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拒绝接受杨森“起义”的来龙去脉

导读

1949年末，二野进军大西南时，刘文辉、邓锡侯、卢汉等国民党要人纷纷起义，并受到我军热烈欢迎。唯独大军阀杨森的起义要求，遭到了刘伯承的断然拒绝……

01

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双管齐下

1949年8月，毛泽东、蒋介石都认定“在大陆的最后决战在四川”。蒋介石决意在四川与毛泽东作最后决战，部署胡宗南20万大军把守四川北大门，宋希濂率18万大军阻遏林彪所部由东大门入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确定进军大西南的战略方针是“声北击东”。贺龙派部进攻胡宗南，摆出攻打川北大门态势，刘邓大军从川东、川东南暗度陈仓。

由于重庆及川东、川南广大地区迅速解放，蒋介石不得不命令由重庆及其以北地区西撤之部队，在正面迟滞解放军行动；命令胡宗南、张群等部，悉数退向成都，企图向西康和云南逃窜。这时候，白崇禧集团主力在桂粤边境被第四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歼灭。西南境内的国民党军更加孤立和气馁。

刘伯承、邓小平坚决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决定乘势发起成都战役。12月6日，令第五兵团主力及第十军抢占乐山、青神、浦江等地，从南面兜击敌人；又令第三兵团主力迅即攻占简阳、邛崃、大邑等地，从东、西两面向敌人推进。同时，电告贺龙、李井泉率领所部越过秦岭，兼程南下，由北面压向敌人。

在军事打击的同时，政治争取也一直未有放松。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刘伯承、邓小平积极开展了对敌政治攻势和策反工作。

11月21日，他们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改过自新，立功赎罪，并明确规定了政策界限，对业已起义和投诚的武装，一律暂不编散，不收缴武器，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这在国民党军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2月9日，川、康、滇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率部在昆明、雅安、彭县宣布起义。12月10日，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官王伯勋率部在贵州盘县起义。12月11日，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兼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率部在宜宾起义。这些，加速了西南国民党军的分化和瓦解。

02

二野情报处与郭汝瑰起义

二野情报处为配合解放西南，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汝瑰本来是董必武在重庆发展的关系。后来，二野情报处接过中央转给二野的地下党关系后，却一直无法联系上与郭联络的任廉儒。

任廉儒与郭汝瑰是同学，任廉儒的公开身份是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郭后来当了蒋介石国防部作战厅(三厅)厅长，任廉儒一直同他保持联系。郭曾多次把国民党作战计划等绝密文件交给任廉儒，请他转交中共地下党负责人。

杜聿明一直不信任郭。如在徐州会战时，蒋介石主持作战会议，郭汝瑰报告情况，提出方案。讨论时，杜聿明不发言。会后，杜单独找蒋介石谈了作战意见，说郭不可靠。蒋介石说，年轻人嘛，怎么能不相信呢。

郭汝瑰后来按照中共地下党的意图，向顾祝同提出要到西南当个军长，带部队和共军作战，经蒋介石同意后，组建了第72 军，以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22 兵团司令兼72 军军长。

二野情报处接了中央转来的郭汝瑰的关系，但却联系不上任廉儒。柴军武(时任二野情报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柴成文)设法在上海找到了任廉儒的弟弟任英儒，又派赵力钧(曾在冯玉祥部当参谋)陪同任英儒去找任廉儒，然后同去重庆和郭汝瑰联系起义。

最终，郭汝瑰起义后，国民党内部震动极大。蒋介石到台湾后曾说：“没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郭起义后，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西南军区成立后不久，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到南京兼任军事学院院长。因郭汝瑰曾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当过研究员和教官，就被刘伯承点名调到军事学院当教员(郭后任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等职。曾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03

刘伯承拒绝接受杨森“起义”

除郭汝瑰之外，还有其他中央转给二野的老关系，主要是刘文辉、邓锡侯(原四川省主席、国民党第95 军军长，时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原第28 集团军总司令、川陕鄂边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黄隐、鲁崇义等。

西康省主席、第24 军军长刘文辉从抗日战争时期就设了秘密电台，同中共保持联络。淮海战役后，刘文辉为了避开国民党军统的耳目，更换了与中共和二野的联络暗号。为了保持与刘文辉的正常联络，李达曾两次通知二野各军电台注意这一暗号。

1949 年12 月9 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卢汉率先通电起义。蒋介石气急败坏，让胡宗南派部队炸了刘文辉在成都的一处住所，拉走了数辆大卡车的财产。幸好刘文辉当时并不在此居住，逃过一劫。

