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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当十六岁的广西青年石世伟踏上开往广州的轮船时,他大概不会想到,自己后来会经历一番什么样的人生。数十年后,这位黄埔三期生成为蒋介石在台湾仍委以重任的陆军二级上将。其生涯起伏,恰是理解国民党军队内部用人逻辑的一把钥匙:在能力与战功之外,“黄埔出身”与“绝对忠诚”何以成为更沉重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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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石觉不像王耀武那样以战功显赫著称,也不如胡宗南那样手握重兵、权倾一方,更缺乏孙立人那种国际视野与桀骜个性。
然而,从1926年黄埔毕业到1986年在台北逝世,石觉的仕途虽偶有颠簸,却总体平稳,乃至在江山易手、众多“名将”陨落之际,他依然能全身而退,并在新天地里占据一席之地。
老蒋用人
蒋介石的用人哲学,向来注重“血缘”与“学缘”。这里的“血缘”,并非真正的亲属关系,而是指浙江籍贯、黄埔出身所构建的忠诚网络。
黄埔军校,尤其是早期毕业生,被蒋视为“天子门生”,是他最为信赖的根基。石觉在1925年考入第三期,虽非一期那般“元老”,却也稳稳踏进了这扇核心门槛。
毕业后,石觉并没有立即奔赴前线搏杀,而是留校担任区队长。这段经历一定程度上耽误了石觉的战功积累,但是却让他更深入地浸润于黄埔系的文化与人事之中,也与日后诸多同窗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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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其实在国民党军政体系中非常重要。
当然了,仅凭黄埔招牌,并不足以保证石觉步步高升。石觉职业生涯最关键的一步,是找到了汤恩伯这座靠山。
1930年,石觉调任教导第二师营长,自此长期追随汤恩伯,成为其嫡系第四师(后扩编为第十三军)的核心成员。
在派系林立的国军中,紧跟一位实权长官,是晋升的关键所在。汤恩伯对石觉颇为器重,甚至有传言视汤恩伯其为“干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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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的这种器重,也许源于石觉的“禀赋平庸”反而显得可靠。石觉熟练于部队内部的潜规则,执行力强且毫无二心。对于汤恩伯来说,石觉听话又不会对自己构成什么威胁,这样的人最好用不过了。
于是,在汤恩伯的提携下,石觉从营长、团长、旅长,一路升至师长、军长。抗战期间石觉跟着汤恩伯参与了南口、台儿庄、武汉等多场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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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石觉的军旅生涯中并无缺憾,但也没有当一面的决定性战功。
显露真相
1945年底,石觉率第十三军作为首批部队进入东北,抢占战略要地。
在初期,石觉带领部队也算是顺风顺水,但随着我军在东北发展壮大,石觉所部逐渐陷入被动,从主力变为“板凳队员”,最终只能步步后撤,困守热河。
1948年,随着北方重镇承德失守,对于国民党当局来说整个华北局势崩坏。然而石觉却升任第九兵团司令,他与李文兵团一同成了北平城内最后的蒋系中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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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傅作义决定和平起义时,石觉敏锐察觉形势不可为,竭力争取空运撤离部队,在计划受阻后,果断与李文带领一批高级军官乘飞机南逃,保住了自身及其核心班底。
这次成功的“转进”,不仅保住了石觉自己的性命,更向蒋介石证明了他在绝境中的“忠诚”与“可控”。
命运各异
比起石觉,同样是黄埔出身的王耀武,在济南战败逃跑过程中被俘;骁勇善战的邱清泉最终也战死于淮海战场。
战绩平庸的石觉在丢城失地后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更受信赖。这其中原因正在于一个没有卓越战功和庞大私人势力的将领,其全部资本都系于蒋介石的信任,而这样的人对于老蒋来说才是最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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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曾惋叹汤恩伯连累了石觉,称其“本为最有希望之将领”。蒋公这句评语很有意思,与其说是蒋对石觉军事才华肯定,倒不如说是对其“忠诚”品质的认可。
在蒋介石退至台湾后,石觉的生涯开启了第二春。他先后担任台湾防卫副总司令、“副参谋总长”、“联勤总司令”,最终官至“铨叙部部长”并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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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石觉的这些职位多属军政、后勤与人事系统,而非一线作战指挥。可能老蒋心中也清楚,石觉虽然听话,但是很跟胡琏等人比起来还是差了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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