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那么大，为何只有美国加拿大是发达国家呢

一面是加拿大向美国稳定输送占其进口总量48%的原油资源，另一面是美国人工智能资本支出飙升带动生产体制变革，北美洲的繁荣图谱藏着资源流向与制度密码。

2025年第三季度，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在上一季度萎缩后反弹，按年率增长2.6%。经济反弹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原油等能源产品出口的回暖。

而与此同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许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尽管人均GDP指标尚可，却未能进入其认定的“发达经济体”行列。

01 北美洲的权力游戏：不对称的相互依存

美洲大陆的发展格局呈现出鲜明的二元特征。北部，美国与加拿大稳居发达国家之列；而广大的中南美洲，虽有智利、乌拉圭等高收入经济体，但在综合发展水平上仍与“发达”标准存在距离。

这种格局并非简单的经济规模差异，而是根植于北美洲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学术界称之为“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

这种关系意味着，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存在着深度捆绑，但权力和影响力并不均衡。美国虽然是主导性的全球力量，但其超级大国地位的形成与维系，在领土、资源、市场乃至国家安全层面，都离不开两个近邻的历史性与持续性贡献。

历史上的美国扩张主义是这种关系形成的起点。从最初的北美十三州，美国通过西进、南征北讨，最终奠定了当今的版图。这一过程伴随着对原住民土地的侵占，以及对英国（加拿大）和西班牙（墨西哥）所宣称领土的武力或外交蚕食。

例如，1846年与英国签订的《俄勒冈条约》和1854年与墨西哥签订的《梅西拉条约》，最终划定了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的北部和南部边界。

02 资源与安全的博弈

这种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在经济与安全领域体现得尤为具体。自然资源是北美洲地缘政治的核心纽带。

作为全球能源消费大国，美国严重依赖其邻国的稳定供应。2019年，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外国原油供应国，占美国原油进口总量的48%。这种“家门口”的能源供应，极大增强了美国能源安全，减少了对动荡中东地区的依赖。

在矿产方面，这种依赖关系更为深刻。历史上，美国在二战期间投向日本的原子弹，其关键原料铀就来自加拿大西北地区。如今，加拿大矿业公司已成为美洲地区重要的投资者。

仅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到2014年就有410家加拿大矿业公司投资了约906亿美元。墨西哥的石油资源也曾在20世纪初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关键补给，尽管1938年的国有化运动曾一度改变这一关系。

国家安全是另一个关键维度。作为美国仅有的两个陆上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是其抵御外部威胁的天然屏障。美国的安全依赖于两国的合作意愿。

为此，美国积极推动建立紧密的军事与安全同盟。例如，加拿大通过加入北约（NATO）和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与美国结成紧密的防御伙伴，共同构建了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空中防御体系。

墨西哥则因历史上遭受美国军事干预（如1847年入侵、1914年占领韦拉克鲁斯港），态度更为审慎，但仍在打击毒品犯罪等领域与美国开展合作，如2008年的《梅里达倡议》。

03 “发达”的真正门槛：超越人均GDP

理解了北美洲独特的共生关系后，我们需要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发达国家”？这并非一个仅由人均GDP决定的简单标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指出，其“发达经济体”的分类并非基于单一的量化门槛，而是对经济结构多元化、制度成熟度、社会包容性和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深度的综合评估。

这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即使人均收入可观，但如果其经济结构脆弱、制度质量低下、社会服务缺失或创新能力不足，依然无法跻身“发达”行列。富裕不等于发达。

许多依赖单一资源（如石油、矿产）出口的拉丁美洲国家，就长期受困于“资源诅咒”。它们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产业链短，抗风险能力弱，难以建立持续稳定的竞争优势。

真正的“中等发达国家”意味着，一个国家已经摆脱了初级发展阶段的脆弱性。它拥有较为完整和多元化的产业体系，具备跨周期运行的韧性。

在制度层面，它建立了基本透明、相对稳定的法治框架和治理体系，宏观政策具有前瞻性和连续性。在社会层面，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能够覆盖绝大多数人口，社会流动渠道基本畅通。

04 制度与发展：美洲的南北分异

为什么在相似的自然资源禀赋下，南北美洲的发展路径差异如此之大？经济学家斯坦利·恩格尔曼和肯尼思·索科洛夫在《1500年以来美洲的经济发展：禀赋与制度》一书中，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提供了经典解释。

他们的核心观点是：殖民时期形成的初始制度安排，如同设定了一条发展路径，对后续数百年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美殖民地（如美国和加拿大）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更适合小规模自耕农经济发展。这催生了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重视产权的法律体系，以及广泛普及的基础教育。

这些“包容性制度”鼓励了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和政治参与，为长期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则因适宜甘蔗、咖啡等种植园经济，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制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殖民者建立的“攫取性制度”旨在最大程度剥削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服务于少数精英阶层，而非广泛的公众福祉。

这种制度遗产导致教育普及率长期低下、政治权力集中、法治薄弱，抑制了企业家精神和长期投资，使经济发展陷入路径依赖。

05 新世纪的挑战与韧性

进入21世纪，这种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全球化浪潮和新技术革命下，既面临挑战，也展现出新的韧性。

一个核心的挑战是经济周期的不同步与外部冲击的传导。加拿大的经济表现高度依赖对美贸易，特别是能源和汽车等大宗商品的出口。

这使得其经济极易受到美国政策变化和市场需求波动的冲击。美国凭借其庞大的内需市场、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和成熟的金融市场，展现出更强的经济自主性和增长韧性。

同时，新技术的扩散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优势，不仅驱动其国内生产力提升，也对邻国产生辐射效应。

人工智能有望开启“更高的生产力增长机制”，这种影响会通过贸易、投资和产业链整合，外溢至加拿大乃至整个美洲地区。加拿大需要思考如何利用其高素质人才和与美国紧密的经贸联系，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定位自身角色，避免在技术迭代中被边缘化。

而拉丁美洲国家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它们不仅需要克服历史遗留的结构性问题，还需要应对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竞争，以及全球绿色转型对传统资源出口模式的冲击。实现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的转型，是它们能否缩小与北美发展鸿沟的关键。

加拿大2025年第三季度GDP数据超预期反弹，这背后是美国市场需求的短暂回暖。而在南方，广袤的拉丁美洲仍在试图摆脱殖民时代遗留的“攫取性制度”的漫长阴影。

北美内部的不对称共生关系依然牢固，而南方的发展道路，依然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独特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