在二野通过地下党组织的争取之下，1949年12月中旬，国民党第7 兵团司令裴昌会、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16 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第22 兵团司令兼72 军军长郭汝瑰等宣布起义，第5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投诚；25日， 第18 兵团司令李振起义。27日，成都宣布解放。

上述这些国民党起义将领，都受到了欢迎。唯独有位鼎鼎大名的杨森，却遭到了刘伯承的拒绝。

二野进军到湘西时，电台收到了杨森(时任国民党第20军军长、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发给刘邓的一封明码电报，表示要起义。柴军武收到此电后，向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作了汇报。刘伯承说：“千万不要这些人，别理他！你们做起义工作，不要找这些人！”

杨森在国民党军阀中，以妻妾成群、儿女众多而出名，是有名的风流将军。他公开的妻妾有12位，子女共有43人。其荒唐畸形的婚姻，一直为人所诟病。

而且，当年刘伯承和杨闇公（闇，音àn，读“暗”。杨尚昆的四哥）领导顺(庆)泸(州)起义时，遭到反动军阀刘湘的残酷镇压。杨、刘争取杨森支持起义军，牵制刘湘。杨森虚与委蛇，向杨、刘表示支持革命。但在起义军危难之际，杨森却坐视不救，致使起义军失败，杨闇公不幸被俘，惨遭杀害；刘伯承辗转脱险，参加了南昌起义。

朱德也曾做过杨森的工作，但他仍然是采取两面三刀的策略，表面应付，虽小有帮助，但一直死心塌地站在国民党反动派阵营。他此次致电刘伯承表示起义，也是见蒋介石大势已去，自知如果顽抗，也难逃被歼的命运。

杨森没有收到刘伯承的答复，还不死心，在重庆解放之后，又派“使者”到重庆找刘伯承面谈，这是因为他还有一部分残余部队被二野包围在山上。

杨森的“使者”对和他接洽的柴军武等人说，杨森要求起义，但条件是把他的“笼灶”(在重庆的浮财)运走，用那些被包围的部队作交换。刘伯承听了汇报后，非常生气，说：“你们去跟他谈去，让他转告杨森：有多少枪缴多少枪，就是缴械，别的不谈。”

杨森碰了个大钉子，灰溜溜地跟随蒋介石逃到了台湾，还做了一任台湾的“国防部长”。如果蒋介石知道他曾向刘伯承要求起义，不但做不成“国防部长”，恐怕连性命也难保吧。

本版文章据《世纪》、《刘伯承传》、《二野情报史》等导读

1949年末，二野进军大西南时，刘文辉、邓锡侯、卢汉等国民党要人纷纷起义，并受到我军热烈欢迎。唯独大军阀杨森的起义要求，遭到了刘伯承的断然拒绝……

01

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双管齐下

1949年8月，毛泽东、蒋介石都认定“在大陆的最后决战在四川”。蒋介石决意在四川与毛泽东作最后决战，部署胡宗南20万大军把守四川北大门，宋希濂率18万大军阻遏林彪所部由东大门入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确定进军大西南的战略方针是“声北击东”。贺龙派部进攻胡宗南，摆出攻打川北大门态势，刘邓大军从川东、川东南暗度陈仓。

由于重庆及川东、川南广大地区迅速解放，蒋介石不得不命令由重庆及其以北地区西撤之部队，在正面迟滞解放军行动；命令胡宗南、张群等部，悉数退向成都，企图向西康和云南逃窜。这时候，白崇禧集团主力在桂粤边境被第四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歼灭。西南境内的国民党军更加孤立和气馁。

刘伯承、邓小平坚决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决定乘势发起成都战役。12月6日，令第五兵团主力及第十军抢占乐山、青神、浦江等地，从南面兜击敌人；又令第三兵团主力迅即攻占简阳、邛崃、大邑等地，从东、西两面向敌人推进。同时，电告贺龙、李井泉率领所部越过秦岭，兼程南下，由北面压向敌人。

在军事打击的同时，政治争取也一直未有放松。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刘伯承、邓小平积极开展了对敌政治攻势和策反工作。

11月21日，他们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改过自新，立功赎罪，并明确规定了政策界限，对业已起义和投诚的武装，一律暂不编散，不收缴武器，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这在国民党军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2月9日，川、康、滇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率部在昆明、雅安、彭县宣布起义。12月10日，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官王伯勋率部在贵州盘县起义。12月11日，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兼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率部在宜宾起义。这些，加速了西南国民党军的分化和瓦解。

02

二野情报处与郭汝瑰起义

二野情报处为配合解放西南，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汝瑰本来是董必武在重庆发展的关系。后来，二野情报处接过中央转给二野的地下党关系后，却一直无法联系上与郭联络的任廉儒。

