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分析：国内刑法学四大流派

作者：梁剑兵，退休的法学教授专业领域：法理学、中外法律史

国内刑法学四大流派

退休了也闲不住，一边做专职律师，一边翻看刑法学界新著，颇觉今时不同往日。当年的刑法学界虽也有争论，但大体还围着“社会危害性”“犯罪构成”几个核心概念转。如今却已分野成泾渭分明的四大流派，各说各话，各守一方天地，倒像是学术界的“战国格局”了。

头一派，我唤作“《刑法》评注派”。 这派学者多在出版社当编辑，或是在普通院校任教。他们的作品很实在，多是《刑法条文配套解读》《刑事指导案例精编》这类实务工具书。翻开来看，一条条司法解释列得清清楚楚，一个个案例编得明明白白，法官、检察官办案时放在手边，随手就能查到依据。这派学问不做高深理论，专为解决实务中的具体问题，像是刑法学界的“工匠”，踏实、有用，但也止于有用。他们的贡献在司法一线，但学术史上怕留不下太多痕迹。

第二派，是“刑法教义派”，陈张周三教授为主。 这派如今势头最盛，尤其在中青年学者中拥趸甚众。他们师法德国、日本的刑法理论，把“三阶层”“违法性认识”“客观归责”这些概念讲得头头是道。读他们的文章，常要面对一堆新造的术语，什么“功能责任论”“规范保护目的”，文风越来越玄，有时候绕来绕去，竟忘了原本要解决的是什么实际问题。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学问总要讲求体系，概念总要不断精密。但关起门来把玩概念，自顾自地完善那一套逻辑，不免有些“学术游戏”的意味了。我总想起古人说的“买椟还珠”，那精致的理论盒子固然好看，但里面装的，还是中国刑法典的“珠子”么？

第三派，“刑事政策派”，根基最深，前有储教授后有贾宇和梁根林。 他们常以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为阵地，贾宇牵头，认为看刑法不只盯着条文，更看重它“治国安邦”的功用。他们研究“宽严相济”如何落实，讨论刑事政策如何引导立法司法，时刻把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统一挂在心上。这派学问有大局观，接地气，深谙中国法治运行的现实逻辑。只是有时过于强调“服务大局”，法学自身独立的批判性和规范性，不免要打些折扣。法与政治之间的那条线，在他们那里，似乎画得没那么清晰。

最新第四派是“外部社科派”。 这派学者最有闯劲，把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语言学的方法都搬进了刑法学。主要有白教授，还有苏力等法理学者。他们或者用数据模型分析量刑偏差，或者用法社会学或法经济学理论解读犯罪现象，最近兴起的“批判刑法教义学运动”正是他们的手笔。他们嘲笑教义学的“概念自闭”，主张打开窗户，看看真实世界里的法律究竟如何运行。视角确实新鲜，也给沉闷的学界吹进了劲风。但风险也在这里：当刑法学变成社会科学的一个注脚，它作为“规范科学”的核心——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份独特的担当，会不会在眼花缭乱的数据和模型中渐渐稀释？

在四大流派之上，高铭暄先生和已故的马克昌先生岿然屹立，两位先生不仅仅是刑法典的创立者，更是刑法学界双璧，并称北高南马，系刑法学通说的奠基人与集大成者，堪称刑法学界灯塔。

看着这四派并立，两老辉映，我倒不急于评判高下。评注派务实，教义派精微，政策派持重，社科派新颖，各有各的活法，也各有各的局限。这或许正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再没有一种声音能笼罩全场。

只是有时午夜梦回，想起我们那代法律学生，手捧一本1979年的刑法典、争论一个概念就能激动半天的时光，不免有些怀念。那时的学问，似乎更“热”一些，与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悲欢苦难，贴得更近一些。

窗外冬意渐浓，春天也不远。学派的更迭就像四季轮转，自有其道理。后来者或许会在我们止步的地方，走出新的路来。作为一个退堂的教书匠，我且泡上一杯浓茶，慢慢看这潮起潮落，静待时间给出它的评判。

2026年1月24日 故乡长安，未央区，夜已艾，未明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