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大事》“父权意识”集中爆发，解春来、林冬福、杜涛成典型

当李秋萍用所谓的经济理论“口红效应”规劝孙小燕不要退掉卡拉OK机时，当李秋萍用浅显易懂的“在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候，大众娱乐反而兴盛”解释什么“口红效应”时。

李小燕借用亲自登台与形形色色有钱男人合唱情歌方式大赚特赚的行为，或许跟李秋萍口中所谓的“口红效应”有着天壤之别。

当李秋萍在向刘为民解释了“800元的彩色电视机”之后，当她看着电视机中播放的《编辑部的故事》时。

至少可以通过这部电视剧大致确定《小城大事》所处的时间节点应该在1991年-1992年间或之后几年，也正是我们邻国日本开始经历“失去的十年”经济停滞的时期。

与此同时，本应该在1998年《过度消费的美国人》这本书中才被正式提出并被世人所熟知的“口红效应”，实际上并没有在经济学上被正式确立或确认。

而作为《过度消费的美国人》中所提及几乎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则在1993年前后就基本上趋于缓解或结束了。

所以从时间线上来说，李秋萍口中的“口红效应”，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历史穿越，一种对经济学理论过于浅薄的解读。

虽然“口红效应”中提及的事例确实存在，但这与整个美国的社会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不能将其直接与经济理论划上等号。

首先从个人经济能力与社会财富积累来说，“口红效应”有一个月海新城无法跨越的鸿沟，那就是基础经济的高低不同。

作为一个吃到“战争红利”最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在经历了前后两场世界大战却丝毫未受到波及的国家，无论是国家本身还是中低阶层的普通民众，其财富的积累并非像我们这种被侵略和掠夺国家可以想象与比较的。

另外，之所以有“口红效应”的出现，还跟美国这个国家自身女性地位提升和新技术迭代有着巨大关系。

因为女性是口红这种商品的主要消费人群，而在技术高速发展之下，在新工业技术不断发展之下，这种可以进入流水线的商品价格也在不断下滑。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女性终于有了“投票权”和“经济支配权”的国家，当原本那些只能在家中相夫教子的女性开始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和社交场合后。

虽然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所有人都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工作与经济压力，但女性这个相对男性更为特殊的工作群体，非但没有在此期间大量失去工作，反而出现让人惊艳的陡峭式斜坡式大增长。

虽然这一系列的历史与李秋萍口中的“口红效应”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或许李秋萍说的并没有错。

因为在这样一个经济与订单并不景气的大时代、大环境下，李小燕却能凭借自己精致的美貌与不错的歌喉，让自己的馄饨摊不降反升做到了人满为患。

这样的结果虽然未必是所谓的“口红效应”作祟，但却与“经济大萧条”中女性工作没有明显下降和对口红需求明显增长有不谋而合之感。

当笔者写到这里时，当笔者突然发现多少有些偏题时，我才猛然发现之前所写“父权意识集中爆发，解春来、林冬福、杜涛成典型”这篇文章的含金量，我才赫然发现原来《小城大事》前后剧情中深埋的东西有多么让人惊艳。

关于《小城大事》的解读暂时先写到这里，更多精彩解读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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