走向不仅取决于精英阶层，也系于公众意志。”东亚论坛发表的文章认为，正如韩国宪法法院所承认的，正是广大公民的抵抗与政府内部分力量的不合作，共同挫败了尹锡悦的“自我政变”，证明了韩国民主精神的内在韧性。然而，仅依靠这种危机时刻展现的韧性并不足够——那些催生当前政治乱象的结构性问题，如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不平等、深刻的代际隔阂、日益尖锐的性别对立，以及激进化的宗教右翼势力，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韩国社会之中，构成长期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