任廉儒与郭汝瑰是同学，任廉儒的公开身份是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郭后来当了蒋介石国防部作战厅(三厅)厅长，任廉儒一直同他保持联系。郭曾多次把国民党作战计划等绝密文件交给任廉儒，请他转交中共地下党负责人。

杜聿明一直不信任郭。如在徐州会战时，蒋介石主持作战会议，郭汝瑰报告情况，提出方案。讨论时，杜聿明不发言。会后，杜单独找蒋介石谈了作战意见，说郭不可靠。蒋介石说，年轻人嘛，怎么能不相信呢。

郭汝瑰后来按照中共地下党的意图，向顾祝同提出要到西南当个军长，带部队和共军作战，经蒋介石同意后，组建了第72 军，以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22 兵团司令兼72 军军长。

二野情报处接了中央转来的郭汝瑰的关系，但却联系不上任廉儒。柴军武(时任二野情报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柴成文)设法在上海找到了任廉儒的弟弟任英儒，又派赵力钧(曾在冯玉祥部当参谋)陪同任英儒去找任廉儒，然后同去重庆和郭汝瑰联系起义。

最终，郭汝瑰起义后，国民党内部震动极大。蒋介石到台湾后曾说：“没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郭起义后，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西南军区成立后不久，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到南京兼任军事学院院长。因郭汝瑰曾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当过研究员和教官，就被刘伯承点名调到军事学院当教员(郭后任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等职。曾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03

刘伯承拒绝接受杨森“起义”

除郭汝瑰之外，还有其他中央转给二野的老关系，主要是刘文辉、邓锡侯(原四川省主席、国民党第95 军军长，时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原第28 集团军总司令、川陕鄂边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黄隐、鲁崇义等。

西康省主席、第24 军军长刘文辉从抗日战争时期就设了秘密电台，同中共保持联络。淮海战役后，刘文辉为了避开国民党军统的耳目，更换了与中共和二野的联络暗号。为了保持与刘文辉的正常联络，李达曾两次通知二野各军电台注意这一暗号。

1949 年12 月9 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卢汉率先通电起义。蒋介石气急败坏，让胡宗南派部队炸了刘文辉在成都的一处住所，拉走了数辆大卡车的财产。幸好刘文辉当时并不在此居住，逃过一劫。

在二野通过地下党组织的争取之下，1949年12月中旬，国民党第7 兵团司令裴昌会、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16 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第22 兵团司令兼72 军军长郭汝瑰等宣布起义，第5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投诚；25日， 第18 兵团司令李振起义。27日，成都宣布解放。

上述这些国民党起义将领，都受到了欢迎。唯独有位鼎鼎大名的杨森，却遭到了刘伯承的拒绝。

二野进军到湘西时，电台收到了杨森(时任国民党第20军军长、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发给刘邓的一封明码电报，表示要起义。柴军武收到此电后，向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作了汇报。刘伯承说：“千万不要这些人，别理他！你们做起义工作，不要找这些人！”

杨森在国民党军阀中，以妻妾成群、儿女众多而出名，是有名的风流将军。他公开的妻妾有12位，子女共有43人。其荒唐畸形的婚姻，一直为人所诟病。

而且，当年刘伯承和杨闇公（闇，音àn，读“暗”。杨尚昆的四哥）领导顺(庆)泸(州)起义时，遭到反动军阀刘湘的残酷镇压。杨、刘争取杨森支持起义军，牵制刘湘。杨森虚与委蛇，向杨、刘表示支持革命。但在起义军危难之际，杨森却坐视不救，致使起义军失败，杨闇公不幸被俘，惨遭杀害；刘伯承辗转脱险，参加了南昌起义。

朱德也曾做过杨森的工作，但他仍然是采取两面三刀的策略，表面应付，虽小有帮助，但一直死心塌地站在国民党反动派阵营。他此次致电刘伯承表示起义，也是见蒋介石大势已去，自知如果顽抗，也难逃被歼的命运。

杨森没有收到刘伯承的答复，还不死心，在重庆解放之后，又派“使者”到重庆找刘伯承面谈，这是因为他还有一部分残余部队被二野包围在山上。

杨森的“使者”对和他接洽的柴军武等人说，杨森要求起义，但条件是把他的“笼灶”(在重庆的浮财)运走，用那些被包围的部队作交换。刘伯承听了汇报后，非常生气，说：“你们去跟他谈去，让他转告杨森：有多少枪缴多少枪，就是缴械，别的不谈。”

杨森碰了个大钉子，灰溜溜地跟随蒋介石逃到了台湾，还做了一任台湾的“国防部长”。如果蒋介石知道他曾向刘伯承要求起义，不但做不成“国防部长”，恐怕连性命也难保吧。

本版文章据《世纪》、《刘伯承传》、《二野情报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